专题论坛六：全球可持续发展：市场的力量
时间：2015年6月27日（下午）
地点：中国大饭店一层大会议厅B
主持人：尊敬的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来到全球智库峰会主题专场，我是来自上海电视台第一财经频道的主持人张媛。我们今天论坛的核心议题是“全球可持续发展：市场的力量”。】
本场主题论坛由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主办，国经咨询股份有限公司承办，同时由澳大利亚电信特别协办，也得到了中铁四局股份有限公司、智纲智库以及上海第一财经、华夏时报机构的等大力支持。今天的主题论坛分为三场，前两场的巅峰对话是完全由电视来录制，并将在上海第一财经频道首席评论当中播出，前两场由我为大家主持。第三场是由华夏时报总编辑、著名财经评论员水皮先生为大家主持。】
首先进入到我们的首场巅峰对话，有请我的搭档嘉宾主持，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执行局主任张晓强先生。第一场巅峰对话的主题是“如何利用市场的力量来推动全球可持续发展”。参加第一轮巅峰对话的嘉宾。他们是：国家开发银行行长郑之杰先生，全国工商联副主席、香港经纬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陈经纬先生，著名经济学家、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先生，澳大利亚电信国际总裁陈永正先生，中铁四局集团总经理王传霖先生，以及马来西亚亚洲策略与领导研究所首席执行官杨元庆先生。请各位嘉宾上台落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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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各位好，欢迎来到首席评论全球智库峰会的特别现场。从昨天的开幕式一直到今天，我们各个论坛的主题讨论都在围绕着一个大的议题，就是“全球可持续发展”。首先我想请教张晓强主任，可持续发展不是一个新的概念，为什么此次峰会把这样的一个概念放在如此重要的位置上？】
张晓强：我想至少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第一是2008年空前严重的国际金融危机，至今世界多国都在探寻可持续发展的新路径。第二是联合国2000年宣布的千年目标是到2015年截止年，今年9月要在纽约召开联合国大会，联合国各成员国的元首政府首脑要共同研究确定新的发展目标。我们作为国经中心和有关方面认为，可持续发展应该作为一个核心议题。第三是它体现一个与时俱进的概念，因为比如说联合国在上世纪90年代确定千年目标的时候，像气候变化这样重大的挑战，当时还没有放到很高的层面，现在大家多方的共识已经认为，全球气候变化是当前人类社会所面临的最重大挑战之一。虽然这次突出可持续发展，单纯从名词来讲不新，但是它体现了新需求、新内涵、新趋势。】
主持人：同时也是在探索2015年后的新路径。提到全球经济体，如果说“绿色、气候变化”是一个共同遇到的问题，我想请教李稻葵教授，比如说在过去，一些新兴经济体在发展过程当中，高耗能、高污染和繁荣这似乎是共生的，因为一旦要发展，可能付出的代价就是环境。现在我们要探索一个可持续发展这样的模式，这是由市场发展的趋势倒逼的，还是说要环境才要发展，这种关系鸡生蛋，蛋生鸡的关系是怎样的？】
李稻葵：的确，在过去的发展经验里，环境保护、可持续跟发展本身往往是矛盾的。我想强调今天这个时代不同，今天整个倒过来，今天可持续、绿色本身就要发展，我们以北京为例，北京大家最关心的一件事，每天早上出来是空气质量，早上起来看手机，PM2.5是高是低，都关心这个事。关心PM2.5是社会的需求，怎么能够降低PM2.5的指标呢，怎么改善空气的指标呢？靠投资。必须把周边的落后的产能淘汰掉，同时投资于新型的、绿色的产能，这本身是一个增长点。讲得更明白一点，现在的时代跟以前不一样，一是有互联网，在互联网的时代，老百姓心声和需求毫无遮掩的表露在决策者面前。第二是现在不缺技术，绿色技术到处都有，风力发电、太阳能，还有各种绿色的炼钢炼铁的技术。第三是这个世界至少中国经济本身不缺储蓄，储蓄是不缺的，资本也许缺，有技术、有储蓄，有老百姓的呼声，这几个搁在一块儿，就告诉我们，增长是解决绿色发展问题的根本。绿色发展离不开增长，所以下一轮中国经济的增长很大一部分的动力来自于绿色增长，来自于环保的和环境的治理。
主持人：也就是说产业结构调更适合全人类发展的模式，这是大势所趋，提到不缺乏储蓄，不缺乏资本，产业升级需求是强劲的，这时候可能就涉及到整个金融的需求，请教郑行长，刚才我们谈到产业转型升级要迈向中高端的水平，这是市场发展的必然趋势、必然结果，对我们的“引进来”、“走出去”的工作也提出更高的要求，请问我们国开行，中国应该如何来适应整个经济全球化和产业变革的趋势。
说到“引进来”和“走出去”这两者的关系如何统筹呢？】
郑之杰：我觉得主持人的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好，当前在全球化深入发展的过程当中，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和国际经济金融秩序应该是加速调整，高水平的“引进来”和大规模的“走出去”应该成为新时期对外开放的重要特征。从1992年以来，中国一直是对外吸引外资的最大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来讲是世界第二。2014年我们吸引外资的水平已经达到了1200亿美元，但是随着中国的劳动力的成本增长，土地的成本增加，过去我们的各种要素的成本都有所上升，同时随着能源、资源和生态环境的约束强化，我们再简单靠数量上的引进外资已经不能满足中国经济发展。我们在考虑引进外资数量的同时，还要考虑引进外资的质量。】
当前的中国经济面临一个极大发展的机遇，从2002年到2013年我们对外投资的总额应该是平均年增强了40%。2014年我们非金融领域的直接对外投资已经达到1029亿美元。随着全球经济的联系的日益紧密，“一带一路”的建设推进和区域的互联互通，国际产能合作的逐步升温，我觉得世界各国与中国的合作意愿应该是不断加强。中国的企业“走出去”开展基础设施、产能合作等方面的条件也更加成熟。
关于政策支持方面，一个是继续推进自贸区的建设，完善配套的政策，深化体制改革，推动金融方面的合作。谢谢。】
主持人：好的。您前面提到“一带一路”，特别是2015年整个中国企业“走出去”，包括“ODI”的数据都一直在上升的大的趋势。提到可持续发展和新时期的“走出去”，同时也是中国政府提出“一带一路”这样一个大的战略下密不可分的二者。“一带一路”在中国现在是国家级的战略，这个过程也是全球参与，涉及到全球40%的人口、50多个国家。大家既是利益共同体，又是命运共同体。想请教陈总，在这个过程当中怎么看“一带一路”当中的机遇，企业在这个当中的使命和作用是什么？】
陈永正：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因为澳大利亚不在“一带一路”上，事实上在场的很多公司也不在“一带一路”上，大家参与论坛其是要看大家机会在哪里。我个人觉得用中国的话来讲有一个顺势、造势和借势的说法。中国加上其他的国家一起投入，“一带一路”上面的企业和国家肯定有很大的发展。借这个势，我们各种企业在里面都有机会取得发展。比如说我们澳大利亚电信是亚洲最大的海底光缆的网路。我们网路里面的流量肯定因为“一带一路”借势就有增长。】
如果看待“一带一路”国家，就像我们中国15、20年前一样。那么未来15、20年区域的发展，对我们来讲就是必须加大在当地的投资，比如说我们跟印尼电信在印尼成立一个合资公司，我们跟菲律宾和其他的地方也在谈合作，我们就加强在亚洲和在“一带一路”上的投资。
最后是造势，很多的业务以前因为网路和交通不够好，没有办法做。未来不光是基础建设、电信、互联网都有成长，在这里面我觉得造势非常重要，我们应探索新的“ICT”的发展和合作。
最后是我们跟中国公司有更多的合作机会，因为中国公司“走出去”的时候通常遇到问题是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怎么样相处。我们在亚洲已经有25个国家有办事处和业务，如果我们能够跟中国合作伙伴一起来联手，强强结合会更好。】
主持人：说得非常好，顺势、借势、造势，反正要搭上这个“顺风车”，提到澳大利亚不是在“一带一路”过程中，但是你们看到这种机遇，一定要做。另外，请教中铁四局王总，“一带一路”作为中铁四局肯定是非常重要的参与者，整个“一带一路”战略当中也是基础设先行，这对于企业来讲既是机遇也有挑战，从广大的市场空间来看，您怎么看中铁四局在这个过程当中的机遇和挑战？如何让企业发展的同时，同时还能践行企业社会责任，您在“走出去”的过程当中有哪些故事跟我们分享。】
王传霖：谢谢主持人。作为中铁四局，是一个社会企业，所以这次国家提出“一带一路”是我们绝好的“走出去”的机会。对“一带一路”的沿线国家来说，实现可持续发展也是一次机会。这一次我觉得国家提出“一带一路”，实际上我个人认为是把我们国家30年改革开放的经验和成果与世界各国进行分享。
以施工企业为例，国内30年的改革开放，国家大量的基础设施建设，成就了我们一批施工企业成长，包括设计的实力和施工的包括技术装备的。因为我们国家的幅员辽阔，各种地质情况和气候都有，比如北方的哈达县是高寒地带，海南岛是热带的，周边的沿海有京沪高铁，西部有高原，包括青藏铁路，包括现在的兰新铁路，到新疆的，穿过隔壁沙漠，现在准备修高铁。在西南，国家西南“中山居里”（音）可以成为世界地质博物馆，我们在很多隧道里要架桥。我们因为这几十年在国内大量的施建，已经积累了从设计到施工到装备，积累了大量的经验，而且国家已经建立了一些体系和标准，设计标准、施工标准都已经建立。这是我们30年改革开放施工企业最难得取得这个宝贵经验。通过“一带一路”可以把这些经验拿去跟世界各国来分享。】
另外，我们国家提出“一带一路”的时机非常好，如果在十年前或者二十年前，我们根本就不具备这个能力，而现在我们具备这个能力。十年前，我们中国中铁是进入世界500强的时候是441名，2014年是86名，全球最大的承包商225家排名，前十名中国有六家，前四名都是中国企业。中国的建筑业是我们国家最具有竞争力的行业。对我们这次国家提出的“一带一路”，肯定是一个非常好的利好消息。同时我觉得由于我们施工企业目前的实力，对我们国家“一带一路”的提出的战略也是一个强力的支撑。首先我个人认为对我们既是机遇，同时对沿线国家也是一个机遇。也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机遇。】
第二，至于“走出去”我们也有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第一点是要立足长远，合作共赢。出去的时候一定不能盲目的跟风，要调研清楚才能出去。同时合作共赢是出去要立足长远，要长期扎根，而且是一种以利他的，行为上一定是要利他的，才能达到我们治理的目的。】
第三，优势互补，各取所长。原来我们出去的时候是所有的东西都是从国内带去，现在我们要学习西方的世界500强的大企业在全球整合资源，现在我们在非洲用当地的同样的工种和国内带去的大概支出只是相当于我们五分之一、四分之一，我们国内的人工成本已经很高了。必须在全世界来整合资源。
主持人：谢谢。提到在走出去过程当中既有经验，又有教训，比如你提到跟沿线国家的时候要有合作共赢，不能什么都自己带，要向国际的跨国公司来学习，更多的来全球范围内的整合资源。这可能是很多中国企业在“走出去”和当地的国家在合作当中共同面临的一些问题和挑战。晓强主任，面对像中铁四局面对的问题，您曾经也主管这部分的工作，您对于这一类中国大的央企走出去有什么样的建议？
张晓强：从我个人的经验和了解的情况来看，中国的央企“走出去”，可能有它的优势，但是也有需要注意的地方。一是因为央企的身份有时候对当地政府，当地企业感觉到你是中国政府的代表，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准确的把握我是一个企业，是一个市场主体在参与国际的合作与竞争，把它把握好。二是你是一个中国的大型企业还是央企，因此中国的央企在“走出去”的时候以企业、以市场经济规律为基本，同时还是要注意发挥好企业的社会责任。三是中国的企业现在“走出去”的越来越多，国有企业，既有中央的也有地方的，股份制企业、民营企业都在“走出去”，在这种情况下，会有竞争，这是正常的。但是要避免过度恶性的竞争，这几点处理得好，可能对央企的“走出去”就能更顺利一些。】
主持人：确实非常实在，央企在“走出去”的过程当中，首先要厘清是政府的背景还是企业的身份，这非常重要。特别是当大企业，股份制企业或者民营企业“走出去”过程当中，现在我们能看到充满的不确定性，当下的经济环境当中，企业的步伐相对还是谨慎的，李稻葵教授，您对于这个问题有什么样的建议吗？】
李稻葵：首先应该非常明白，我们中国自己的经济环境，我们的政策环境是在全球范围内来看是非常特殊的，所以不能简单的把在中国的成功经营的一些办法简单的复制到扩张到国外去。首先要研究当地的，中铁的老总们你们肯定有很多心得，研究当地的法律、当地的文化和当地的潜规则和明规则都得研究清楚。还有一条必须要把握大势，不能只看到生意，只看到这个地方修一条路现在有需求，但是如果它的整个政局发生了变化，甚至于国界都重新划了，你怎么办，找谁要这个还款，找谁要帮你支持正常的运输的秩序。这个大势要判断，当然这方面需要我们的中央政府跟企业包括民营企业一起来做好工作。这种案例非常多，我们要做好思想准备，既然要出去投资，肯定会有打败仗的时候，不可能是常胜将军，你企业也有亏的时候，所以要做好亏损的准备，碰到亏损的时候不必要惊恐，总体的大战略是对的，做好亏小钱的准备。这一点，郑行长的体会肯定非常深。
主持人：既然“走出去”了一定会有风险，做好亏损的准备。中铁四局是一个央企，刚刚陈总也提到纯国内的企业和跨国企业的视野不大一样，陈总对这个问题有什么样的回应。
陈永正：我觉得跨国企业一般来讲，它先是制定一个全球的战略，然后按照全球的战略，来做组织的布局。我觉得国内的企业在国内因为在过去20年发展的过程当中，在发展规划上稍微粗放一些，如果有一个差别，可能这里最大的差别就是如何把全球的战略作为很细的分类规划，找对了市场，找对了你能竞争的地方，按此布局你的人才。其实最重要的，尤其是互联网企业是靠人才，怎么找到当地的人才和国内能够往外发展的人才这个布局下去，成功的机会会比较大一些。
主持人：当然不同的背景企业在面对同一个问题的时候解决的方案一定会不同，这就是我们讨论这个问题的价值所在。请问杨先生，我们刚刚在讨论整个企业“走出去”，在海外投资的问题上，不管是国有的企业还是跨国企业，他们在面临不同风险的时候，他们应对的方式是不一样的。我想请教您从马来西亚智库的角度如何看待在“一带一路”过程中，这种企业的对外投资和“走出去”的方式。】
杨元庆：谢谢主持人提的这个问题。我认为中国企业在过去的六年当中已经做得很不错。比如在美国、欧洲、澳大利亚和东南亚国家，中资的企业已经表现得相当不错，我觉得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要做好市场调查，要了解你将进行投资的市场，这样的话能够识别希望找到的合作伙伴，同时要很好的对选择合作的伙伴，这对于你生意的成功来说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在海外。同时还需要知道自己的长短之处，能够找到好的合作伙伴，做到强强联合。同时需要有一个全面的战略，刚才李教授已经提到，他也说我们要进行市场分析，包括经济和社会的大的趋势。同时我们还要进行评估，知道你和你的产品或者服务相关的一些问题。谢谢。
主持人：最重要的“走出去”是对当地市场的了解，同时选择非常可信任或者可以和自身需求匹配的合作伙伴。我大概来把杨先生的观点简单的提炼一下。提到企业家在投资“走出去”过程当中一定是谨慎的，希望把整个的风险降到最小，特别是在不确定性程度比较高的时候。我想请教陈总，您来自香港，香港在整个中国来讲，它的自由程度和国际化的程度是最高的。在新的时期，比如说“一带一路”大的倡议之下，这种香港的企业在这个过程当中如何更好的来践行自身的国际化的特点呢？
陈经纬：刚才也讲了，香港目前来讲在我们中国一部分，就是国际化水平最高的地方。我曾经在很多个场合提过，在倡导“一带一路”建设过程当中，要发挥香港桥梁纽带的作用。因为在我们国家改革开放初期，香港在引进外资方面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在近十几年来中国企业“走出去”要65%是通过香港完成的。在“一带一路”建设过程当中，香港发挥的作用是特别大的。因为香港有很多外国的公司，大公司在香港有办事处。香港企业长期与“一带一路”的经济交往比较密切，所以香港对“一带一路”这些国家的风土人情、文化和法律法规，相对就比较熟悉，在“一带一路”建设通过香港这个桥梁纽带，可以少走了很多弯路。因为我也提过，中国倡导共生共建共享“一带一路”的建设，不是中国自己一家的事情，而是大家一起来做的事情。提出以后，60多个国家积极的响应，当时还有部分的国家缺乏沟通的平台，还存在不少的疑虑，所以我提出应该倡导，用市场的力量来推动，特别是发挥海外华人华侨的作用。因为海外华人华侨对当地的情况了解，与当地的政府、企业和政商界的人脉很好，夯实好这个基础，为政府增加一些互信。在这方面要发挥商协会、智库的作用，就是来协助推动国家“一带一路”的规划。
目前来讲，市场的力量是非常大的，民间的力量也是非常大的。刚才讲到国企、民企，因为我是全国工商联副主席，也是中国民营企业交流比较多，我们在吉林长春开常委会，顺便也开了一个论坛，关于企业“走出去”，中国民营企业“走出去”的积极性很大，而且非常认真。未来来讲，民营、国企“走出去”合作里面要加强沟通，特别是到海外投资不要发生恶性竞争，国外一些国家妒忌中国的快速发展，存着很多嫉妒心，我们在“走出去”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到国家形象，不要做一些不负责任的事情，让人家找到短处。】
主持人：非常实在，其实就是企业家之间互相的沟通非常有价值。您也提到在这过程中由政府来倡议，由市场的力量践行，建立整个“共商、共建、共融、共通”这样一个大的环境。提到整个“一带一路”战略，它整个涉及全球53个国家和94个城市，这里面区域的特点和文化的特点，各方面的特点是非常复杂的，下面一个问题想请教杨元庆先生，这其实是一个希望全球治理的问题，在这个过程当中，您怎么看“一带一路”战略对于全球可持续发展这样一个大的战略，这两者之间的关系？】
杨元庆：“一带一路”的倡议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倡议，他对于东南亚的国家是非常的重要。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能够加强中国和东盟国家的互联互通的建设。我们希望能够加强各国之间的沟通联系，同时还能加强能源的供应。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计划使得我们能够帮助很多这样的计划实施，同时随着亚投行的成立，我认为许多的基础设施的项目在东南亚国家的基础设施项目都可以大家亚投行的支持。
主持人：提到了亚投行，亚投行很快就要成立，在首批的创始成员国当中大概了解的情况是53个国家。请教郑行长，在整个国际化“走出去”过程当中，国开行的角色，它跟其他的商业银行、投资银行有什么样的不同。在开发性金融应该如何助力“一带一路”这个大的战略呢？】
郑之杰：先说开发性金融和其他商业银行的不同，因为开发银行是中国唯一一家开发性金融机构，它的特点非常明显，是以国家信用为依托，以市场化为基本运作模式，以保本微利为原则，以中长期投融资为载体，这就是开发性金融机构的特点。再说一下开发银行在“一带一路”建设当中的贡献，李稻葵教授说了好几次，说最大。刚才我说了是全球最大的开发性金融机构，也是中国最大的对外投融资的合作银行，也是中国唯一的开发性的金融机构。在这“一带一路”建设当中作为最有特点的一家金融机构，应该发挥自己的积极和独特的作用。到目前为止，我们的对外投融资的业务已经达到了3100亿美元，全球63个国家都设立了工作组，与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有业务方面的往来。
在“一带一路”的沿线国家，我们已经有400多个项目的承诺的贷款，1567亿，占整个业务的28%。这个比重还是非常大的。我们作为开发性的金融机构，我们主要的做法，一个是以规划先行为引领，第二是以重大项目为抓手，这是我们开发性金融机构的一个特点。到目前为止，我们完成和正在开展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各类规划有37个，比如说中巴、孟中印缅，中蒙“经济走廊”规划，比如说跟印尼、塔吉克斯坦，和科威特、匈牙利国家的规划合作，同时在规划过程当中，我们储备了大型项目是416个，储备额是2870亿美元，这里面有交通、通讯、制造业，也有基础设施建设，是分类的。我们应该说要继续发挥长期积累的基础设施建设，中长期投融资和国际业务方面的经验和优势。要积极参与“一带一路”的建设，促进“一带一路”区域的长期的繁荣和发展。谢谢。
主持人：好的。国开行是目前最大的开发性金融机构，也提到着眼于整个中长期的一些大的项目，包括提到中巴、中蒙、印尼等等这样大的经济项目的储备。刚才我注意到一个小细节，王总在郑行长发言之时，看了郑行长一眼，中铁四局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们有很多国际的大项目，你们在实际的金融支持过程当中有什么样切实的困难吗？
王传霖：我们在走向国际的时候有这么几个瓶颈。一是国际项目的风险很大，涉及到社会、经济，有可能是战争，还有可能是宗教文化习俗不一样，国别也不一样。这对我们出去以后风险是特别大的，比国内的影响这个项目的因素太多，有一些还不可控。包括刚才李教授讲的还有一些潜规则在里面。我们难以把握，这可能需要政府层面或者智库给我们多提供一些帮助。
二是现在的国际承包跟以前不一样，以前是投标，现在基本上都是带资承包，需要融资。因为大部分现在是发展中国家，缺资金，希望带资去。这样我们出去就希望能够得到像郑行长这样给我们大力的支持，我们在前面找项目，把这个项目信息给我们郑行长一汇报，看这个项目行不行，行的话，给我们提供融资，这个需要给我们提供帮助。我们应该是最迫切的是金融方面的，这样我们才能真正的“走出去”。】
李稻葵：在我的右边是咱们开发性金融的“巨无霸”，它的规模是世界银行加亚开行，加非洲开发银行加欧洲开发复兴银行加拉丁美洲银行之和还厉害。每次我见你都说你是“巨无霸”，您这相当于16岁的姚明，个子非常高，身体肌肉可能还不多。在我左边是国际投资的“巨无霸”。我想讲什么，智库的作用非常重要，什么作用？每当我们中铁去搞一个工程，你派一个工程师去，我觉得国家这个层面不仅要知道，而且要做好思想准备，万一你的工程师被绑架了，我们的军队怎么保护你，怎么撤回来，怎么协商，你这边投资一个项目，一个项目可能GDP的10%，真有可能，你投1块钱，我们后面得跟着1.5元，万一这个国家还不起钱，我们救不救，如果不救的话，血本无归，如果救的话，说不定还可能给它救活，这就是今天美国人、欧洲人碰到的难题，我们也开始碰到了。我们得把每一个项目都记住，给国家做好预案，救不救，怎么营救，军队去救还是资金去救，都得全盘计划，智库是非常重要的。】
主持人：李稻葵教授说得好，一方面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当中有它切实遇到的的问题和困难，国开行要给到优质非常好的项目，它们彼此之间是供需之间的关系，在这个过程当中，智库可以把所有中间信息的不对称和断层一点一点弥补上来。在这个过程当中，想请教陈总，其实每一个企业在过程当中都面临产业升级，刚才李稻葵教授讲的是整个公司治理，更大的来讲，如果公司够大的话，是对于多元化的文化系统政治、文化非常综合的要求。对于一个全球的企业或者如果说一个16岁的姚明要成熟起来的话，从澳大利亚电信方面来讲，您有什么样的建议和经验？
陈永正：我觉得电信公司遭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大家都知道，微信起来了之以后，大家都不太用短信，所以中国移动和中国电信同样遇到的问题，就是“OTT”互联网对我们产生巨大的冲击，为此我们开过好几次的战略规划，我们重新定位我们公司，如果用一句话来讲，我们希望给每个人提供更灿烂的、更好连接的一个未来。不管什么样的服务你都需要连接，我们产业一定要升级，遇到现在从来未有的挑战，第一是为了更好的连接，我们必须进入云计算。第二是必须进入软件的平台，现在的世界互联网是一个软件的平台，我们是在连接上面，我们在互联网，我们必须要进入软件的平台，我相信任何企业在现在都必须有一个升级的运作。】
另外稍微响应一下，刚刚晓强主任和陈主席都讲到，企业“走出去”一定要有社会责任，有一个企业形象，对社会有贡献。我们澳大利亚电信几个做法，首先是每个员工都参与，这是一个态度。第二是我们按照自己的想象，做数字鸿沟，比如说培训了14万的澳大利亚的老年人，14万对中国很小，比如我们在北京市培训14万个老年人上网，花了1.4亿的澳元，做了偏远地区的接入。另外我们企业还有一个减碳30%的项目。我觉得这是一个企业能做的。我相信如果每个企业都这么做，尤其中国企业出去也这么做，肯定对社会有帮助，对形象有帮助。】
主持人：提到自身的企业，无论是成熟型的企业还是在成长期的企业都会涉及到可持续发展的问题，请教陈总，作为全国工商联副主席，您接触了大量的民营企业，在这个过程当中，您前面已经提到需要发挥商会、协会、智库的作用，在整个企业面临升级或者是国际化、全球化这样的问题当中，对于智库，前面李稻葵教授已经提出来，给晓强主任也下了任务，对于智库的要求很大，这里对于智库具体的要求是什么呢？
陈经纬：中国的民营企业国际化刚刚开始，对一些外国的法律法规等等政策还是了解不够，中国企业“走出去”首先要知己知彼，用自己的力量能够参与国际化的竞争才可以“走出去”，不是所有的民营都可以“走出去”。刚才讲了商协会，特别是智库的力量，因为智库人才汇聚，国际上每一个国家、每一个行业都有专家在研究，民营企业如果比较大的项目投资，可以请智库做专题研究。对当地的市场、劳工、法律、政府管控、风土人情等等作出一个详尽的研究评估。这样就会减少刚才李教授讲的要准备亏点钱，如果做生意准备亏点钱是太痛苦的事情，如果出去开始赚小钱，以后赚大钱，所以亏钱是比较辛苦的。说到香港要发挥作用，两位大行长也在谈，香港要发挥国际金融中心的作用，从配套资金融资来讲，目前香港国际资金利息相对比我们国家来说是比较低的，包括国家政府要支持，合起来做一个自有资金，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再去扩大融资到海外投资发展，这一方面也是非常有作用的。我是香港中国商会的主席，在前几年举办了海外投资年会，在这方面做了很多的探讨和研究。现在中国企业“走出去”，特别是参与“一带一路”的建设，是中国企业新一轮发展的重中之重的目标。但是要有很多事要做，要发挥智库和商协会的作用，要多参加这些论坛，多了解世界，多调查国际市场的情况。“走出去”首先我们要有积极性，要有冲动，但更要谨慎“走出去”。
主持人：非常实在，并不是所有的企业都适合“走出去”。其实说到市场的力量，其实是内生的力量和外赋的力量共同的作用，是双引擎的作用。比如我们提到企业发展绿色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来适应未来，可是如果能够在救市，适时转型，对于企业来说直接就是生和死的问题。前面都提到对于智库方面的要求，请教张晓强主任，在这个过程当中如何起引导和扶植企业技术创新转型来达到它转型的目的？
张晓强：技术创新的主体还是企业本身，它根据市场竞争、企业发展的战略来主动的发挥自己的动力。但是确实也需要政府一定的支持和引导，比如说你通过运用恰当的财税或者是价格政策，可以鼓励企业增加研发的投入，可以鼓励企业去发展像新能源或者是新能源汽车，这都是需要政府一定的财税或者是价格政策的支持引导。再比如说，作为很多科技型的中小企业，在创业初期遇到困难，这几年我所了解中国政府以创业引导基金的方式带动社会各方资金，为科技型的中小企业在它创业的早中期帮一把，让它能够成长起来。当然更重要的还是政府要通过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等等这样一系列的措施，为企业愿意积极创新营造一个好的环境。】
主持人：确实知识产权保护对于企业的创新来讲目前在整个大的环境之下，对于企业的杀伤力还是很大的。李稻葵教授，当时我们在达沃斯见面的时候您提到政府和市场双引擎的概念，前面张晓强主任提到企业要借助财税方面的政策帮助自己转型，自身还是靠企业自己，在转型过程当中，这里大的企业、中小企业和初创企业，怎么利用好政府这个力量来双方配合，达成转型呢？
李稻葵：我们还是聚焦于可持续发展，在这个问题上应该说主要的任务在政府这一边。规则要清楚，游戏规则要清楚，我们就讲污染的问题，讲北京周边的污染问题，如果政府定出非常简单、非常透明的标准。钢铁厂什么样的排污标准是不合格的，马上关掉，这个标准定出来之后，我相信这些企业自然就会得到这个信息，政府去执行。不合格的企业关了之后，产能下降，相关的供给量会下降，价格就上去了，钢的价格上去，因为供给量少了。价格上去之后，新型的、绿色的产能自然就有人投资。现在是什么情况？现在是规则是有的，但是没有人执行。所以很多污染的钢铁厂继续生产，另一边绿色的高效率的、低耗能的沿海一带，曹妃甸的工厂不敢开工，一开工就亏损，这方面非常明确，政府的责任就是把规则讲清楚，认真的执行，剩下来的企业自然会按照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利润最大化的目标去运行，剩下的事情市场就搞定。
主持人：谢谢。所以万变不离其宗，所有这些东西都是由整个政府来指导，来厘清目标和责任是什么，构建一个好的环境之后，企业可以在这个环境里自由的生长。最后充分讨论了在可持续发展大的框架下，市场的力量和企业的力量应该有所作为。请张晓强主任给我们总结一下，企业在这里发展的过程当中是否有脉络可循，还是什么，整个企业究竟该如何利用自身的力量来完成整个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呢？】
张晓强：至少两点：一是市场需求的这种发展，它实际上在推动企业和产业的转型升级，比如说公众对更高质量的空气、更清洁的水、更优质安全的食品的需求越来越高，它必然将推动企业、产业你自己在技术设备和生产过程、产品的质量等等方面更加符合这种不断提升的需要，是一种可持续发展的需要。不提升，你自己就没有办法生存。
二是我认为从更广的视角来看，随着像中国、印度加到一起，还在进行工业化和城镇化，对于资源、能源等等的需求非常大。而资源、能源的瓶颈约束已经在中国这样的国家非常突出了。如果我们把它也是从一种市场供求的角度来看，就是说资源、能源在一定意义上是越用越少，价格必然就越来越高，稀缺。但是科学技术的发展，它是永无止境的。有人说知识是越用越多，而不是越用越少，因此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看，也可以说市场的供需，资源环境那边越来越紧，要使得企业，市场这样一种状况在推动市场主体企业更加注重依靠科技进步的力量实现自己的发展。所以我想这个核心点就是实际上这两个角度，它是一种市场力量推动企业向着可持续发展，依靠科技进步去走。
主持人：谢谢张晓强主任的总结。其实我们进行这么多将近一个小时的充分讨论，我们从整个国内、国际、央企、外企、跨国企业从政策面、金融层面都进行非常充分的讨论。对于整个的企业来讲，可持续发展是一个大的话题，当然也关系到整个共同国家的命运，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企业、任何一个个人都不是独立存在的，所有的过程当中没有标准答案，但是大的趋势确定了以后，只有共同的分享、共同的开放和交流彼此的智慧和观点，才可以来寻求出最终的一种最好的解决方案。再次谢谢台上的各位嘉宾智慧的分享。】
接下来我们将进入到第二场巅峰对话。
我们将会更加的聚焦，我们这一期的主题是“自贸区和金融创新改革对于可持续发展当中的作用”。在这个环节有请到参与巅峰对话的嘉宾是：中国人民银行前副行长马德伦先生，国务院参事、中国经济50人成员、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常务副理事长汤敏，日本经济研究所所长、前日本央行副行长岩田一政先生，智纲智库创始人、著名战略规划专家王志刚先生，以及中国上海自贸区管委会副主任朱民先生。这一场嘉宾主持同样是晓强主任。】
我们这一场主要讨论自贸区和金融创新在可持续发展当中的作用。首先第一个问题还是想请教张晓强主任，自贸区的发展，上海自贸区从2013年成立以来到现在一年多的时间有非常多可以借鉴的经验，整个上海自贸区也进入到2.0的版本，整个自贸区的发展和金融改革对于重塑2015后的全球化新格局，构建开放型的经济新体系，它有什么特别重要的战略意义吗？
张晓强：它确实有非常重大的战略意义，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一是中国发展到今天，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货物贸易的最大国家，外商投资是世界前三位，对外投资也走到世界前列，中国自身在经济全球化不断发展的这样一个同时，你在全球经济所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当然你要承担的责任也越来越大。二是大家现在经常谈到的，就是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有诸多的挑战，怎么转型升级，跨越中等收入的陷阱，把这两个大的背景结合到一起，就能够感觉到只有通过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的新体制，破除体制机制的障碍，使中国的对内对外开放相互促进，“引进来”和“走出去”更好的结合，以对外开放的主动赢得经济发展和国际竞争的主动，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促创新，从而建成一个开放型经济的强国，已经到了这样一个历史性的阶段。因此在这种情况下，要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有很多内容，但是上海自贸区的建设是非常有特色，非常重要的一项内容，因为整个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内容很多，加快推进自贸区战略是重要一项，除了对外谈，中国自己主动的进行自贸区试点，通过自贸区试点推动包括金融开放体系在内的多项改革开放试验，对整个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具有非常重要的先导作用，要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主持人：非常巧，朱主任就坐在您旁边，张晓强主任作为国经中心的领导和专家，包括您曾经主管的很多机构里面，对整个金融创新和整个大的可持续发展有很多自己的思考和见解。您看我们今天台上的嘉宾有两位原央行的副行长，有经济学家，有现在主管自贸区的主任等等。我觉得您不妨我们就真正的巅峰对话，把话筒交给您，您有什么样的问题敬请切磋。
张晓强：因为朱民主任参与了自贸区起步的设计到自贸区建立的试点，到此后进一步经过国家批准，扩大自贸区的试验，是不是可以请朱主任谈一下，通过上海自贸区这样一个试验试点，在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等等这些方面，看看朱民主任有一些什么体会和想法。
朱民：谢谢张晓强主任。其实我们上海自贸试验区的建设一直按照中央的要求，经过了一年多的努力，我们在构建与国际通行规则相衔接的基本的制度体系方面取得了一些阶段性的成果。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最大的一个体会就是要始终把建设国际化、市场化、法治化的营商环境作为首要目标。第一是要充分借鉴国际规则的一些基本的理念，同时又要充分结合中国市场的实际情况，比如说我们为了促进投资领域政策的进一步透明，我们实施了负面清单的管理的模式，这个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实际上是一整套的制度体系。除了对负面清单本身进行不断地优化和完善之外，我们还包括对法律法规的调整，事中事后的监管以及争议解决的途径，这一套配套的制度措施。再比如我们推进了国际贸易单一窗口的建设，这个国际贸易单一窗口的建设是把原来多个贸易监管部门的业务整合到一个跨部门的综合平台上，把原来的纸质文件的审批转变为标准化的电子数据的处理。所以这个国际贸易单一窗口是1.0版，是涉及到17个部门28项业务，其实讲到国际贸易单一窗口，我们向国际上很多先进的国家学习，许多国家在国际贸易单一窗口方面有多年的经验，我们的工作是刚刚起步，但是我们想按照刚才张晓强主任也说了，我们国家现在是贸易第一，我们与我们国家国际贸易相符的要求，探索我们在国际贸易当中的中国的需求和中国的标准。这是我们一个积极体会。】
张晓强：王志纲先生是智纲智库的创始人，曾经也是战略的规划策划人。曾经对于地方政府企业的国际化的战略管理进行过多项的咨询。您觉得通过上海自贸区也好，或者更长远一些，更宽广一些来看，如何能够进一步把自贸区的这种创新和改革的活力更好的释放出来。】
王志纲：作为一个民间智库探索者，我想站在一个开放的角度来谈谈中国通过“一带一路”的探索，通过自贸区的建设去寻找中国的可持续的再上台阶的发展。因为我这几十年有幸几乎参与了整个中国的改革开放的过程，30年前在新华社，可以说如果10年时间参与到整个中国沿海开放的布局，就从整个广东和福建四大特区的建设，到后来保税区的建立，一直到小平南巡，可以说我都基本上在参与。当时写了很多内参报告，作为中央的决策依据，现在回过头来看，整个中国这几十年的发展，有几个带有规律性的东西很值得思考。
第一个问题，改革和开放看起来是两轮驱动，其实真正有效的是用开放来促改革，往往是主观上想改革是改不动，往往是通过开放反而回过头来能促进我们的上层建筑和关键因素的变化。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
第二，经过了这么多年的发展，我们回头来看30年前中国有两句口号，第一是叫做国际大循环，大进大出，那时候我们的要求是非常简单的，就希望能够市场在外面，资源在外面，通过中国取之不尽的劳动力来换取整个中国的发展。第二是关于发展，整个中国来讲是梯度开发，按照小平的话说是一部分地区先发展起来。最后拿20年的时候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成了整个中国乃至世界都非常受关注的世界工厂，有了这个才有了后来的所谓产能转移，这是前面20年。】
现在到了这10年，我们中国的经济从温饱到人均GDP7000美金，经济总量已经世界第二，这时候我们作为一个智库也走向了全球。在全球的过程当中发现一个问题，你不支持它，它也要“走出去”，在“走出去”的过程当中有两种力量，一个是国家战略，一个是市场的载体，我们这些年受到很多委托，我深深感到到现在位置都没有探索出来，第一件事情，胡锦涛在任的时候，有一个中非合作论坛，其中有很多非洲的项目，最典型的是毛里求斯，最后我带了团队去了毛里求斯，我见到总统、总理，见到很多的部长，与他们交流，发现我们在决策上有很大的问题，就是政府行为、官僚行为超前，最后的结果作为企业的载体，它们所接受的指令基本上是一种官僚指令。本来我们到了毛里求斯以后发现他们的定位是要做中国产业转移的一个加工地方，毛里求斯是被称为上帝先发现了毛里求斯，然后才发现天堂，是马克吐温说的，的确是太平洋上的一颗明珠。我们去看了，这个地方绝对不能搞加工厂的转移，而是整个中国进入非洲最好的桥头堡和旅游目的地和旅游胜地，甚至是总部经济聚集区。去了以后这个事情要调过来也很难了。】
第二件事，这个事情往前推的时候，我们的上层建筑根本跟不上，进出口银行的问题，甚至还有外交部的问题。我见了我们的大使，最后跟大使交流的过程当中发现大使的思维方式就是一点，别出问题，反复告诉我们，周总理说的，外交无小事。一切一切都是不要出问题。在这种思维下，企业怎么做事呢。企业的力量，市场的力量就是敢于创新，敢于突破，最后这两种不同的文化和价值观约束到一起，做不下去。
还有我们直接参与了老挝万象的项目，我们有央企去做，我们帮助它把亚欧峰会很顺利的做成功，作为一种市场化的东西，这只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后面还有巨大的市场需要去挖掘，包括老挝、缅甸、泰国，有很大的资源可以做。但是没有想到，我们的央企已经开始庆功了。因为他们是一种政治思维，是属于中央交代了我这个任务，我已经完成了，我的任务就完成了。至于最后钱收不收得回来，跟我没有关系。
第三个案例，最近刚刚发生的重大的外交事件，就是斯里兰卡海港城，斯里兰卡去年底和我们签了合同，我三次计划要去斯里兰卡，最后由于外交上的问题，连习大大出面都没有解决，对方一直告诉我们，非常欢迎你们来，但是现在还没到时候。这一系列说明什么问题呢？根据我几十年从事咨询服务和探索的经验，我发现科学的发展观需要科学的方法论，特别是走向海外，我们讲任何事情必须讲四化，第一是谋划，比如说现在习大大提出“一带一路”，这是谋划。最关键的是第二化是战略的策划，把政治、经济、文化、历史、民俗都搞明白以后，拿出一个可持续发展的一揽子的解决方案，这时候再调动我们国内的资源和当地的积极性，这种解决方案出来以后。第三才是规划，这种规划才是落实到地上。最后是计划和实施。如果按照这四化走下去，我相信整个中国的“一带一路”会少走很多弯路，非常庆幸现在很多企业包括我们的政府跟10年前已经有很大的转变，我们受了很多委托，在“一带一路”项目上有很多在做探索，希望两三年以后有所突破。谢谢。】
张晓强：王志纲先生从他自己的实践对中国企业的国际化发展的“走出去”归纳出了很好的“四化”，同时他也提到，实际上是通过开放来促改革，倒逼改革，形成一个良性互动的发展格局。我觉得还是很有启发的。】
主持人：刚才志纲老师因为他曾经是记者，走访了非常多的企业，切实看到这样的经历来得出这样的总结。所以请教汤老师，自贸区的这种建设如何更好的和国际接轨，如何在适应国际规则的同时来缩小这样的公平之间的问题，您怎么看？
汤敏：刚才朱民先生讲得很清楚，我们之所以建这个自贸区，我们的目的就是要跟国际接轨，因为现在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到了新的阶段。而且世界上的整个国际规则也在发生不断地变化。比如说像美国一直在推动的TPP，包括在大西洋地区的TIPP等等，都在把过去我们熟知的或者我们已经很好利用的这些国际规则都在变化。在这种新的国际规则下，我们中国的改革开放怎么做，我们哪些对我们是好的，我们能开放到什么程度，这些就需要一个试验，我们要很快的把整个的国家都开放，可能有一些风险比较大，所以我们做了上海自贸区，还做了其他的一些自贸区，都是拿现在世界上最先进的一些新的规则到我们这儿来试一试，看看我们的企业，我们的经济能不能承受，而且我们内部应该怎么改革。上海自贸区本身它就是我们如何去适应新的国际规则，怎么样让我们的改革能跟它更好的接轨，我觉得这是自贸区的最大意义。
另一个角度，我们要改，同时我们也应该让其他的国家也要做一些改革。最近的中美经济贸易对话，我们看得很清楚，过去都是单边的美国跟中国要求什么，现在是双边的对话，因为我们研究也要求美国要更开放，不但美国要更开放，其他的国家也要更开放，因为中国过去是吸引外资，现在我们大量的资金是往外投，我们从去年开始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已经超过了外国对中国的直接投资，而且我们的对外直接投资每年以20%左右的速度还在扩大。因此我们的企业需要保护，我们的企业需要以更好的环境，否则的话刚才王先生说的，去了可能是更大的损失，我们好不容易积累的财富，出去打水漂的话几个水漂就没了，我们不仅自己要改革，还要跟其他的国家一起商量来改，特别是保护中国企业的利益，给中国企业以更好的环境，实际上这对接受国也是好的，因为它也可以得到资金，也可以得到就业。这里面就需要一个试验，需要我们自己不断地摸着石头过河，我们需要不断地推动，上海自贸区在这方面就非常重要。另外上海自贸区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就是关于金融改革，人民币正在逐渐的国际化，我们的资本账户也要慢慢的开放，但是开放速度要有多快，我们哪些开放对我们是有很大风险的，哪些开放实际上没有那么大的风险，我们要加速，这些都在上海自贸区试验，包括在广东和其他地方的几个自贸区，它的意义和任务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应在这里加快这些改革。具体的改革措施有很多，包括现在宣布很多，其中核心的从金融角度来说就是怎么样让人民币更国际化，在这一个小小的地方，怎么样让它更国际化，用更开放，人民币更自由的流动。我们很多金融的一些措施在其他地方暂按时还不行的话，能不能在自贸区的地方先行先试。我们现在一系列的政策都在推动，这些推动如果成功的话，很快就能够推广到全国。朱民主任的任务还非常重，而且意义也非常重大。】
主持人：整个上海自贸区真的是以改革试点在先行先试。整个上海自贸区的经验其实是前无古人的，提到整个先行先试的过程当中，企业究竟需要一种什么样的金融的政策来支持呢，即便是现在自贸区可能人民依旧冀望于金融创新、科技创新更进一步，请教马行长，从现在先行先试企业发展到现在这个阶段，有很多金融的需求，比如刚才汤敏博士也提到人民币国际化，您怎么看待金融创新现在这样一个节奏和步伐，金融究竟该如何创新才能够更好的服务于企业的环境呢？
马德伦：关于金融创新，上海自贸区提供很好的试验平台，它都是可以推广、可以复制的，在上海自贸区先行一步，通过上海自贸区的试验，再进一步的扩大，从金融创新的角度来讲，到了当前我觉得是进入了一个关键的时期。也就是我们改革的攻坚，伴随中国经济改革、金融改革30多年进行到现在，几大根本的问题必须通过进一步的深化来得到解决，从而使金融的改革像大家谈到的我们的贸易规则要接轨，我们的服务和管理要接轨，金融也要接轨，实际上要实现经济的完全尊重市场的力量，或者我们的经济要“走出去”，面对的问题，一个是商品的自由流动，通过加入世贸组，来打破贸易的关税壁垒来解决。另一个劳动力资源的流动，这当然需要劳动力的素质和劳动力的基本技能。再一个就是货币的这种跨境自由流动，货币的跨境自由流动，一个是依赖于我们的货币开放，各位已经知道1996年我们宣布了货币在贸易项下的可兑换，资本项目的兑换我们一直在努力的进行，上海自贸区它的资本账户的开放，是很大的。但是坦率的说，还有一些小小的障碍。离我们最后可兑换还有一步之遥。
实际上这种开放对我们正常经营企业一个最有力的支持，对那些不遵守规则的企业，人民币开放，坦率的说他们也有办法，可以绕过管制。所以我在2001年到2005年曾经在外汇局工作，在我工作的时候发现对于那些不守规则的企业，他们实现了可兑换，我就说了一段话，我说经常可兑换，资本不可换，两者一掺换，一样可兑换。或者说内地不可换，香港可兑换，两地一流转，一样可兑换。这是一个现实。但是我们的政府对正常经营的企业必须提供一个便利。另外是人民币国际化，“走出去”，如果实现货币的可兑换，这是人民币“走出去”的一个必要的前提。货币要“走出去”，还要留得住，但是“走出去”、留得住的前提条件是可以回来，这些都是相辅相成的。我们的货币在跨境贸易、投融资这些方面，这几年从2010年以后有很大的发展，大家知道我们的货币在贸易结算中，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越来越高，包括现在我们也在准备加入“SDR”，这对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走出去”提供有力的支持。像我们今天的论坛主题一样，充分尊重市场的力量，利用市场在市场规则面前大家都有均等的机会，这就是我们所致力于金融深化改革所要达到的目标。】
主持人：谢谢。提到现在整个人民币在国际化进程当中，其实真正意义上可兑换可能还是有一定的时间所在。接下来请教岩田一政先生，您曾经也是任日本央行的副行长，您如何来看，如果是一个国际化程度非常高的一个经济体，当然现在经济也遇到一定的难题和问题，您怎么评估应对全球竞争的时候，一个国家的金融政策应该如何来制定以保持这个国家可以在整个的全球竞争当中保持一个相对稳的状态。】
岩田一政：在我看来，中国政府希望把上海打造为一个亚洲的金融中心，东京也是一个亚洲的金融中心，但是最近他们的地位受到了削弱。现在主要是伦敦、纽约、香港、新加坡，现在东京的金融中心地位只能排世界第五。但是东京和香港、新加坡相比，日本有一个很大的国内的金融市场，这样的话，国际的投资者到我们这里来可以有很多的事情可以做。而负面的国内的金融市场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现在税率太高。现在我们的税率还是公司税的35%，这和其他亚洲国家，特别是和亚洲像新加坡、中国，还有中国香港相比都是要高很多。同时不仅是公司税的问题，要为了成为国际金融中心，我们还需要积累知识，积累专门的人才，我需要有一批金融专家，在这一方面东京必须是一座宜居城市和适合工作的城市。最近我感到非常惊讶，有大批的中国游客到东京访问，我们非常高兴他们到我们这儿来访问和游玩，这证明东京的国际吸引力。现在日本政府正在准备举办下一届的奥运会，整个大东京区是被认为是一个城市，我们也鼓励外国的游客能够在奥运会期间能够到东京来有，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我们需要有良好的大量的基础设施的投资，改造我们的城市，使得外国游客他们到国家来能够更方便，同时还要加强英语语言方面的培训。所以这对于我们整个东京市的国际化来说都是有帮助的。这是我们现在面临的一个问题，我的这个中心最近提出了一个提议，就是东京要加强国际金融地位的工作，同时包括像证券和证券研究方面对中心来说都是一件好事。我的一个观点，如果你看一看亚洲的市场的话，我想日本市场的发展是不够的，我们需要做出更多的努力。
我们看到需要一个亚洲的平台，在处理清算方面的业务。我认为在这一方面香港具有一些优势。比如说一些海洋证券系统等等，对于东京来说，我们要建立这样的清算机制，能够处理多种货币的。同时还能够处理多种亚洲地区的债券。另外一个问题，我们的消费者信贷的市场和欧美的市场相比，他们是一个单一的市场，如果你有一张信用卡的话，你可以在哪里都可以使用，这对于消费者来说是非常方便的。但是亚洲现在还缺乏这种一体化的消费者信贷的市场，我们希望东京未来是不是能够成立这样的消费者信贷的中心。我想这两个方面就说明了我们正在努力的工作，跟上海相比，我认为上海的自贸区仍然在不断地努力，希望早日实现国内金融市场的完全的开放。同时希望实现人民币的完全可兑换。最近人民银行宣布，他们决定实现人民币的基本可兑换，基本可兑换就意味着在一些地方仍然存在着限制和控制，他们希望防止货币大进大出，可能会出现的负面的影响，对国内经济的影响。我认为如果到最后人民币要想成为主要货币的话，中国要进一步开放自己的国内金融市场，进一步提高人民币的可兑换性，这两个目标必须要加强两个之间的协调，如果只进行一个方面的改革，可能会造成金融的不平衡，我们在80年代在日本就遇到过这个问题。我们那时候也在进行国际化。我们曾经也遇到类似的问题，出现了一些拖延的情况，我们两方面的努力是不够协调的，这会导致国内市场产生泡沫，而且这个泡沫是非常的巨大，泡沫破灭之后我们长期陷入了停滞，这是90年代的情况。所以从90年代开始我们就进行改革，我们工作的人口也发生了一些变化，中国也有过类似的情况，我知道中国的老龄人口将会不断地增加，我知道中国的新常态也是和中国的人口经济相关的。随着人口的大幅度下降，中国地方上一半以上的市政可能因为人口的减少而消失，我们需要振兴小城镇，同时中国已经成立了经济的特区，自贸的特区。比如说东京大学周围的地方，在日本就被划为一个特别的区域，在那里可以建立一些初创的企业。我想科学研究已经和商业化的市场更紧密的联系在一起。比如说医药业就是一个例子。我认为我们需要进行开放的改革。我感到我们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是和美国相比，美国每天都会成立很多大学为基础的初创科技、初创企业，有时候一个月就有2000家，所以我们需要进一步的讨论这个问题。】
同时，我们知道中国现在非常重视科技的发展，而日本在金融机构上的一个重大的进展就是用人工的信息，现在IBM正提供着一个新的国际的服务。什么时候可以帮助我们进行发展。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影响，它使得我们能够提供相应的服务。这是我们现在的情况。我们现在生活在第二个机器的时代，我们大脑的工作被机器取代，过去是我们的体力劳动被机器取代，我们知道这个机器或者是人工智能它们似乎有着人脑的功能。谢谢。】
主持人：非常完整的阐述了日本这方面的情况，一方面是日本遇到的经济的困境，比如说公司企业税会相对比较高，整个日本的这些政策层面，包括未来老龄化这些层面，包括一些解决的方案都给出了非常完整的介绍。先就整个金融层面，请教朱主任，前面提到日本在考虑货币国际化这个问题当中，当时在八九十年代也曾经出现了节奏的延缓，其实是为了防止整个货币本币的大进和大出，前面马行长也提到当下虽然在自贸区范围之内资本项下是开放的，还是没有完全程度的开放，在整个自贸区对于这部分的考量是什么，一方面是整个货币本币的开放，另一方面提到国内整个金融市场的构建，在这一点上对于构建企业的良好发展环境和金融环境，自贸区有什么具体的考量？】
朱民：金融制度的改革也是自贸区改革重点的内容之一，目前我们自贸试验区对于资本项目可兑换，它的改革设计是设计了自由贸易账户，所以在自由贸易账户上目前已经可以实现本币和外币的自由兑换，而且是从境外到自由贸易账户里面的资金不需要任何的审批。同时我们还发挥自由贸易账户的作用，实现了内资企业和外资企业外债管理的政策统一。同时自由贸易账户现在已经承担了我们面向国际的资本市场的资金进出的渠道。现在你看我们有24家金融机构接入了央行的监管系统，其中大概有4家左右是非银行机构，就是证券和黄金交易所以及财务公司之类的。自由贸易账户的功能是在不断地完善，我们通过自由贸易账户实现了资本项目有管理的可兑换。其实我们自由贸易账户这个功能的设置也为我们进一步的推进资本项目可兑换提供了一个技术的基础和载体的支撑。所以我们称之为基础设施。其实昨天上海召开了陆家嘴金融论坛，在金融论坛里“一行三会”的领导也对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和上海自贸区下一步的金融改革也发表了很多内容丰富的新的信息。所以我们听下来，下一步自贸试验区的内容一方面围绕上海金融中心建设的要求，进一步在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利率市场化，外汇管理体制的改革，以及面向国际的资本市场的建设，以及构筑开放经济体系下的金融安全防范网，这方面进一步的努力。同时，上海自贸试验区的金融制度的创新也是跟我们的投资制度、贸易的制度、监管的制度创新是结合在一起的。现在我们自贸区的管理部门和我们人民银行是有一个相互交换信息的监管的系统。所以它是一个“四位一体”的推进机制。我们想实际上我们是在贯彻一个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原则，同时要服务好我们上海国际贸易中心建设，这就是我们下一步金融进一步的改革创新的大的方向。】
主持人：非常清晰。马行长，前面朱主任已经提到在未来整个金融改革的层面更加国际化，利率市场化，汇率市场化的方向在走，同时在开放的时候，监管肯定也要跟上。金融说到底还是服务于实体的，在对内支持比如说落后的产能、淘汰的过程当中，以及产业升级过程当中，还有前面岩田一政先生提到东京在尝试的一些扶植很多科创型的企业，从孵化期就开始提供服务，前面提到东京的情况和美国还有很大的差距，中国也在搭建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体系，比如说主板、中小板、创业板、新三板，这类以及与深圳中小板的绿色通道都即将在建立过程当中，您怎么看一方面对外的开放监管，以及对内的扶持支持实体，这两者之间的结合，您的建议。】
马德伦：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大家应该看到，如何更好的支持实体经济的发展，其实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改革的决定，我们可以看出来，几个大的方面。第一是金融市场的准入的放开，对各类想要进入市场的主体一视同仁，这样的话，市场主体的增加会使我们的金融机构更富有竞争性。可能还会打破现在的同质化发展途径，使我们各类金融机构的市场服务能够细分，满足各类不同主体的需要。】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改革就是利率市场化，从而使资源的配置更加有效，资金的配置更有效，更使各类主体在市场利率面前获得一个平等的地位，也使那些有一些企业长期占有的信贷资源，其实在利率不充分的情况下他们会获得一些优惠的便利，这样会取消。其他的企业也会容易的获得。利率市场化之后，根据其他国家的经验，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是直接融资和发展，因为本土的信贷会萎缩，更多的企业会到市场去寻求融资。对于传统做信贷业务的银行，它的服务必须好，同时也会开拓中介服务，更好的利用市场来扶持企业。
另外就是汇率的市场化，让汇率实现一个基本的均衡，让我们的企业更富有竞争力，更在国际市场上有这样的一种活力。
再就是我们的资本账户开放，最终取消管制。昨天人民银行副行长在陆家嘴金融论坛上对下一步的开放提出几点设想，包括法律上进行修订，包括取消大部分的事前审批等等，这些实体经济会从金融改革中获益，而利率的这种金融的竞争和利率的放开会使边际成本和边际效益更加接近，银行靠大的利差来赚取更丰厚的利润的日子可能要过去了。所以整个的贸易和投资的便利化，融资的便利化，市场的活跃和产品的丰富，我们的企业就会获益。
主持人：当边际成本和边际效益趋近于相同的时候，整个金融更市场化的改革趋势也势在必行。前面马行长和朱主任都提到在金融改革的过程当中是在一步一步向前推进，请教汤敏博士，现在整个的金融环境和企业不同规模的企业，大的企业、中小企业和初创型的企业在发展的过程当中的环境，您觉得怎么样？企业自身的发展情况直接关系到一个国运和一个大的可持续发展的话题。
汤敏：总体来说我们企业所面临的这种环境还是非常严峻的，一是因为中国整个的经济正在进入一个新常态。过去企业按照老的常态设计的这种增长模式和发展模式现在已经碰到很大的困难。中国劳动力短缺，劳动工资上涨非常快，中国要保护环境，所以环境的成本上涨非常快。所以成本上涨都非常快。另外一方面，全世界的消费，中国的出口包括国内的消费也不是特别的强劲，国际上还是非常疲软的，在这种情况下，大量的中国企业现在正在处于一个转型的过程。一部分企业要转到国外去，一部分企业要在本地升级，在这个升级的过程当中，会比以往更需要资金的支持，金融的支持，需要更灵活，而且更精准、更好的由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恰好在这时候，我们金融也在进行着改革，我们很多的领域里面，金融的改革，大量的资金不一定能够很快的或者比较好的由金融行业把它分配到真正的实体经济里，特别是在实体经济里目前非常困难的是这些小微企业，需要转型的企业，而这些企业又恰恰不是我们现在金融行业的主要的服务对象。这些他们就会更困难，包括现在我们在过去一段时间房地产的“泡沫”，包括最近一段时间的股市的泡沫，都会使资金尽管从人民银行的角度来说，货币政策已经不是非常的紧。但是由于别的地方赚钱更快，别的地方赚钱更容易，资金自然就会流向这些，这样就造成我们小微企业、民营企业和包括一部分国有企业也是非常困难的。】
因此，下一步的金融改革可能要看怎么样解决实体经济缺血或者血不够，怎么样让更多的资金能够到实体经济里，特别是到转型的经济里，这将是我们金融改革非常重要的部分。包括现在做的利率改革，包括现在做的人民币国际化的过程，这些怎么样把资金流入到实体经济当中，支持实体经济，把它结合起来。这应该来说是非常富有挑战的，刚才马行长也说了，现在很多的改革正在推进，推进的过程中也就是解决这个问题的过程。
主持人：的确，改革不是一蹴而就的。不过您还是提到本周的痛点，一个敏感词“股市”。到现在为止，我们已经讨论整个的可持续发展的大框架之下，自贸区的这种制度的建设以及金融创新对于整个构建企业发展的的环境充分进行的交流。我们利用最后的时间有请马行长为我们今天做一个总结。整个在金融大的改革的背景下，整个中国方方面面都在改革的大背景下，金融如何改革，以怎样的节奏才能够更好的构建一个良好的环境来使得中国保持足够的可持续发展的竞争力。】
马德伦：大家其实对金融改革确实给了很多的希望，也给了很多的期待。我们金融界的同仁也感觉到压力也很大。但是这种压力其实就是我们前进的动力。如果我们回顾30多年的改革，可以说金融改革始终走在各方面改革的前面。但是现在是到了改革的最关键的时期，我们所有的改革其实都是改革中最重要的一步。这些重要的步骤完成之后的成果，各位是可以看到，也是可以期许的。改革的步伐在加快，重要的改革方面，其实上海自贸区的这种试验平台就会给我们提供很多的经验，包括刚才朱民主任提到的我们的自由账户的问题，这种经验的复制和推广，我们相信其实各位都会看得到它的成果。
另外一个方面，作为中央银行在宏观管理的角度来讲，我们的调控手段也在悄悄的发生了很多变化。正在从数量型向价格型转化，这种价格型的转化包括去年大家看到央行出台的一系列的措施，包括我们定向的降准，那种降准就是货币政策和信贷政策的一种结合，它的支持方向是非常明显的。所以各位相信我们的同仁在努力，一定会给大家一个满意的回答。但是我也知道对金融永远各位不满意，你要问各位贷款容易吗，大家都说不容易，借钱贵吗？大家都说贵。和我们的目标总还是有距离，但是是对不同的企业而言。相信一句话，市场的力量，也相信一句话市场面前大家都是平等的。谢谢。】
主持人：好的。最终还是相信市场的力量，市场面前人人平等。志纲老师，也请您为我们今天的讨论做一个总结。
王志纲：我再说几句题外话，刚才都是金融专家，而且结合自贸区的设定和探索谈了很多改革和开放最尖端的问题，是资本和金融的问题。放在更宏观的层面来讲，今天我在中国，伴随整个中国的全球化以后，我们作为一个智库也深深感到很多信息，把它高度的概括起来，其实下一步的中国归结起来就是两句话，是“走出去”和“请进来”的问题。什么叫做“走出去”，“一带一路”是“走出去”，其实还有很重要的就是“请进来”。中国今天的问题是一个产能过剩，低端经济上不了台阶的问题，中国要继续发展，必须是升级换代，提质增效，然后是腾笼换鸟。这些年在开放和改革当中，一个很重要的我们没有意识到的问题，当我们“走出去”时候还有很重要的就是“请进来”，包括日本的这位先生，我去过欧洲和日本、美国很多次，我就深深的感到整个欧洲包括美国、日本有很多已经过剩的知识产权和技术，甚至是服务。而这一点我们没有引起高度的重视，这些年我们帮助很多企业，比如到日本，请进来三个专家，帮助了整个中国二三线很多做百货行业的企业上了很大的台阶，改变之大，你们都想象不到。我们组织几十个企业到以色列，跟以色列的对接，把水的使用、生态、环保的使用直接转化为企业的经济竞争力。我们到了日本，找到了日本一批退休的老人，帮助广东的一个生产纸板的企业，把原来高耗能的纸板从热处理变成冷处理，最后不用烧煤炭，不用碳排放，而且纸板在减低一半的时候，还胜过比它厚一倍的。像苹果手机的包装物都愿意采购它的。这些事情就是市场的力量，载体就是企业家，我们作为“一带一路”、改革开放以后最后的重心还是要好好放到启发市场的力量上面来。】
主持人：最后靠企业家每一个人的践行，靠企业的力量不断往前发展，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市场面前确实人人平等，只有越来越快放，市场的活力才能越来越释放好。再次感谢台上的几位嘉宾。谢谢。
两场的讨论已经完成，接下来到第三场的巅峰对话。第三场的巅峰对话将由华夏时报总编辑水皮先生做主持。】
主持人：现在进入第三场巅峰对话主题是“企业的力量推动全球合作，践行可持续发展”，这一场的嘉宾主持依然是张晓强先生。
这一场的嘉宾是：中芯国际集成电路制造有限公司董事长周子学先生，同时是中国电子信息行业协会的副会长、秘书长。大家都知道“互联网+”是一个热的发烫的概念，待会儿听听他的真知灼见。还有一位是王辉耀先生，国务院参事、中国与全球智库的理事长。南存辉先生，正泰集团的董事长。王建亚先生，诺基亚大中国区总裁。张亚勤先生，百度公司总裁。有请几位上台。】
我们专题论坛主题是“全球可持续发展：市场的力量”。市场的主体是谁？市场的主体就是企业。所以我觉得任何谈国际化，谈可持续发展，如果离开了企业，那就是形而上的论坛，说老实话意义不大，最后的践行者都是台上在座的企业。说到践行，大家知道再过几天就进入7月份，2015年7月是中国加入WTO第15个年头，也是保护期到期的日子。我相信在座很多朋友都记忆犹新，在加入WTO前后我们是非常纠结的，中国实际上意味着门户开放，中国企业能不能应对跨国公司的冲击，是当时的一大担心，但是15年过去，你会发现我们现在已经到了谈论“一带一路”的时代。所以我也特别有兴趣想知道同样是一个国际化，我们当初是对外开放，现在是“走出去”，时代背景不同了，在座的企业家心境是不是不一样，他们认为同样是国际化，15年前和15年后有什么不同，每个人都先发表一下意见。现在有请南存辉。
南存辉：“一带一路”的战略提出来，其实得到了世界各国的积极响应，当然也得到了中国学界积极的响应。现在主持人讲的，很多年之前，20年前也好、30年前也好，与今天国际化的道路和我们“走出去”的做法，显然又有一个明显的不同。】
拿我们正泰来讲，我们以前发家在温州，在温州做国际贸易，现在我们的产品也是通过温州人，也是通过各种各样的方法卖到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卖得很辛苦。我们积累了30年的技术、管理、创新的优势，我们有一整套的解决方案。从产业来讲原来的电气，像氢能源、太阳能、光伏，以及到现在光学方面的投资，我们开发电站，建设运营电站，把一个传统的制造业变成了一个光伏的产业之外，而且变了这种模式，就是就地进行投资。这一次总书记提出“一带一路”的战略，我们认为是一个非常伟大的构想。而且现在正在积极推动和实施当中，作为我们来讲，我们也提出相应的举措，跟过去是不一样的，我们去年11月份继习总书记访问印度以后，浙江省委书记作为浙江省的带队到印度，我们工商联配合150个民营企业家到了印度，印度出席了200个企业家，我们落地了11个项目，25亿美金。我们在印度，像正泰若干年以前就开始布局，把我们原来的一些卖产品变成卖服务，这样的话我们现在输出去的产品，我们的思路完全变了。变成什么？现在有很多专家包括学者非常善意的提醒，也就是说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会不会是一个简单的去产能化的过程，会不会给周边的国家和地区带去一些落后的产能或者是带来一些其他的负面影响。我从制造业角度谈谈怎么做怎么想的，我们通过30年创业创新当中特别是最近几年我们的转型升级当中，我们到欧洲、到德国，收购了德国全世界最好的、最大的太阳能光伏的企业，把它的技术和一些管理和我们的一些优势结合起来，拿出最新的、最先进的、最好的对象到印度，到“一带一路”的国家去进行布点。我们带去的是绿色的能源，绿色的发展理念，一定是最先进的技术，最好的东西，参与到“一带一路”建设当中去。
现在经过30多年改革开放当中，成长起来一批优秀的企业，龙头企业，其实都在思考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想获得可持续发展，一定是绿色、环保、可持续，一定是靠你的高技术、你的管理能力、你的核心竞争能力提升，并不是靠简单的上世纪以前有一些国家地区把简单的产能转到中国来，我们现在是中国雾霾很重，绿色产品全世界在使用，我们还备受责备。这时候不仅是中国的国有企业，甚至连中国的民营企业，这个观念都在转变，哪怕服务都在用电子商务，上次阿里巴巴马云一起去了。全部用的是现在的手段，信息化的技术、互联网的技术等等。所以我认为今天中国的企业，在中国制造2025的规划指引下，在智能制造的时代会随着互联网起来，将来一定会不一样，我相信以后的中国制造一定会给“一带一路”也好，给全世界也好一个崭新的姿态。】
主持人：谢谢。南存辉提出了很好的见解，他以自己的公司“走出去”的方式，输出服务的方式，输出先进产能的方式回答了一个问题，就是中国“一带一路”是不是为了转移过剩产能。这个很多人是有疑惑的，事实证明，我们15年成长起来的中国民营企业是具备了全局的视野，而且有本土化发展的理念，有可持续的融入当地的、造福当地的境界，很不容易。当然我后面还会有一个问题会问，因为正泰来自于温州，我们在座的各位出国几乎全世界各地都能碰到温州人，说明我们勤奋。后面我们会聊一聊新的时期，海外温州人怎么能够形成更大的团队力量，在形成中国式跨国公司的过程当中，正泰集团有没有自己的考虑和思考。还是延续前面第一个话题，我们请第二位嘉宾。
王建亚：以跨国企业来看，“一带一路”在过去几年也做了很大的转变，以诺基亚这边来看，在之前中国市场在2G都是做通信，无线通信，在2G、3G的时代，基本上跨国企业可能把国外一些标准，一些设备好的技术带来中国。但是现在的转变是什么？现在的转变比如说我们现在无线通信已经从2G、3G演变到4G，中国的标准，事实上跨国企业扮演很重要的角色，中国这边的创新和标准带到全世界。以诺基亚这边来看，我们之前在中国市场可能是以制造为主，但是目前我们整个在中国市场做一个转变，从制造进步转变成以研发为主，目前我们比如以诺基亚中国大概有一万个员工，但是一万个员工里面有超过一半，5000个员工事实上是在做研发，创新。比如说在杭州就有超过3000个研发工程师，这些研发工程师做的是以中国TDD的标准为主，推动到全世界。
同样我们在4月份也宣布了并购了阿尔卡特朗讯，在中国它有13000个员工，我们加起来以后，2万多个员工，有超过1万个完全就是研发为主、创新为主。这些从目前的4G到未来的5G，互联网+，中国本地这边的所有研发创新能够推动到全世界，整个跨国企业在中国在过去几年也在做这个转变。谢谢。
主持人：谢谢王总。提到诺基亚，我今天上台之前就觉得最不好面对的就是诺基亚的中国区总裁，因为我觉得我不知道怎么问他，才不失礼貌。因为早年间我去过诺基亚的总部，在芬兰，而且去了他们基地就是大学城一样的基地。我当时非常感慨，因为就是一个科技园区，我们国内很多科技园区的房地产开发项目，开发不成就搞成园区。那个真是一个科技园区，很多两三人、四五人的小公司，就像大学城一样。这是十几年前就看到的。当时非常感慨，觉得诺基亚的生命力真的很强，当时诺基亚已经保持十几年全球手机市场份额第一的位置。我觉得有这种像蜂巢一样的科研团队在那里，怎么会落后，怎么会被智能手机时代给淘汰，这是我百思不得其解的地方。我今天还是冒昧的把这个问题提出来。我就想听听来自诺基亚的人究竟怎么看这个落差。】
王建亚：基本上诺基亚这一家公司已经150年，今年5月份我们庆祝150年，诺基亚是怎么起来的呢？主持人刚刚说到从芬兰，芬兰人口不到600万，550万人，在150年前就是森林很多，所以从造纸开始做橡胶、雨鞋，做到电缆，然后再做到终端、通信。我相信诺基亚我们所有的员工的DNA就是随着时代要做转变，当然我们在去年有做很重要的转变，之前很多诺基亚都知道终端，其实诺基亚除了终端之外，我们后面还有网络的设备。去年我们公司又做了很重大的转变，我们将我们的终端卖给了微软，所以诺基亚现在是以网络设备为主，我们全球还是有6万名员工，在4月15号宣布并购了阿尔卡特朗讯，并购之后，事实上是有超过12万名员工。在网络的设备上，我们是全球最大，另外我们在整个的营业额里面也超过250亿欧元，所以诺基亚我们就是随着一个时代的转变，我们公司还是在持续的发展，当然很多人都用过诺基亚的手机，我们在过去几年，特别是在智能手机方面当初的战略没有做得很好，所以在智能手机方面我们目前来讲是用不同的形式来做，也就是跟我们的合作伙伴来做。目前我们就是专注于在网络设备这边。】
主持人：诺基亚从刚才王总介绍当中也知道，科研力量还是挺强的。实际上就在发挥自己的核心竞争优势，成为科研型的公司。可能制造业对它来讲不是很大的布局，跟我去芬兰看了他们的公司之后留下的印象是一致的。当然这个时代变化真的是很快，互联网时代，手机在不同的国度，在不同的人群里作用真的是不一样，在国外可能是通讯工具，在中国是一个时尚消费产品，快消品。所以中国手机的增量是非常恐怖的，而且智能手机生产得非常快，提供了无限的让新企业，弯道超车的机会和可能。你看我们国内无论是华为甚至是小米，包括乐视也要做手机，都会带来很多创意和机会。周先生是电子信息行业协会的秘书长，我相信他这方面对行业也会有比较权威的观察。我们请他分析看看在互联网时代，中国这些企业弯道超车的可能性几率有多大，这恐怕也是中国企业成长为跨国公司，成长为国际化的大公司的一个路径。
周子学：今天的主题是有关于“一带一路”，还有跨国企业“走出去”、“请进来”的主题。一谈到“一带一路”，我首先想到的是一个多么古老的话题，会想到沙漠中的驼铃，茶马古道和海上的帆船，这就是丝绸之路的来源。其实，现代化的标准，每一个时期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两百年前，现代化的标志是什么？蒸汽机，以及蒸汽机所带来的火车，把地球的距离缩短了，但是还是很大。而且那样的一次现代化，没有把整个世界都带向繁荣。后来还有电，进一步把这个世界往前推进，还有电报、电话。其实我们归纳一下，现代化的标志最明显的一个是物流，一个是信息流。物流，刚刚说过去是火车把马车取代，信息流是电话电报把历史上最古老的烽火给取消了，那也是很先进的，很远就可以看到那个地方发生军事事件了，那也是一种通信。诺基亚在这儿，我们下面还有陈永正先生，都是我的好朋友，我们都是做这一行出身的。现代化标志就是两个，物流和信息流。今天我们再去谈“一带一路”，其实是又有新的意义，今天同样是要把地球进一步缩小，进一步缩小的手段同样是物流和信息流。物流，我们今天有高铁，很牛，所以我们的总理成了推销员，在推销我们中国的高铁。信息流，中国现在举一个最明显的标志，就是世界上最大的互联网企业10个里面有4个是中国的，要说30个的话，就是更多了。也就是今天中国发展到现在，我们已经具备了物流和信息流往外走的能力，今天这个历史方位恰恰是世界上因为金融危机有一部分国家和地区目前还比较困难，尽管我们中国进入“新常态”，但实际上我们中国现在还是比较有实力“走出去”的，所以党中央在这个时候提出“一带一路”，真的非常符合现在的情况。我们现在要把我们的周边一直往外走，一直走到欧洲，这样的一个地区，产业带带起来，要把这样的一个古时候驼铃叮当的一条路变成新的繁荣的地方。这就是中国的贡献。我对“一带一路”个人的认识。】
主持人：同样的问题请教王辉耀。
王辉耀：谢谢主持人。今天我们全球智库峰会，讨论“可持续发展，全球化企业的战略”，非常的重要。谈到“一带一路”，刚才大家都说得非常好，我个人认为“一带一路”的伟大设想提出来，实际上是中国在未来30年、50年乃至100年进一步开放的一个更伟大的构想。因为过去36年我们基本上是“走进来”的开放，未来30年、60年我们就是“走出去”的开放。这个观念的转变和战略意义的转变意义非常重大，也是随着成为全世界未来最大经济体的新的体现。】
从这个意义来讲，对我们的企业来讲，因为这一场的主题是关于企业，特别是跨国企业，未来我们中国要出现更多的全球企业，不管是在中国的公司也好，还是跨国公司也好，还是中国本土成长起来的企业也好，未来会成为全球企业，就需要到全球来做他们的新的发展和新的突破。现在“一带一路”最大的挑战是什么？现在我们的概念有了，但是它处在不断完善和不断提升的阶段，实际上“一带一路”最重要的是我们需要有几个抓手，具体来讲我们怎么样下手，怎么执行或者怎么样实施，这是非常重要的。
这里有三个具体的建议。
第一，“一带一路”从交通、从物流、从丝绸之路来讲跟交通很密切，中国现在的交通包括铁路、公路、信息高速公路，我们的互联网都非常的强。开始崛起。能不能我们首先建一条欧亚的高速铁路，我们有一个事能够把这六七十个国家串起来，这个高速铁路的网络，比如通过亚投行和丝路基金采取股份制的形式建立起来。在六七十年代的时候，中国当时非常穷，当时中国政府建立了横跨非洲的坦赞铁路，帮中国进入联合国等都起到巨大的作用。如果今天中国能够参与建立一条欧亚高速铁路，那对“一带一路”就有很好的说服力。这是第一点，一个抓手可以开始进行。】
第二，我们可能要打造“一带一路”的一种国际的机制或者是一种联盟也好或者是一种像OECD国家，为了全球的发展成立了一个机构。“一带一路”的国家能不能成立类似于OECD的这种，叫全球“一带一路”合作组织，中国在这上面可以把这些国家的智慧，有一个沟通的平台。这样能够帮助我们的企业更好的“走出去”。我们在企业层面有更多的项目在实施，在国家的层面有“一带一路”的合作组织。这完全可以。
第三，今天我们是全球智库峰会，国经中心是国内非常领先的智库，我们能不能在“一带一路”的国家打造一个智库联盟。我们现在从二轨的角度，从智库的角度，公共外交的角度，民间外交的角度先把这个话题探讨起来。这样的话，我们在国际层面，在智库层面，另外在我们的企业层面，三管齐下推动中国“一带一路”战略构想不断完善和提升。
主持人：谢谢。这位是百度公司的总裁张亚勤，亚勤原来一直在微软做，前不久转到中国公司，说说你的感受。】
张亚勤：其实谈国际化一个是跨国企业怎么样在中国成功，一个是中国企业怎么样“走出去”，谈了很多年，至少有15年、20年。现在提出“一带一路”这个大的战略，时机是最好的，条件也比较成熟。我觉得有几个方面。一是用互联网产业做一个例子，第一点是中国企业这么多年，整个的品牌也好，影响力也好，全球影响力大大的加强。10年前、15年前在美国只知道几个品牌，现在有一大批的企业“走出去”，相对比较成功。刚才谈到互联网企业全球前10名有4个是中国企业，另外6个是美国企业，所以中美在互联网整个产业上可以说是在都起了全球的都有领导作用，在中国讲BAT。我到了百度差不多10个月，每天工作十四五个小时，五一的时候说要偷偷的去到菲律宾几天和朋友们去玩，是没有工作的，三天休息一下。结果去了之后，也不知道谁说出去了，来了一批人，他们说中国搞互联网+，能不能把我们“+”一下。中国企业在外面品牌影响力已经打出来。】
第二，中国的市场本身，特别是互联网，是充分竞争的，竞争的强度比任何一个国家都厉害，不管是团购。互联网的每一个行业在中国的打法和竞争的程度，包括一些创新，其实在出去也都管用。比如我们在巴西买了一个团购的公司，一开始和GroupOn，它是做团购的鼻祖，一开始有竞争，我们只有35%的份额，后来经过半年左右我们把国内做团购的方式，比如电影票可以订到座位，简单餐饮出行的方式，介绍之后，半年左右，现在占55%。所以很多东西中国的一些策略，中国的一些应用方面的创新，运营的创新都是可以输出的。】
第三，中国企业“走出去”也是一个必须的，因为企业做大了之后，需要在全球范围内资源的一种优化和配置。不管是人才也好，技术也好，还是以市场为资源。比如说我们发现往往在美国雇这种高端的人才，特别是技术人才，比中国可能还便宜，可能流失率还低。这也是很有意思的。我15、16年前回国的时候，当时在北京来建立微软的研究院，招中国人才做全球的技术的产品。现在百度在硅谷建立了一个研发机构，雇美国的人才做中国的产品，这很有意思，全球范围之内的人才在大的优化和配置。可能也有很多坑，公司出去有很多的挑战和很多的坑，一会儿有时间再跟大家分享。】
主持人：其实我特别想问张亚勤的是像百度这样的公司“走出去”面临最大的竞争对手就是谷歌，怎么跟谷歌面对面的问题，在国内基本上谈不上竞争对手，因为基本上是一股独大，跟我们政策环境也有一定的关系。包括你以后在国内的发展，你在几乎没有竞争对手的情况下，怎么样可持续发展。另外就是你一定是要跟着这么多中国企业“走出去”，同样在境外市场也会碰到最强大的对手。
张亚勤：这个问题问得很好，企业“走出去”之后，肯定不能用在国内一样的打法。比如说百度在国内是最大的搜索引擎公司，在伦敦、在英国为什么有优势呢？显然优势很小。到了东南亚优势也不大。做PC搜索，如果跟国内的同样的打法肯定很困难。有很多东西可以输送出去，比如说移动的应用，移动有一系列的应用，包括安全的、省电的、加速的、文件管理的，这些应用在国内开发很快优化到全球，这也是互联网的好处。所以我们做了差不多一年左右，移动的产品现在全球已经有2.2亿的用户，这2.2亿我们所用的市场的费用比搜索要小得多。如果在国外还做同样的搜索方式，建数据中心肯定不行，我们通过更轻的方式，用移动和全球运营的系统，我们在国外有很多的合作，跟Facebook的合作和微软的合作。再比如说在巴西做团购，在日本我们有一个产品叫“好123”就做得很好，包括输入法，在东南亚我们走移动的产品，每一个国家不一样，但是和百度本身都基于百度现在的产品技术，也不能脱离母体。陈永正陈总在这儿，我们当时在微软的时候，一块儿管理微软，亚太大中国区的时候也有同样的问题。微软在全球做得很好，到中国怎么本地化、中国化，我到日本去说百度是中国的公司，全球的公司，到日本就是日本的公司，必须要考虑本地的生态、本地的合作伙伴、本地的用户习惯。互联网是一个全球的技术，是一个本地的现象和服务，我一直讲四个现代化，技术人才可以是全球化，但是市场一定是本地化，服务是个性化，产品是多样性。
主持人：谢谢张总的分享。这个问题对我们台上的很多公司都一样适用。
张亚勤：补充一下“一带一路”，对整个的战略是十分的支持，觉得整个的大的战略对中国整个的发展都有决定性的作用，绝对是一个好事。现在“一带一路”出去的公司基本上都是重资产，包括交通的、物流的、基础设施，这都挺好。我希望也能带我们互联网公司玩一玩，互联网公司其实有很强的竞争力，在整个大战略当中也会起到一些作用。
主持人：张主任在这里，希望跟张主任反映一下，希望把互联网公司也纳入“一带一路”的大的计划和战略里面去。
主持人：主任，他已经把话题抛给你。我们在“一带一路”的建设过程当中，更多的的确是包括基建、交通、铁路，甚至是钢铁、水泥，很多都是重资产。当然也包括资本，亚勤的意思是能不能把我们这些轻资产的公司捎上。这真的是提升影响力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张晓强：抱歉我来晚了，很多大家的精彩思想我没有听到，刚才听了几位谈的，因为这个专题论坛第三部分主要是围绕从企业来讲，一方面是推动全球合作来实现可持续发展，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又比较突出当前的热门，就是“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为企业带来哪些机会。听了大家谈的，我也想借这个机会谈两点体会。
第一，在推动企业的全球合作，在当前“一带一路”确实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商机。因为“一带一路”涉及的地域辽阔，人口众多，发展潜力巨大。同时在这个区域内的国家又有着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这种基础条件。】
其次就是“一带一路”倡议强调共商、共建、共享，是一种大家互利共赢的概念。而且不针对第三方，开放式的，再加上强调“五通”，从政策沟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贸易流通、金融通一直到民心通，这样就为实施好“一带一路”这样一个倡议提供了很有效的途径。在这种情况下，应该说中外企业都有重要的商机。因为刚才谈到“一带一路”的合作，在重工业方面，钢铁、水泥、基础设施，像刚才几位谈到的在信息化日益发展的今天，“一带一路”的这种合作当中，信息化方面，互联网、移动互联网、物联网、电子信息制造等等领域的合作空间也非常大。因为恰恰是在电子信息等等互联网这些新技术的利用方面，可以使一些发展中国家实现刚才提到的弯道超车。中国自身就有这样的经验，我们原来没有电话，一引进就引进了数控电话。在4G的发展当中，去年发放牌照，中国移动一年建了72万个基站，据我了解在世界电信建设史上是从未有过的，一个移动电信公司一年建72万个基站是从未有过的。中国移动互联网的发展是6亿多的用户，现在不论是电子商务还是马上要发布的6月24号李克强总理主持审议通过了互联网+行动指导意见，可以“+”很多，至少加十个以上，这就为中外企业在这样一个广大的空间发展提供了很多的机会。这是我的一个体会。有一个大好的发展时机，通过企业自身的发展，也可以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脱贫致富也好，实现工业化、现代化也好，提供助力。】
第二，大家在交流当中也谈到，逼近企业之间如果是同行，它客观上是既有竞争也有合作，你说完全是死对头的竞争，我不排除，有少数是这样。但是对多数企业来讲，它是一种竞合关系，因此比如这样一种跨国公司在中国的转型，实际上这个转型一方面是适应市场的需求，怎么能够在中国这个不断发展的市场当中适应需求，更好的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能够开拓进取。另一方面，中国的很多企业发展起来了，再和中国的企业既合作又竞争当中怎么能够继续保持自己的独特优势，我们讲到电信设备制造企业，因为诺基亚是两者兼营，电信设备制造和手机，原来两个板块都是世界领先，后来手机的板块在智能终端这个决策上有失误，所以手机这个板块滞后了。在通信系统设备上，还是保持领先地位。但是中国的几个企业这几年发展非常快，像华为，据我所知现在移动通信系统设备的销售收入已经是世界第一。所以，大家既合作又竞争，在中国的市场上竞争会很激烈，但是市场的前景也很大，怎么能够抓住机遇进一步发展，这个发展中国自身新常态之下，强调这种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强调发展的可持续性，强调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向中高端；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就是体现了要信息化和工业化的深度融合，更高的效益，更少的消耗，更低的污染，把人力资源的优势更好的发挥出来，这恰恰是今天在座的几位企业领域能够体现这个特色的，我想在今后一个时期，中国的市场在发展，中国的国际合作包括“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在发展，必将为大家不断地创造出更多发展的机遇，而通过企业、公司的发展为全球的可持续发展贡献力量，造福全球人民。】
周子学：我接着张主任补充一些，刚才张主任提到的，中国的企业要“走出去”，跨国公司走进来，其实也是一个升级，两天前，刚才张主任一坐下就问我一个问题，两天前你们跟跨国公司有一个合作，是跟高通，这实际上是高通的转型升级。中芯国际是做集成电路的，它的客户只有几百个，它是给设计公司做代工的，这个公司中国是最大，国际上排第四五位，不是很强的企业。这个公司有很好的机制，它是国际化的团队，国际化的市场，一半对一半。在两天前我们的国家主席接待了比利时的国王，就在那个接见之后，中国和比利时有十几个合作项目签约，其中就有一个中芯国际、华为、高通、欧洲微电子研究中心，我们这四方，其实很多人觉得挺奇怪，尤其是华为和高通，这四方怎么会走到一起，就走到一起了。华为要“走出去”，高通要“走进来”，在我们中芯国际的平台上，我们四家成立了一个联合的研究公司，一个研究院，现在这个事已经做成了，签约了。这就是很典型的中国企业“走出去”，国际跨国公司到中国来转型升级一个非常好的例子。】
主持人：标准的竞合，一起合作、一起发展。今天张主任在这里，我们又是这么高端的智库论坛，我们话题又是企业，企业是最讲实在的，也是最讲实惠的。请谈一谈你们各自的想法。】
南存辉：刚才张主任从战略全局的高度进一步指明“一带一路”的意义和下一步的思路。为我们中国的制造业和中国的企业“走出去”，融入“一带一路”的建设里面倍加信心。刚才讲到我们的主题是全球合作与“一带一路”的建设。我们自己正泰实际来看，还是举印度的例子，我们2013年在印度开始投资建设电站，建设电站的时候，印度的政府效率很低下，我们也不是批评，实在是跟中国的政府相比差距还是非常远的。我们到印度投资电站，一大片的土地，这里面肯定也涉及到农村农民的问题，农民有一些说把这个树挖掉要拿10万块钱或者怎么样，怎么办？我们除了卖产品，做项目，我们有很多的体会。后来就采取和美国伙伴合作，美国的伙伴它在全世界有很多电站开发的经验，印度有很多的经验，美国人比较熟悉印度的运作方式，这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在印度，电站我来做，他负责跟政府有关部门把前面的这些问题搞清楚，我们出技术、出产品，一起投资搞定。跟政府打交道，跟相关的部门打交道，我们利用伙伴的优势，然后利用我们自身的优势，这样电站开展得很顺利。我们现在在印度建了两个电站，今后还要大量的建。我们也希望印度政府假如在“一带一路”建设当中和中国政府高度互动，我们特别希望什么呢？多边，我们点对点和单边的协定，我们尽可能多的落地。比如在法律上、商务上、金融配套上，特别是在产品技术标准的对标上，包括产品的认证上如何节省成本，提高效率，提供便利，这样的话我们一方面用国际的这些伙伴的资源一起合作来做，就地本土化，尽量使当地的制造能够增加，让当地的就业能够起来。这样的话就得到当地政府更多的支持。企业做企业的事情，我们很希望政府能够在这些企业做不到的，像这种双边的规定方面，多做一些铺垫。现在我们基础设施的对接、落地，不仅仅是物理上的，不仅仅是硬件上的，特别是软件上的。这些东西其实是制约着我们进一步扩大发展的一些最重要的环节。所以我们现在在推动当中，当然是充满了信心和期待。底气来自哪里？我们现在经过30多年的发展，能够在一次又一次金融危机当中留下来的这一批东头的民营企业，包括国有企业，其实都信心满满的。我们除了在智能制造，引入并购收入，引入国外的技术提升自己能力的同时，刚才张主任讲到我们在工业化、信息化深化融合的过程当中，我们提升自己能力之后，我们还有一手，我们现在正在浙江搞了“浙民投”，把民间的资本组织起来，我们是“8+1”，我们成立了一个300亿的投资并购促进转型升级的基金。我们下一步，一个是欧洲，国外的并购，包括自己境内的一些并购行动。这样的话通过自身的创业创新，再加上一些并购的项目进来，进行消化，提升实力之后，再走向“一带一路”，这样的话从企业来讲我们做好企业的事情应该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再加上我们中国政府“一带一路”各国政府，软件建设方面，速度加快的话，我相信会事倍功半。】
王建亚：刚才讲到跨国企业“走进来”的转型和中国企业“走出去”，这种竞合非常重要，从诺基亚来讲，我们确实如果说竞争对手，在国内是华为，我们跟华为也有合作，我们共同成立了一家公司叫“顶桥”（音），并且合作，推动中国的标准TDD，这也是在跨国企业在中国转型或者是中国企业“走出去”并购是应该很好的方式。另外，主持人刚刚提到有关于政府，我们整个“一带一路”很重要的部分，转型就是以创新为主。事实上我们希望政府在智慧财产权的保护上能够更加有。因为不保护创新，智慧财产权很容易被别人模仿，这个创新事实上不容易成立。所以这在政府这边不仅是市场的开放，另外在智慧财产权的保护方面，对未来中国企业转型从劳动密集到创新，我认为还是很重要的。谢谢。】
张晓强：企业的这种国际化经营，中国企业“走出去”也好，外国公司在中国发展也好，政府可以做很多事。我只想谈一件事，我觉得很有意义的，加快推进中美、中欧等高标准的投资保护协定谈判，这个谈得好，对中国企业“走出去”投资和外国企业来中国投资都会创造更好的环境。
周子学：我们这一场有很多人都搞信息产业的，要说互联网最早的时候颠覆了新闻，就是我们都上网去看新闻，叫门户网站。第二代在网上就可以交互，可以工作了。到了第三个阶段是移动互联网，就是我们现在基本上生活在这样的年代。下一步也是总理提出来的“互联网+”，实际上在这个前景下，互联网的繁荣给世界带来的市场，我不知道是多少，有的说是几十万亿美元的。因此，在信息产业、互联网这个领域里面，没有产能过剩。只有传统的产业需要加上互联网，就可以升级。
王辉耀：刚才主持人问了一个很好的问题，从现阶段中国企业国际化或者全球化或者跨国到中国来，政府有什么好的政策。我也在想这个问题，确实很重要。现在全球化时代已经进入一个深入的发展阶段，可能在两个方面有两个建议，从政策层面提升中国的企业竞争力。
第一，能不能把跨国公司或者外国在中国的跨国公司视为本土企业，这个观念的改变非常重要。跨国公司是注册在中国，提供中国的税收，提供中国的就业。实际上他们就是本地的公司，我们如果把他们视为本土的公司，我们可能对它的支持和待遇各方面都会不太一样。因为它和其他企业没有什么不一样，都是90%甚至是99%的员工都是本土员工，如果我们有这种理念，比如在组建“一带一路”战略的时候，或者国家领导人带领中国企业代表团出访的时候，为什么没有微软、诺基亚或者其他的一些世界级的企业跟随我们国家的领导人跟随去国外访问，推动“一带一路”的企业里面，我们如果有这种新的理念，可能会进一步的推进我们企业的国际化。这是我想提的第一个建议，我们要把跨国公司也好，外国来华的公司也好，只要在中国遵守法律，在中国注册，在中国提供税收和就业，就是中国的公司。我们在出访的时候，给他们支持的时候就应该一视同仁。这样我们可以鼓励更多的跨国公司和国际公司到中国来，能够带领更多的，我们去“一带一路”的国家做开发的时候，“一带一路”国家在中国的公司就可以打前战。
第二，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时候面临比较大的障碍，我们单枪匹马走出去，环境、地理位置都不熟，文化各个方面都不熟。当年跨国公司来中国的时候是采取跟中国企业合资的方式“走出去”，为什么我们不能跟跨国公司结合起来“走出去”，像中芯国际和高通的合作，我们可以建立和跨国公司合资合作的模式“走出去”，这样可以带动更多的企业“走出去”，也能使我们在外面避免更多的阻力，减少我们的阻力。当年跨国公司靠合资企业合营方式、合作方式走进来，中国企业“走出去”也靠合营合资。】
南存辉：刚才讲到能不能把跨国公司看做是本土的企业，关键的一点，我是这样认识的，关键是最后它的根在哪里。因为最终它的利益和最终的纳税，我们也认为跨国公司为我们中国的改革开放，为我们企业的发展，为我们实力的提升带来很多理念的冲击、碰撞，对我们帮助也很大。但是跨国公司在中国应该说做得优秀、做得好的，他们自己本身也获得巨大的利润。我觉得都无可厚非的。假如说最终的利益，最终的利润都回到了它所设立的那个生根国的话，这应该是有区别的。否则的话，在全球化的时候，经济无国界，企业是有国别的，这是根本问题，这里还是有区别。假如我们都把外国的公司一视同仁，当然作为企业来讲应该是一致的。但是最终的那个在根上是不一样的，肯定不一样的。】
主持人：主要是看把利益留在哪里。
张亚勤：我在跨国公司工作了16年，在微软工作了16年，在总部工作过，在中国也工作过，有很复杂的这种感觉，讲到跨国企业在中国。一方面跨国企业确实要看到，我把它叫做跨国企业在中国的新常态，早期的优势现在已经没有了。比如说早期在10年前是有绝对的人才优势，最好的特别是在IT这个领域，最好的人才是到跨国企业，五年前有相对优势，现在其实都没有了。现在最好的、最顶尖的人才是创业了。当然还是有很优秀的人才，这个优势已经没有了。资金优势也没有了，政策优势更没有了，进入一个新的常态。】
好处是整个中国的环境越来越市场化，法律越来越清晰，市场空间越来越大。这是有好处的。我提出的第二点和王辉耀的观点完全一样，我在跨国企业工作的时候也一直呼吁，跨国企业也是中国公司，也纳税，也为中国贡献力量，要公平的对待。现在我看到现在很多正面的一些迹象，就是政府扮演的角色越来越是支持一个产业或者是支持企业，政府的法律法规越来越清晰。所以，不管是国内公司也好，跨国公司也好，希望运营的成本、沟通的成本越低越好，有越来越多的可预测性。现在最害怕的是搞不清楚政府有什么变化，我们有一些部门，包括百度也是，一个部门忽然说由于上面一个什么政策就停了，业务不能做了，这一定要更清晰一些。中国企业出去和国外企业到中国来，这其实是越来越对称的。我们怎么对待别的国家在中国的企业，人家就怎么对待我们。所以说市场化、法律化、公平是我们未来政府所做的重点。谢谢。】
主持人：主体的好处就是主体一定是讲自己的话，不会重复别人的话，如果重复别人的话，那就成客体。我们台上有不同的企业有不同的利益诉求，就会产生观点的碰撞，就是多元化。张主任给我们论坛做一个小结。】
张晓强：因为没有全部听到，但是通过后面这一段大家的交流，我感到大家都有这样一种共同的愿望，抓住机遇，在中国和国际市场上不断开拓发展，在进程中希望中国政府也好，外国政府相关机构也好，都能够创造一个好的环境，使得企业可以健康的发展。而企业的这种健康发展会为全球的可持续健康发展作出积极的贡献。
主持人：谢谢张主任。我们一开始就说15年前加入WTO，同样是国际化，15年前和15年后的区别，我觉得简单讲15年前就是我们参与的一个过程，15年后可能就是慢慢我们开始主导的过程。这就是变化。谢谢各位的参与。也谢谢台上发言的嘉宾。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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