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论坛一：气候变化与绿色增长
主持人 魏建国：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 魏建国，我以前是商务部的副部长，大家知道，巴黎的会议，将在今年年底召开，巴西的全球气候会议到底对我们全球的经济发展带来什么变化？对我国的绿色增长又有什么支持，以及围绕这个主题，我们国际中心请到了我们目前来说国际上知名的几位专家和学者，我想借这个机会跟大家介绍一下。他们是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张勇先生，美国进步中心创始人，前美国总统气候变化及能源政策顾问约翰·彼德斯塔，中国科技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所长、全国人大常委王毅先生，法国可持续发展和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西班牙前气候变化国务秘书特雷莎女士。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副主任，清华大学低碳经济研究院院长，清华大学前常务副校长何建坤先生，南方中心执行主任许国平先生。我们今天的整个气候变化做了那么多，有学者，有企业家，有各国的一些驻华使团，还有我们的大学生，都想听听我们专家们的意见，也想对专家们有一些问题要提，我作为主持人在开会之前，跟我们七位嘉宾做了一个大致的安排。第一每一位嘉宾只能发言6分半中，第二个时段，我们做互动，希望你们仔细听，然后把有关的问题，最关键的问题提出来，我们把今天这个时段能够起到更高的效果，下面有请国家发改委副主任我们张勇先生，对整个这次气候变化做首先发言。
张勇：
谢谢主持人，尊敬的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早上好。今天非常荣幸能够参加第四届全球智库峰会综合论坛，非常高兴跟全球知名智库的专家一起交流气候变化与绿色增长这一日益重要的话题。气候变化是全人类面临的重大挑战，关系到人民福祉和各国长远发展，近期在世界范围内出现的热浪干旱洪水热带气旋极端气候事件告诉我们，以变暖为主的气候变化对全球生态系统产生显著的影响，给人类的生存发展带来严峻的挑战，如何有效应对气候变化成为十分现实和紧迫的认为。
应对气候变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有不同的历史责任，国情发展阶段和能力。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阶段，面临发展经济消除贫困改善民生保护环境等多重挑战，负作为的大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努力控制温室气体排放作为深度全球治理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全人类共同发展的责任担当。我们制定发布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积极主动采取一系列行动，可以说应对气候变化不是别人让我们做，而是我们要做。我们大力推进绿色发展，循环经济，低碳发展，努力建设美丽中国的同时，也在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做出积极的贡献。
2009年，中国公布了到2020年碳强度比2005年降低40-45%，非化石能源比例达到15%，森林蓄积量增加13亿立方米的行动目标。2014年，中国已实现碳亲度累计下降33.8%，非化石人员11.2%，并已超额完成增加森林蓄积量的目标。中国去年11月，中国又发布了2030年行动目标，在2030年左右二氧化碳排放尽早达到峰值，到2030年非化石人员一次消费比重提高到20%左右。
目前，中国扎实推进十三五应对气候变化目标和总体思路的研究制定工作，按照国家应对气候变化规划和国家适应气候变化战略的要求，进一步完善更为积极有效的政策措施，中国在国内六个省和36个城市开展低碳省区和城市试点，探索在不同地区尽快达到碳峰值有效路径，中国积极加强能力建设，发布了国家重点推广低碳技术目录，加强温室气体统计核算与考核体系建设，开展了气候变化办法国家信息通报和温室气体清单编制工作。设立全球低碳日，加强应对气候变化和低碳发展的宣传教育。
女士们，先生们，气候变化是全球性的挑战，需要全世界各国共同努力，世界各国应秉持共同责任原则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公平原则和各自能力的原则，携手合作，共同推动低碳发展，实现绿色增长。发达国家对气候变化具有历史责任，并在资金、技术和能力建设方面具备相关优势，有责任引领全球探索绿色增长和低碳发展的道路。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探索适合自身发展阶段和国情的低碳发展道路。
2015年，是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合作的一个重要年份，即将在今年年底召开的巴黎气候会议将是促进国际合作的又一个重要里程碑。我们认为，会议达成的协议应遵循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原则、规定和整体框架，特别是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公平责任以及各自能力的原则，应全面平衡的减缓，适应资金、技术转让、能力建设、透明度等各要素，这样达成的协议才能最大程度凝聚共识，聚同化异，务实可操作，促进各国强化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推动更广泛的国际合作，引领各国走上绿色、低碳和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中国高度重视气候变化国际合作，在积极建设性的参与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制度建设的同时，2011年以来，中国每年拿出1000多万美元为其他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小岛国，最不发达国家和非洲国家提高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提供帮助和支持。中国将大力推进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建立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基金。
女士们、先生们，应对气候变化是关系人类长远发展的全球性、战略性的重大议题，涉及领域广，需要汇集各方智慧，一直以来智库在气候变化、国际谈判和各国制定低碳发展战略和政策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未来强化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仍然离不开智库的有力支持。中国政府重视发挥智库在战略决策、政策制定中的参谋作用，我们先后成立了国家应对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和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从制定2020年后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目标到编制国家应对气候变化规划，每项重大决策都会邀请相关研究机构和智库参与，征询意见建议，在很多战略性的重大问题上，智库的声音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当然，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和低碳发展领域的智库建设起步相对较晚，在基础性理论研究、数据收集和处理、全球性战略研究等诸多方面还需要与世界知名智库加强交流和合作，虚心学习、进一步提高能力，共同为应对气候变化作出贡献。今天的论坛将是一个良好的契机，希望以后有更多的机会，各国智库在更多层次、更广领域加强交流。
最后，正如本次峰会的主题所说“希望在座各位专家的讨论能够为全球可持续发展探索出2015年后新路径，为应对气候变化促进绿色增长积极建言”。在这里，我也预祝本次智库峰会取得圆满成功。谢谢。
魏建国：
共同研究出下一步的对策。今天早上，我是八点十分到这来，这个会场没有人，但是我看到了有三位外国朋友，他们坐在这个中间，你们想想看，8点30开会，7点50就到了，他们是来自美国的朋友。美国对这次气候变化非常重视，今天我们也请到了美国气候变化里面重要级的任务，那就是约翰·彼德斯塔，他是美国总统气候变化和能源政策的顾问，也是美国进步中心创始人，他会给我们带来美国对这方面的观点，大家欢迎。
约翰·彼德斯塔：
首先感谢国际中心组织第四届全球智库峰会气候变化和绿色增长扶贫以及全球治理方面的主题，在过去15年自新世界开始，我们通过了前年发展目标，我们检评取得了很大的进展。而且我们在今后15年，以合作供应的方式，进行合作，我们就可以进一步加强建平和可持续发展的努力。但是气候变化有可能影响我们这些努力。2014年我们经历了历史上最热的一个年份，2015年的时候，一定会是历史上在最热的年份当中的创新。气候变化加速还有环境恶化，这些给人类带来越来越多的压力，特别是对穷人，因为那些穷人其实对于气候变化的贡献是最小的。在南亚比如说农民，延安的国家的居民，他们面临着各种各样的气候风险，比如说像台风飓风这样的风险的。而且气候变化可以说对于贫穷来说，在中国对于贫穷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特别是那些特别脆弱的地区。他们受到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这可以说是所有的国家，所有的人面临的共同挑战，要应对这个挑战，那全球社会还有六个月的时间来共同努力来证明我们的领导力，主要有两个多变进程，一个就是在巴黎达到新的国际气候协定，另外建立起新的可持续发展目标，以便减少其贫困。现在应该界定2016年的工作议程，这样可以是现在明年实现新的协议和目标。这些的确是全球的挑战，需要多边的解决方案，需要各过参与，中国和美国将是处在重中之重的位置，有些是我们两国在过去几年里已经开始进行巨大的投入，加强我们在这些问题上的合作，像这样的投入可以很快产生效果了。比如说我是作为奥巴马总统的顾问，我有机会能够在奥巴马总统和习近平主席去年北京10月份的时候，就气候变化所达到的中美联合宣言，在这个工作当中，我积极的参与，而且这可以说给大家发出了一个强烈的信号，那就是我们正好在巴黎峰会之前，发出了这样一个信号。
我们两个国家占到全球GDP的1/3，所以是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的引擎，而且推动清洁能源的发展，这作为两国和全球经济发展带来的机遇，美国也积极的推进巴黎峰会的进程，而且很快出能源计划，这可以说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清洁能源项目。也就是说，通过这样一个项目，我们将实现一个转型，2008年的时候可以说我们的温室气体的排放，没有得到任何的监管，但是之后，我们主要的能源部门的排放，都将受到监管。比如说我们利用甲烷，而不是随便释放甲烷，同时，要控制各种各样的化合物的排放，而且现在美国的太阳能的使用越来越普遍，而且现在太阳能板的价格从09年下降75%，可再生能源可以在太阳能板上胜过化石燃料，50个城市中42个城市中，他们的房顶上的太阳能板系统都比之前的地方的公用设施提供的能源更廉价。
现在在中国，美国虽然取得这些成绩，但是在中国同样取得了成绩，所以希望美国和中国继续向世界证明，他们是非常好的合作伙伴。可以共同推动巴黎峰会，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达到。美国和中国将在实现这些多边协议的过程当中，发挥领导力，同时他们也会积极的推动这些协定的实现。我们必须要尽快的开始在这方面工作。同时，我们也必须要整个的世界团结起来，在可持续的资金方面做出工作，中国发挥了领导性的作用，比如说在很多的多边机制当中，像是四亚投行，新开发银行地喃喃气候基金，还有私募基金等等，这些一定会在全世界范围内提供投资资金，但是实现气候变化的控制目标以及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我们仅仅让百花齐放，同时我们还要各种各样的标准，以便能力让我们的努力与世界银行，以及现有的地区开发银行其他的国际金融银行，以及双边金融机制努力的协调起来，这样可以更好的统筹我们的可持续性项目的资金，而不是让这些投资不利于气候变化和环境。
如果两个国家能够以共同的意愿应对这样的挑战，我相信就像是奥巴马总统和习近平主席那样所展现的领导力那样，我相信两国一定在这些问题上发挥更好的领导力。我们要成功的话，就需要实现一个转型，我们不是相互分割，需要我们共同努力，一种合作的精神和共同的责任感。我们需要各个方面的参与，私营部门，学术界，政府，当然还包括智库，谢谢，这就是我的发言。
魏建国：
非常感谢您所做的发言。刚才所做的发言的观点，非常值得我们注意。他多次强调要实施领导能力，在这一点他提出了非常重要的两个观点。第一，六个月的工作能不能完成，到今年的年底，巴黎的全球气候会议，两个文件，一个新的发展目标，第二搭成新的国际气候协议，这是十分重要的，所以约翰·彼德斯塔给我们发出了非常好的观点，他是经过浓缩的，我看了一下，他的整个发言稿都是手写的，我们非常感谢他，掌声再次表示感谢。
自从中国50年代发明的沼气以后，我记得那个时候我还是一个很小的，很奇怪能够用沼气作为可再生能源。但是有一点，在非洲工作，国际可再生能源对这一次非常重要，要求我们帮助非洲35个国家推广沼气作为可再生能源，实际上也开始了。后来中国在再生能源上面有太阳能，那么作为国际可再生能源又很重视对整个现在太阳能价格的下跌，以及全球的推广都非常的重视。这一次我们也请到了国际可再生能源的总干事阿德南·阿明先生，让他来讲一下对气候变化的发言。
阿德南·阿明：
非常感谢您主持人。女士们，先生们，非常高兴今天能够跟大家在一起，大家知道我是代表国际可再生能源署，可能是国际社会上最年轻的一个国际组织了，但是它的增长速度非常快。现在有170个成员国了，大概四年的时间里。因为我太有魅力了，大家都愿意来参加我这个公司，现在大家经历可再生能源的大变革，而且在价格方面，刚才约翰·彼德斯塔也提到了，太阳能的价格，在过去几年里下降了75%，它的确是发生的，企业的商业模式也在发生变化。刚刚开始做这个工作的时候，我已经参与到气候变化的讨论，参与了15年了。首先第一点要实现可再生能源的发展，一定要了解它的技术基础，要了解它的应用，它的使用情况。还有它对于未来经济增长以及减排，碳减排的贡献，现在越来越多的国家重视这一点，因为它有利于我们更好的应对气候变化。
我们再看政治方面的问题的时候，同时我们看到能源结构是不是够安全。我们经常提国际合作是非常重要的，国际社会面临的共同的挑战，一个威胁。过去大家可能行动是分散的，但是现在面临一个机会，就是要通过合作来推动增长，而不是陷入到相互的误解，或者是行动的分割当中。80%的碳开放在全世界范围内，其实来自于能源的消耗，所以要减少碳排放肯定要从能源角度入手。我们的估算是如果我们计划按照过去的方式来进行，在能源发展方面，那么到2010年碳排放可能增两倍或者三倍。那这就不可能让我们实现温控的目标。所以碳强度对应对气候变化非常重要。2030年的时候，要使可再生能源增两倍，我们叫2030年路线图，这是由联合国秘书长先生提出的，这需要我们在全球范围内更多的部署新能源，这样能让我们提升能源效率，这意味着到时候我们在全世界范围内炭烧碳排放86亿吨，如何做到这一点，过去几年太阳能成本减少了75%，大家知道在全世界部署了15000个太阳能项目，那它的技术成本是什么样的？如果我们看一下全世界的新的项目的，比如说阿布扎比，当然最好的这个方案对他们来说就是太阳能发展。它每度电是8.54元，这可以说是世界上最低的，埃及它是利用的海边的风能来发电的，它的电价是每千瓦时4.7元，这也是非常低的，这就给我们开发了更多的未来可再生能源的发展潜力。
当然，我们有很多的理由来发展可再生能源，但是也有一些障碍，如何来应对这些障碍呢？其实目前的能源政策方面没有公平的平台，国际能源机构曾经计算化石燃料它的成本是每年5500亿/年。而且根据别的机构的统计，在政策扶持方面，在补贴方面，化石燃料的补贴是每年4.9万亿美元。我所在的这个国家，人们总是觉得这是逻辑的，实际上并没有逻辑的。可再生能源投资的利率如果考虑在内的话，它要比能源的非可再生能源的成本高的多，怎么把成本降下来，很多的国家说要制定政策框架，使投资者更加有信心，我们要考虑到一件事情，我们现在所寻求能源变化的规模是不可能光从公共部门进行融资的，因为我们有一个投资的环境，有发展的前途，比如说它可以增加就业机会，可以推动经济发展，所以这也是中国所做的事情，我觉得我们定期来到中国和中国的官员一道讨论来回顾中国取得的可再生能源方面的成绩，比如说太阳能。德国是最早开发相关技术的，它们将这个成本也进一步的下降，那么中国的这个太阳能的发展，尤其是规模经济的发展，使得成本进一步的下降。世界各地的相关对于太阳能，对于风能，还有水电的发展尤其是经济规模的扩大，将会使得技术成本进一步下降，生物制将是我们下一步重点。这里的技术成本还需要进一步的降低。如果我们看一看现在的能源格局，在过去四年里，全球发电增加的最大的量是来自可再生能源，包括核能和太阳能。在今年前四个月，可再生能源发电站比在美国是最高的。在美国你会发现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什么都没有做，这是不对的。刚才约翰·彼德斯塔提到了，屋顶的太阳能发电，现在大的企业也在开发太阳能和风能，这些都是在美国的。在中国，在印度也是这样。印度承诺2020年之前太阳能发电达到100G瓦，如果我们希望这个气候变化取得积极成果，我们需要整合我们经济体制，我们需要破除阻碍可再生能源的障碍，像是税收，像是补贴，以及如何利用公共部门的资金和调动社会资金来推动可再生能源的发展，以及加强国际合作来支持发展中国家过渡到清洁能源的未来，而且是低碳的未来。因为这个非洲，拉丁美洲亚洲的需求会分倍的增长，如果不用可再生能源去满足的话，我们就不能够实现清洁能源的发展希望，谢谢。
魏建国：
你们不知道，我的好朋友阿德南·阿明，大学期间学的是数理化里面最厉害的数学。他会算帐，他对整个一度电，在埃及发多少，太阳能是多少，给我们分析的非常清楚，对下一步怎么推进国际可再生能源的发展，他讲了一个数字，大家记住，现在为了化石能源全世界政府补贴4.9万亿，这个是非常大的，他认为把这个钱给我们做可再生能源，他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他说他本人非常有魅力，我个人他的发言使他的魅力更加增长。
大家知道在中国我们做了很多的工作，包括社会的，志愿者的，政府的，但是有一条大家没有注意到，我们的气候，我们的环境，我们的能源，在立法上面怎么做，这是关键，所以今天有幸请到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和管理科学研究院的所长，全国人大常委，长期从事我们中国能源国情分析和环境发展工作的王毅先生，但是有请。
王毅：
各位嘉宾，各位代表早上好。非常感谢魏理事长的介绍，也感谢国际中心的邀请，参加这么重要的全球的智库论坛。时间的关系，我想谈几个观点。
今天的主题是关于气候变化和绿色增长，实际上都是特别长期变化的过程，所以我的第一个观点是，对于中国，特别是大国来讲，应该科学的认识我们长期发展的环境与发展之间的相互关系，讨包括为对未来十年二十年气候变化对中国的影响和响应是什么，实际上是很难的事。在这里面进行科学的分析，包括定量定性的分析的方法来研究。去年在中美气候谈判的专家对话的时候，我也在介绍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情景，包括气候变化相关的情景。其中有几个基本的结论。中国的人口资源消耗，主要的资源消耗，包括不可再生能源，包括碳排放十年二十年相继达到峰值，这是基本的结论。要想实现加快我们的峰值的拐点，可能需要一个综合性的政策，包括我们需要政策的引导，包括需要我们制度的安排，包括我们需要技术的创新，同时也要提高我们的治理能力。这是综合的趋势，不要看到我们能拿到苹果手机拿到受理，但是我们的观点不一定转变，管理能力不一定转变，所以需要综合的方式。第二个观点，既然我们设定了未来的目标，包括2030年或者尽早能够实现碳峰值，但是怎么实现，现在是有一个行政的命令决定达到峰值，但是实际上我们在立法上缺少相应的适应性法律。比如说在中国二氧化碳并不是一个污染物，这样环境法律没有办法适应这个气候减排。我们现在有的法律大概2009年全国人大推进的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的决定，当然全国人大推进的五年规划，它是具有尾闾约束性的文件，但是并不是法律。这么一个时点，应该加快气候变化的立法工作，这个立法工作，包括我们在制定下一个五年计划当中，怎么考虑碳排放，碳强度的目标，是不是作为一个约束性的目标，到2030年只有15年怎么通过三个五年计划把它安排好。同时我们也要考虑到加快气候变化的立法工作，没有立法的工作，将来很多没有科学的依据，在这方面发改委，包括各个高校研究机构，我们自己也参加过相关的立法的进程。进程还要加快，现在中国改革，要立法有据，应该对气候变化相关的立法加快，包括质量控制的，碳排放的相关的安排，应对气候变化低碳发展有一个总体的制度框架。
第三个观点。我们中国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特别把制度建设放在生态文明建设很重要的一点，不像过去工程运动的方式推进，现在强调制度。大家听了很多的制度安排，更多的是约束性制度，包括总量控制，生态红线，责任追究，但是从正的方面去鼓励极力规范绿色经济，循环经济，低碳经济的制度不够，这方面在今后一段时间里应该加强。这里面包括很多的制度，比如说绿色低碳产品的设计和认证，整个绿色低碳的设计，从工业化过程到城市化过程，到具体的产业，到产品，都是一个设计过程。这么一套先进的想法，同时要有行业的节能减排和低碳的，行业的标准，标杆，包括绿色低碳产品的标志和认证，同时中国还要有一套国内的所谓清洁发展机制。不能东部地区发展起来了，把污染的产业转移到中西部，所以在国内建立中国自己的清洁发展机制。还有一点，包括刚才阿明提的很多，绿色金融，低碳金融的政策，信贷保险资本市场还有对特许经营，怎么减少对化石能源的补贴，转移到对清洁能源，对清洁技术，对清洁产品的补贴上，这是我想说的第三点。
第四个观点。我的意思要循序渐进的推进碳市场建设。关于中国经济改革的决定当中，要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包括在环境这一块，要建立更多的环境要素市场。但是我们知道在全世界范围内，新兴的环境市场成功案例不多，而且条件非常的苛刻，包括像碳市场的这样的问题。中国已经开展了碳市场的相关试点的七个省市，这七个省市，做的最好的，像北京、深圳这样发达地区，但是实际上这里头有很多的问题，第一碳市场的相关制度安排相当的缺乏，贫乏，质量有限。区域的差异太大，区域之内怎么，第三我们仍然没有总量的控制的制定，没有总量，就没有稀缺性，没有稀缺性就没有很好的产品，没有价格，没有很好的价格的信号，这样我们有很多的要做的工作。发改委希望尽快推进碳市场的建设，但是中国碳市场至关重要，成功影响大，如果出问题，同样也会产生很大的影响。这一块建议中国的碳市场不要着急建立全国性的市场，应该有一个标志性的东西，应该循序渐进的推进，通过一个案例到区域性碳市场，比如说京津冀建立碳市场，然后再拓展到全国的碳市场，通过技术，管理能力的提高，不断促进我们碳市场良性健康发展。
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真正通过我们的这种政策的引导，制度的创新，或者我们叫系统的改变和创新，重点突破给世界未来的可持续发展和低碳的经济发展树立一个良好的典范。谢谢大家。
魏建国：
感谢王毅先生，我们的法制确实没有到这一个地区，我们家小区光垃圾分类搞了15年，我们旁边推了很多的旧的垃圾筒，换了一批又一批，但是就是没有把垃圾分类做好。日本分类垃圾非常好，因为我们没有制度，没有立法，我们可以随便。刚才讲的三个阶段非常重要，讲到京津冀，讲到碳市场，全国七大碳市场，做的好的，上海、深圳、北京。北京去年才一个亿，人民币交易碳交易40块、50块，这个需要我们立法，刚才讲的静静及，先是市，再是区域，然后是全国，怎么达到新兴市场环境要素市场，这个首次在我们全球智库峰会上提出来，我很受感动。
小的时候，经常羡慕西班牙，后来我到1972年的时候在摩洛哥工作，对过有一个很著名的城市，暗淡露西亚，美国最著名的作者华盛顿俄文写了一个（英文），红色的宫墙，但是整个西班牙在这个过程中经历了雾霾，经历了气候，经历了变化，怎么到现在西班牙成为世界上一个旅游大国的？这一点，我们请到了法国可持续发展和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他也是西班牙三年之前气候变化的部长，他是特雷莎·里贝拉女士，我们请她来谈一下她的观点。
特雷莎：
虽然我是来自法国，大家我欢迎大家去西班牙来享受西班牙美好的气候，非常感谢您邀请我参加今天的活动，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而且很重要的活动。全球智库峰会讨论气候变化，我角度可能有点不同。有一个有关气候变化的说法，大家都说气候变化是人类最大的挑战。但是我们是不是应该用另外一种说法说？我愿意说的是气候变化可以说是人类所面临的挑战方面国际社会所做出的合作的最大的一个例子。当然了气候变化是不可避免的，当然毫无疑问我们需要采取行动来推动变革，而不是做而不动。当然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包括人口原因，自然原因，气候原因，也就是现在发展形势是不能持续下去的。我们今天也谈到了很多各种各样的措施来应对气候变化，还有金融方面的风险，因为气候变化是实实在在存在的。除非我们能更好的思考怎么进行投资，否则，我们会面临一种非常窘迫的局面。因为我们可以说从政治上来讲已经进入了一个转折点。我们不能再接受缺乏行动了，或者不愿意采取行动，这种状态是不能接受的。如果说很难进行气候变化方面的投资，这种状态应该已经结束了，我们必须要积极的回应。如果不能及时回应，我们必须得承担责任，但是就像阿明先生所说，我们其实面临很大的机会，包括近来机会，当然还有社会机遇。这是我们要有这种责任感，我们要对未来负责。
下面谈一下时间还有方式的问题。我们知道在这一点上全球有一致的观点有一致的行动。毕竟那些小国，他们愿意参加到，影响到他们未来的决策当中，所以我们需要让所有的各方面参与到讨论当中。我们必须把各种各样的力量部门都融入进来，融入到这个多边进程当中，我们有很多的地区性的，区域性的合作和行动，各种各样的部门的伙伴关系也都存在。但是，我们需要确保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作为一个起点，要了解这个大局，有大局观念，各方面工作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样的，我们如何能够相互学习，如何能够更好的团结起来应对挑战。要做到这一点，我们需要做到三点：
首先，要有跟踪能力，就是要监控数据。这样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做预测，就是什么样的行动更好，更有效的做出预测，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必须有能力的更好的去理解，或者回顾过去，总结过去，然后来为我们未来的行动做出指导。第三点，我们还需要给世界发出一致的信号，而不是少数人应对气候变化，我们必须让各个部门协调起来，特别是金融部门，能源部门能够团结一致的应对气候变化。我们可能认为所有的人都同意这一点，但是大家要记住这不是理所当然的，我们现在需要一个恰当的时候开始行动，而现在正好是恰当的时候，否则的话，我们就会威胁到我们的能力，使联合国系统取得很好的效果。第四点，我们认为所有的都应该纳入进来，人他们发挥积极的作用。然后如何来协调他们之间的立场，他们的能力，他们的作用，在联合国的框架之内，我认为中国应该会是一个积极的力量，因为你们既有机遇，也有能力，发挥积极的作用。
我还想谈两点，之前没有明确提出的两点。我们可以听到在中国发生了很多好的消息，首先一点，中国已经是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了，那么你们到底要实现什么样的发展呢，这其实涉及到你们自己的发展，也涉及到相关的用于推动发展的投资，你们怎么进行投资？其实在这一个领域，就有新的机遇和挑战。第二点，也是跟中国相关的，当然我觉得不仅仅是对中国，特别是对于北京这样的大城市而言。有的人在几周之前告诉我，他们说城市其实是真正发挥得重要的作用，来影响人们的观点，影响人们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影响人们使用能源的方式，大家想一想这么大一个城市，两千五百万人，陷入到了一个没有出路的未来当中，你们现在有自己的城市化路径，如何做好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这给你们带来很好的机会，来以人作则，给世界做出一个很好的榜样，谢谢大家。
魏建国：
非常感谢您，特雷莎发明您的看法，给我们看来了她的观点和看法。大家知道，我们国家第一个低碳实验中心在什么地方？在清华大学，实验中心的主任是我国的何建坤校长，我们实验中心的总顾问是曾培炎理事长。何建坤先生是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副主任，是清华大学低碳经济研究所研究院的院长，他的主要领域是研究能源系统，分析和模型，全球气候的变化以及应对战略，资源管理和可持续发展。下面我们请何校长。
何建坤：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早上好。大家都已经知道气候变化是当前人类面临的最大的生态危机。应对气候变化的核心是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其中主要的是由化石能源燃烧所产生的二氧化碳的排放。但是现在全球经济社会要持续发展，特别是发展中国家要发展经济，摆脱贫困。能源的消费和二氧化碳的排放在一定的时期内还会持续的增长。全球如果实现控制温室不超过2度这样的目标，到2030年全球的温室气体的排放回落到2010年的水平，直到比2010年减排40%。但是按现在的发展的趋势，和各国的减排的承诺，2030年温室气体的排放，特别是二氧化碳的排放会比2010年高出25%-30%，所以应对气候变化和可持续发展，如何进行协调就是我们当前面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因此，必须要转变发展方式，实现绿色发展，循环发展，和低碳发展。以低的能源资源的消费，低的排放支撑经济社会的持续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
从中国来看，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快速的经济的发展带来了能源消费的比较快速的增长。快速增长的化石能源消费也是造成当前环境污染资源紧缺和生态恶化的主要的原因。我们推动能源的转型和能源的变革，提高能源效率减少化石能源的消费和发展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改变能源的结构，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既是应对气候变化，保护全球生态的战略的选择，也是中国国内可持续发展的内在的需要，有着广泛的和强烈的协同的效益。
去年11月份，中美发表的气候变化联合声明当中，中国提出到2030年左右，二氧化碳的排放要达到峰值。这是一个非常积极，必须要经过很大努力才能实现的这样一个目标，实现这个目标，意味着到2030年中国化石能源的消费不再增长，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增加的能源需求，主要依靠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发展来满足，使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和二氧化碳排放完成脱钩，这是中国经济发展阶段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标志着中国国内资源和环境问题的根本的环节。但是实现这样一个目标，我们必须比发达国家实现它们的二氧化碳的峰值付出更大的努力。欧盟国家大概都在上世纪的80年代左右达到了它们的二氧化碳的峰值，美国和日本是在2005-2007年左右实现了它们的二氧化碳的峰值。中国到2030年在发展阶段上会早于发达国家二氧化碳峰值时的阶段，发达国家二氧化碳达到峰值的时候，能源需求已经基本上饱和，GDP的增长率都比较低，都不会高于3%，2030年左右GDP强在增长率估计在4%以上，所以必须要有更大的单位GDP二氧化碳强度的下降速度，才能支撑二氧化碳的排放达到峰值，所以需要进行更大幅度的节能减排的这样一个措施。
二氧化碳峰值的这样实现，意味着我们经济的发展方式有了一个根本性的专门，2030年左右，中国的能源需求还会继续增加，但是增加的能源供应主要是非化石能源，也就是水电，风电，太阳能发电和核电。据估计到2030年左右，为了支撑经济社会发展对能源需求的增长，每年中国必须要投产风电机组两千万千瓦，太阳能发电机组两千万千瓦，核电机组一千万千瓦，才能够支撑二氧化碳的峰值的实现。就形象一点来说，现在的风级单机的容量大概是两兆瓦到三兆瓦，一年投产两千万千瓦，就意味着一天24个小时每个小时要有台新的风机投入运行，一年投入一千万千瓦左右的核电，也就意味着百万千瓦的核电机组每年要投产八到十台，这样发展的速度和规模，是世界上所没有的，在联合声明当中中国提出2030年中国非化石能源再一次能源消费中的比例提高到20%左右，到那个时候我们非化石能源的装机必须要达到12-13亿千瓦左右，也就是相当于当前美国总的发电装机的容量，这样先进的目标既是我们应对气候变化为全球保护生态做出积极的贡献，这也是促进国内基础发展方式转变，促进国内可持续发展的一个战略的一个措施。我们大力发展低碳经济，发展新能源技术，同样也是一个新的经济的增长点，和新增的就业的机会。全球也在实现能源的转型和能源的变革，需要全球范围之内，扩大我们的技术的合作，同样也带来广阔的经济发展和新的增长点和新的合作的机会。这里边可以促进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气候公约的框架下的技术的转让，增加大家互利共盈的一个机会。我们要把应对气候变化作为一个新的发展机遇，采取积极的应对行动，可以促进创新，带来新的可持续发展和增加人民的健康，以及保障能源安全的一些机遇。所以各国合作分享性的发展机遇，促进全世界和各个国家自身的可持续发展，有很多合作共赢的空间和机会。谢谢大家。
魏建国：
把整个的书读薄，才是很有本事的。何校长把2030年之前，我们怎么做告诉了一个目标，又说到这个目标是新机遇，新挑战，又说到这个新挑战和新机遇给我们带来的巨大的新的发展动力。我建议很多媒体，你们可以采访一下何校长，这一块是增加我们经济发展动力。最后一个发言是我们南方中心执行主任许国平先生，我对南方中心，到底是一家公司，还是企业呢，还是一个研究中心呢？始终搞不清楚，而且我们开会的时候，许国平先生因为路上堵车迟到了，所以干脆我们请他来介绍一下他到底是什么样的机构，他的论点是什么，有请许国平先生。
许国平：
非常感谢国际中心邀请我参加这个重要的会议。我们的主题是非常重要的，先介绍一下南方中心，我们是一个非盈利机构，是发展中国家政府间的智库，帮助发展中国家进行相关的研究，召开相关的会议，就国际问题进行谈判，而且加强谈判的效率，南方中心总部是在日内瓦，有52个成员国，包括中国。气候变化是我们应对的一个主要问题，为了实现巴黎会议得成功，我们需要把两个原则放在一起：
第一个就是在环境问题方面要有雄心，第二要实现公平。这样我们就可以共同采取行动，以公平合理的方式解决气候变化问题。在环境方面，我们都知道现代都出现了一个危机，危机非常的严重。因为科学家说从现在开始，我们只能向大气排放约100亿吨的二氧化碳，但是实际上我们排放的数量是500亿吨。我们将在20-30年里将能够排放的碳的数量没有再排放的容量了，对于发展中国家，我们是代表发展中国家，最重要的政治议题，所有的政府都是这样，对于人们来讲也是一样，那就是经济增长。人们非常的贫困，每个人都有一个美国梦。我们都希望有这个摩托车，到最后一家有五辆摩托车，都希望给孩子一个家，但是孩子都能买一套房子。我们都通过电视电脑，看到美国是什么样的，我们希望像美国一样，中国梦是什么，中国梦和美国梦相比是什么样的，我们仍然在进行对比，它是不是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梦，中国是否持续得成功，发展中国家是否能够能做同样的梦，中国的梦和美国梦如果不一样，它如果基于可持续发展的话，不是说一家有五辆摩托车，那么美国是否也可以有一个可持续的梦，来帮助我们可持续发展，这是我们关注的问题。
发展中国家担心的是，如果制定国际气候规则并且落实这个规则，他们可能就需要承担那些负担，而发达国家却逃离了这种负担，这是发展中国家所担心的问题。为了要安抚他们，我们需要执行这个公平的原则，在气候变化公约当中，我们有公平的原则，就是发达国家要为排放负主要的责任，至少到目前为止是这样的，就是他们历史排放责任要承担，这样他们必须首先减排，发展中国家也会采取行动，但是他们是需要一些时间的。我们也认识到发展中国家需要在适应，在损失方面要负担一些资金和技术。我们应该把发达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应该变成共同合作应对气候变化的关系，这就是我们公约所说的。马上开巴黎会议，我们知道采取更多的行动，在过去我们的行动并不足够，所以才出现了这样的危机，需要采取更多的行动，发展中国家也需要采取更多的行动，因为今后的排放需要进一步的增加。而且今后会有很多的排放，如果我们没有行动的话，我们不能保证南方国家之间更多的合作，我们没有办法控制这一点。比如说在金融和技术方面的领域的合作，我们现在还等着看发达国家能给我们什么，现在有一个绿色气候基金，但是每年25亿美元，还有其他的资金，但是这是不够的，因为根据联合国的估计，还有世界银行的估计，我们需要每年六千亿美元用于减化。另外还有两千到四千亿用于其他的方面。所以在根本上我们说到2020年我们需要调集一千亿美元，但是到目前为止，但是我们还没有这样一个每年几十亿到几千亿美元这样一个变化。2020年之后怎么办，到时候会有新的协议，这都是很多的问号。现在有很多的问题是悬而未决的。
如果要变化，那发展中国家要进行调整，要采取新的发展模式，包括推动新能源的发展，新的工业化，新的城市化。然后提升我们的建筑物，还有铁路，还有其他的基础设施，以便能够减少排放。当然这些都需要成本，不仅仅需要私营部门的资金，我们在制定这些规划的时候，要确定我们的投资融资模式影响经济发展，这都是南方所面临的困境。在走向巴黎会议的时候，我们需要确保所有的人都采取行动，但是与此同时，我们要密谋我们需要以什么样的方式采取行动，怎么样来落实我们的计划，还有各种各样的政策，比如说补贴，还有政府规划，还有私营部门的参与。这一些领域的问题，我们还没有完全解决，而且现在我们必须得紧迫的做好这些工作，我想我们在走向巴黎之前，当然我们必须达成一个协定，如果不达到协定是没法想象的。当然这仅仅是一个临时的协定，它还不够。我们不可能在四到五个月都能解决，就像我刚才提到的这些问题。另外还有中国发挥什么样的作用，中国它的排放是最大，而且经济排第二，但是与此同时它是一个中等发展国家，与此同时他又是第二大经济体，又是最大的排放国，所以它有它的责任，它有社会责任，我们感到非常骄傲的是，目前中国它正在落实履行这样的责任。而且它履行承担了越来越多的责任。
首先从国家来讲，你们有自己的气候变化行动计划。第二提供了各种各样的资金渠道，比如说新发展资金，亚投行，还有私募基金等等，这些会带来很多的资金，但是怎么利用这些资金？就像前面几位发言人提到的，要确保这些资金的使用能够有利于环境，有利于社会，有利于气候变化的也对。这将决定很多的地区，亚洲的未来，发展中国家的未来，所以这是一种特殊的责任，中国一定会承担起这个责任，我相信我们在座的所有各位都非常高兴能看到中国实现了它的责任。与此同时，积极贡献气候变化的应对，而且推动了气候变化的发展。谢谢大家。
魏建国：
谢谢感谢，我们许国平先生做了责任的主旨演讲，也非常感谢他，提了很多的建议。下面我们进入互动讨论的阶段。我要求提问的人，首先是自报家门，第二每一个人只能简单明了提一个问题，而且说这个问题是提给谁的。我们请回答的人也是简短扼要，我们有限的时间可以用到更多的提问。
提问：
提问给美国的约翰·彼德斯塔先生。我的问题去APEC会议上，中美发表了气候变化的联合声明，美国提出2025年减排比2005年减少26%-28%，我的问题是，约翰·彼德斯塔，你是奥巴马总统的顾问，您认为在美国政府和议会能对这个一致吗？奥巴马总统有能力说服议会通过这项声明吗？
约翰·彼德斯塔：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我想说得清楚点。我是在2月份的时候，离开了白宫，所以现在我的工作是不同了，我想说两点，第一点，首先是美国做出的承诺，这个目标。那就是减少碳排放，这是到本世纪中期之前的一个重要的目标，这是一个路径，这是一个非常宏大的目标。但是这是在现有的联邦法律之下，总统根据它现有的权威，逐渐积累出来的一种承诺。但是总统他有他的能力来推动美国的能源系统的发展来说服私营部门采取相关的行动，包括推出相关的电场，还有HFC减排等等各方面的一些规范和监督。它可以利用各样的方式，用好它的权威，而且总统现在也在用这些权威。我们知道在2016年的时候我们会有选举，我们也不知道结果怎么样，我们拭目以待，我们不知道下一届总统会不会进一步推进这个工作，来继续利用总统的权威实现这些目标，但是我相信我们应该能够做到的。
魏建国：
谢谢您，非常感谢您。我觉得约翰·彼德斯塔的确是一个乐观主义者，有影响力说服议会。但是下一届总统行不行，他也有担心。但是达成了美国和中国这个协议，讲的条条道路通巴黎。
提问：
非常感谢有这个机会，我是来自于国际NGO组织，就致力于绿色经济发展的，我们是国际绿色经济协会。我们在座的几项重要工作就是大气污染防治，秸秆产业化，绿色建筑和新型城镇化，以及生态沙产业的治理。我想问一下发改委的张主任，在我们协会参与能作物秸秆产业化工作多一些，现在雾霾前两年比较严重，而且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农作物秸秆焚烧，我想问一下张主任，我知道农业部还有能源局那些，还有环保部，发改委除了在综合利用方面有哪些近期的举措，今年或者明年或两到三年之内的。
张勇：
应对雾霾治理环境是中国政府各个部门都在努力从事的一项工作。发改委近年来和农业部、环保部有关部门我们也在积极的推进各个领域的治理工作，包括刚才您说的秸秆的治理问题，过去中国人的传统是秸秆，基本上都被焚烧掉了，污染了环境，污染了大气。现在我们也推广了多种技术，通过财政的一些补贴方式，使他包括秸秆的还田，包括秸秆的压块作为燃料。为了解决秸秆解决焚烧问题上，在技术装备上我们加大了投入，科技部也给予了很多资金的支持，创造的很多，流动性的处理秸秆的这种压块的这种机器，这种机器很方便，它把车开到了田头，在田头就可以处理。当然由于秸秆的压块之后的热值还是偏低，在使用上，像河北，它就是采取补贴的方式，让使用秸秆压块作为燃料国家适当的给予补贴，这样使它能够推进广泛的应用。应该说现在各个地方在处理这个秸秆问题上，都是非常积极的。那么在国家的政策的指引下和帮助扶持下，进度成效都是比较显著的。这是一个持续的工作，那么我们也要进一步加大力度，尽可能的采取多种方式来把它推动，推广，当然这其中还有一个宣传的问题，要积极的宣传，要动员全社会的力量，社会共治，促进这项工作更好的发展。
提问：
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何校长，您刚才介绍了中国在当前应对气候变化和减缓二氧化碳排放的很多面临的严峻的形势和取得的一些成效。当前解决贫困问题是中国政府正在做的很大努力的工作，我想问您，您是如何来看待在应对气候变化这个背景下解决贫困问题实现可持续发展的。
何建坤：
应对气候变化是为了保护地球生态，促进全人类的可持续发展。现在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在当前业面临着摆脱贫困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更为迫切的可持续发展当中的问题。现在对于各国来讲，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来讲，必须要应对气候变化和可持续发展密切结合起来。在可持续发展的框架之下来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和减排二氧化碳的问题。世界气候变化发展峰会，以发展绿色经济，促进全球的脱贫和可持续发展，这就指出了我们协调国内可持续发展摆脱贫困，和应对气候变化的途径，就是发展绿色经济。用中国话就是要实现绿色发展，循环发展和低碳发展。现在中国的发展进入了新的常态，我们各个地方特别是中西部还面临着解决发展改善民生和脱贫严重的任务，所以我们的经济还要持续的增长。但是现在我们更加强调的是产业的转型升级，提质增效，要走绿色低碳的发展路径，也就是要节约资源改善我们的环境，同时促进二氧化碳的减排。只有把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减少碳的排放，和国内的可持续，摆脱贫困密切结合起来，制定我们能源生产和革命的战略，促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是有可能找到一个双赢的路径和发展的方式。既为保护全球生态做出我们国家积极的贡献，又能够促进我们国内经济的转型，保护环境节约资源和可持续发展，能够使人民的生活水平有更大的改善。谢谢大家。
魏建国：
谢谢何校长的回答。因为还有很多问题提问，但是非常抱歉的大家，这个时段只能到这。在结束之前，我请我们参与者一起要对我们台上的嘉宾，要给予鼓掌。我在开会的时候，我们最多的有18张纸，最少的有12张纸，但是我跟他们说了，不要用稿子，你们就发言，把你们最精彩的的观点亮出来，才使我们今天在刚好最后30秒的时间留给我们大家鼓掌的时间，谢谢大家。第一时段的气候变化到此为止。
接下来进行第二个时段，接下来每个人发言不到四分钟，只有50分钟，我们发言完之后，我们有一个互动讨论阶段，所以请各位嘉宾，把你们最精彩的，最有价值的闪光金子般的观点呈现给各位。下面我们有请国务院扶贫办主任刘永富先生讲话。
刘永富：
尊敬的魏建国副理事长，女士们、先生们上午好！首先，我代表国务院扶贫办祝贺第四届全球智库峰会的召开。感谢会议组织者能给我们这个机会能在这里介绍中国减贫情况，我发言的题目是“深入实施精准减贫战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实现全球可持续发展，是人类社会的共同目标，消除贫困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社会越发展，越要重视减贫工作，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把解决穷人的问题作为重要任务。2015年后的全球发展，必须要把减贫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中国政府历来高度重视扶贫开发，把扶贫开发作为战略部署，纳入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不断推进包容性发展，充分发挥共产党的政治优势和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全党、全社会动员，政府主导集中力量组织展目标明确的大规模扶贫行动，把发展作为解决贫困的根本途径，通过开发式扶贫，帮助贫困地区贫困群众提高发展能力，创造发展机会，共享发展成果。
中国先后实施了《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和“两个十年”扶贫纲要，率先实现了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贫困人口减半的任务。为推动全球减贫和可持续发展作出了贡献。女士们，先生们，中国将消除绝对贫困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底线目标，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按照“四个全面”的总体部署，按照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的总体要求，中国将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绝对贫困不消除，全面小康社会就建不成，扶贫开发就是要补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短板。按照中国的扶贫标准，目前还有7000多万贫困人口，不仅规模大、分布广，而且致贫原因复杂，脱贫难度大，是难啃的硬骨头。近日，习近平主席发出动员令，要求确保贫困人口到2020年如期全部脱贫。中国将全面实施精准扶贫战略，去年，我们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贫困识别工作，对贫困县、贫困村、贫困人口建档立档，摸清了贫困底数。我们逐村逐户分析致贫原因，找准脱贫门路，制定脱贫规划，确定帮扶措施。实施分类施策，将通过扶持生产和就业发展一批，通过移民搬迁安置一批，通过低保政策兜底一批，通过医疗救助扶持一批。
中国将发挥制度优势和政治优势，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落实党政一把手的领导责任，贫困县的主体责任，中央部门的行业责任，我们将向贫困村选派第一书记和驻村工作队，实现每个贫困户都有驻村工作队，每个贫困户都有帮扶责任人。同时发挥贫困群众的主体作用，提高他们的知情权、参与度、获得感，激发内生动力和活力。
中国将进一步动员和凝聚全社会的力量，健全东西扶贫工作、定点扶贫机制，加大先富帮后富的力度，倡导民营经济、社会组织、公民个人积极参与，引导激励社会各界勇于投身扶贫事业，拓展社会扶贫新思路，建设社会服务平台，实现帮扶需求与供给的有效对接，进行广泛的社会动员，培育人心向善的好风尚，弘扬中华民族扶贫济困的好传统，凝聚全国人民团结互助的正能量。
女士们、先生们，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从根本上解决贫困问题，是一个长期的历史任务，目前，全国还有14个连片特困地区，832个贫困县，12.8万个贫困村，7000多万贫困人口，我们将不断完善政府、市场、社会协同推进的工作机制，形成专项扶贫、行业扶贫、社会扶贫三位一体的工作格局，实现经济社会的包容性发展，提升市场机制的一平性，让发展中国更多的惠及穷人，走共同富裕之路。
女士们、先生们，中国的减贫成就不仅是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艰苦奋斗的结果，也一致得到了国际社会的真诚帮助，我们愿意与国际社会分享减贫经验，开展减贫国际合作交流，为促进人类社会的共同繁荣，建立幸福美好新世界而努力。最后祝本届全球智库峰会取得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主持人 魏建国：
感谢您的发言，三位一体的扶贫，抓三个重点，中国的扶贫解决了很大的问题。刚才有人说全球的扶贫看中国，中国做了极大的贡献，我们还有，下一步怎么做，这个很重要。但是不要忘了，全球的扶贫，还要看印度，所以下一步我们请印度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前主席谢刚进行演讲。
谢刚：
谢谢，大家好。刚刚刚才提到了中国政府怎么解决扶贫的措施，这是一个好消息。印度现在也开始了许多的方法，比如说世界银行感觉他在（英文）方面，最近2008年-2014年印度的措施很重要。印度可以说对于减贫项目来讲是一个贡献国。根据这个报告，印度有11.4亿人脱贫，这也是非常好的消息。那可以看到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做出了很多的贡献，但是还有一个坏消息。那就是还有很多的人处在贫困当中。目前我们所做的工作基本上就是自上而下的。而不是从基层开始努力的一种方式，没有从地方着手，所以也是印度所面临的挑战。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政府提出了很多减贫的战略，我们用了各种各样的方法，比如说要查明贫困县以下人的数量，首先有一个方法就是基于粮食安全做的统计。2005年的时候，贫困县的界定是不是有足够的食物，世界银行有一个指标就是说需要把各种各样的综合指标纳入进来考虑。2005年起我们用了我们自己的一个指标，这个指标就是一个最基本的生存指标，我认为这也存在一个问题，怎么界定最低生存标准。那世界银行说，每天1.25美元的生存费用，我们也用了类似的标准，这是在方法方面，我们面临的一些问题。
那印度如何进行减贫的，首先是基础设施项目，包括在地区还有地方的层面。有一些中央组织的项目，非常成功，比如说甘地农村就业项目。第二个就是养老金项目。第三个还有一个国家性的项目。那就是给学校的学生提供足够的食物。中国政府进来也推出了一个免费午餐的项目，大概给2600多县，25000多万的学生提供午餐，印度也做这个五年之久了，就是提供午餐，给学生提供午餐。还有一个综合的农村发展项目。还有农村的住房也是非常成功的案例。这是一个小型的建设项目。中国政府近期也开始这方面的工作，李克强总理在3月份的时候，政府工作报告当中也提到了减贫目标，就是一千万人的县，也提到了一个住房项目。印度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做了很长时间。所以住房，农村住房就是其中的一个很好的项目。但是由于腐败问题，还有其他的一些问题，还有一个新的项目推出来了，那就是直接的现金汇款机制。这是由中央政府推出的项目，以便能够减少中间人侵吞财款。另外一个措施公共分配制度，就是有一个配给卡，比如说像糖，粮食，都可以通过这个卡进行配给。另外我们也发现，减贫方面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经济增长，世界银行指出这是减贫的一个重要的方面，在中国发展很快，使得很多人摆脱了贫困。比如说在1978年有三亿人口，现在只有七千到八千万的人口，这就是我想做的介绍。
魏建国：
掌握两点，印度的所有的研究及滚里面，尼赫鲁大学东亚研究中心是非常著名的，第二我自己也是翻译出身，谢刚的（英文）是非常好的。谢刚对中国的研究，对印度的研究非常深刻，让我们再次用热烈的掌声感谢谢钢先生。下面有请由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聂振邦先生。
聂振邦：
各位来宾，上午好。今天就扶贫的减贫结合我们国家的情况，谈一点个人的看法。主要从宏观和政策层面分析这个问题。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人口基数大，扶贫任务十分艰巨。我们的扶贫地区主要分布在老少边穷的地方，自上个世纪末和本世纪初以来，国家大力推进扶贫开发，先后实施了《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和《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扶贫事业取得巨大的成就。扶贫开发实现了贫困地区广大农民群众千百年来吃饱和穿暖的夙愿。经过20多年的艰苦奋斗，解决了2亿贫困人口温饱问题，有些贫困人口过上了幸福了小康生活，这些扶贫事业的成就，受到了国际社会的瞩目，为推动全球的减贫事业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2011年，党中央、国务院就颁布了《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明确了新时期扶贫工作的总体目标，确定了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为扶贫攻坚的主战场，实施片区服务发展和攻坚计划。有关数据显示，2011年到2014年，我国农村贫困人口从12300万人，减少早7017万人，贫困发生率同12.7%下降到7.2%。今年是“十二五”的收官之年，要实现减贫1000万以上的人员，才能为“十三五”减少还剩余6000万人口扶贫空间打下坚实的基础。确保实现如期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
谈一下扶贫开发工作的思路。第一，科学引领、扎实推进，彻底摆脱农村贫困。“十三五”期间，按照中央关于扶贫工作事关全局，全党必须高度重视的要求，把扶贫开发摆在更加突出的重要位置，做到党委、政府高度重视，社会各界、企业广泛参与，积极给予资金、技术、人才的大力支持，真正做到动感情、动真格的，为了扶贫事业的发展在全社会倡导人人要做主人翁，人人都要献爱心，要把扶贫事业作为自家的事去干，啃下这个扶贫攻坚的硬骨头。在具体工作上坚持区域开发与精准扶贫相结合，更加注重面向特困地区、特困人口进一步完善政策体系，加大投入力度。
第二，因地制宜，科学规划，理清发展思路和重点。做好扶贫开发工作既要坚持输血的必要条件，更要构建造血的功能，这样才能做到可持续发展，同时强化规划统领的科学发展。根据各重点贫困片区的资源禀赋、区位条件和人力资源状况，确定各片区的优势、特色和主导产业的发展重点，做到宜林则林、宜农则农、宜木则木。最近几天，中央一频道也介绍了扶贫典型事例展开的，加快当地贫困人口的早日脱贫致富。国家也要加大投入，在骨干铁路、高速公路、水利枢纽、农田水利、信息基础工程等，帮助建设一些大的工程，进一步破解贫困地区发展的瓶颈制约。
第三，加大资金投入，增加对贫困地区的资金投入。国家要进一步加大对贫困地区中央预算内的投资规模，各有关方面在安排年度投资计划时，继续向贫困地区尤其是集中连片的特困地区、革命老区倾斜重点支持、基础设施、社会事业、生态环保、扶贫开发等领域，继续加大对贫困地区公益项目的中央资金投入力度，提高扶助标准。金融机构要优先向扶贫开发示范项目给予优惠贷款，发挥典型师范引领作用，支持贫困地区加快脱困支付。鼓励和引导中央企业和社会资本投入到贫困地区发展建设，在基础设施、公用事业等领域，推广政府和社会资本的合作模式，以动员全社会的力量，支持扶贫开发事业。
第四，推广普及扶贫开发智力支持，提高贫困地区自我发展能力。贫困地区主要从事农林牧业生产，国家有关部门组织发挥科研单位、大专院校、大型企业专家和科技人员的力量，发挥科技扶贫的优势和贫困地区对口资源，培育适合当地发展的优良农牧业品种、推广先进的种养殖技术，投机效益好的种养殖项目，增加贫困农村人口农民的收入，另外还要加大对贫困地区农民的培训力度，不断提升农村劳动力的科技素质、技术水平、职业和经营能力，使贫困地区的从业人员至少掌握一门适用的生产技能，增强自身发展和脱贫致富的能力。发挥贫困地区劳动力资源的潜能。
第五，完善扶贫开发工作的体制机制，激发贫困地区开发潜力。要支持贫困地区率先开展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试点、土地经营抵押贷款试点和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完善精准扶贫的体制机制，突出重点，强化攻坚克难，动员全社会的力量做好新时期扶贫开发工作，让农村贫困人口和全国人民一道步入建成全面小康社会的康庄大道。谢谢。
魏建国：
聂理事长的发言，既全面又系统，更重要是在时间之内，这个是很不容易的，掌声鼓励一下。下面有请意大利亚洲观察家学术委员会主席罗密欧·奥兰迪，其实他不仅懂意大利语，发文，还懂中文。
罗密欧·奥兰迪：
早上，非常感谢国际中心的邀请来在这发表讲话。中国在扶贫方面的工作是非常成功的，数以亿计的人走出了贫困。现在只有七千万人仍然活在贫困县以下。其他的国家没有中国做得那么好，昨天我们也听到中国对全球的扶贫工作做出重要的贡献。那么它的成功是非常大的。这是一个奇迹吗？有时候在学界大家都认为中国所取得的成就是一个奇迹，但是对于我来讲，这并不是一个奇迹。我不是这么想的，奇迹指的就是神所造成的，是一种偶然的，偶发的情况。比如说你去找石油，找到石油，那是一个奇迹，但是现在中国的这个成就并不是因为神的介入所取得的奇迹，而是中国的政策执行的好。中国的领导人共产党他们几十年之前制订了一个非常好的政策，这个成就的取得是因为我们的辛勤的努力，是因为中国政府有原则的政策。邓小平先生当他要召开会议在70年代末的时候，召开一个启动改革开放会议的时候，他说中国是处于落后的状态，到处都是贫困的县，当然比现在更加普遍。他当时用了一句话，他说，我们的敌人不是资本主义，我们的敌人是封建社会，封建制度。而这个制度使得中国在整个这一世纪里头变得非常落后。很多历史学家都知道，中国没有经历欧洲的工业革命，也没有享受到工业革命的果实，所以必须要进行改革，才能实现发展。而发展本身就会带来扶贫的效益。所以中国取得的巨大成就，就是因为我们的政府，他们走的是一条及时的，而且是不同的道路，那么它的结果就是创造了更多的价值和繁荣，创造了很多的收入，并且分配了老百姓。
理论的方式是不一样的，我们如何能够创造更多的价值，如何能够创造可以分配得更多的收入，这里关键就是致富是好事，我们需要有自己的成就感，我们希望劳动生产力能够自由的发展。这结果是很好的，但与此同时，随着收入的增加，中国现在成为了一个超级大国了，我们也看到了另外的现象，就是在扶贫的同时，我们也发现了不公平的现象的出现。根据基尼系数，收入分配和分配的不公指数，指明了中国现在变得越来越不公平。那么现在这个剪刀差距越来越大，贫富差距比过去增加很多。但是还有一个事实，使得我们社会仍然是稳定的，那就是尽管剪刀差仍然大，但是内剪刀更长一些，虽然贫富差距很大，但是贫困的人他们的收入水平要比以前更高一些。我们应该问自己一个问题。不公平是发展的结果，还是说不公平是发展的前提，这就是我们需要，这是我们自己问自己，40多年以来这样一个问题，还是没有找到答案。现在的不同的现象就是逐步解决问题的策略，也就是说像滴灌式的帮助老百姓走出贫困，是不是能够有效。在一些国家是有效的，但是并不能适用于所有的国家。最后我想说中国相应的来讲是比较富裕的，它可以选择不同的路径。那么，以前就是要创造更多的收入，要把富人的收入给穷人，但是现在中国也可以走另外一条路，因为中国现在是外汇最多的国家，有400亿美元的外汇，从这个方面来讲，中国应该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但是大家都在问这部分钱怎么用，中国是否继续成为世界市场来进一步的来发展这个出国导向型经济，还是说采取另外一种发展模式，那就是国内消费导向型发展？给老百姓制定不那么约束性的政策，比如说废除一对夫妇只有一个妻子的政策，我觉得中国正在面临这样一个辩论，习近平主席最近谈到中国梦，这些问题都是我们要实现中国梦的一些主要的话题。谢谢。
魏建国：
意大利人就是聪明我都可能马可波罗，罗密欧有是很聪明的，我们全球智库，你们不知道中国最早用的内阁里面，外部人当智库的外官是1866年在米兰出生的南世宁，他是首次把西洋化涌入到中国化。罗密欧对中国的扶贫，目前存在的问题，提出滴灌式的扶贫，这是很了不得的。我还有一位多年的好朋友，是马来西亚亚洲策略与领导研究所首席执行官杨元庆先生。我建议杨元庆先生用中文来讲。请杨元庆先生。
杨元庆：
大家早上好。女士们，先生们，我首先谈一下宏观的观点，然后谈谈马来西亚在减贫方面的一些经验。世界银行认为，贫困线每天生活费不足1.25美元，而今天这些人的人口数量自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大幅度下降。到2011年的时候，已经比重下降的非常低了，最主要是因为发展中国家在这个阶段取得的成绩，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成绩，在减贫方面。但是，全世界人仍然有12亿人住在极端贫困线之下，特别是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占到1/3，印度1/3，中国占到13%，这当然与1981年43%相比是大幅度下降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直说中国在减贫方面取得这么大的成绩。而中国的模式，完全可以成为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参考和借鉴。在谈减贫的时候，不仅仅涉及到收入，其实也应该涉及到获得基本的服务、教育、医疗、电、安全的水、交通、营养和能源等等。
另外，不管性别还是地域，还有气候变化等等，这些都带来了一些减贫的挑战，比如气候变化带来很多的自然灾害，这些都是阻碍减贫的一些挑战。联合国昨天也指出，在谈到千年发展目标的时候，到2025年将贫困减少一半，而且我们现在也在制定新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在未来的15年，要实现一些主要目标，包括减少各种各样的贫困，确保公正的教育，确保公平的机遇，实现性别平等，实现可持续增长，建立有弹性的基础设施，实现可持续的工业化，并且采取行动。我想，主要谈两点，首先就是性别问题，还有减贫。
我们认为，最好的一个实现全世界减贫方式就是让女性赋权，因为大部分贫困人口都涉及到女性。因此，我们要确定性别平等，因为它可以给我们带来很好的减贫效果。这些真的是减贫的重要促进力量，我们需要女性能够获得更加公正的教育，更加公正的金融资源和公正教育资源和公正的就业机会，我们要提升女性的收入。
另外。有很多非政府组织，他们都在呼吁要加强减贫的人权角度的工作，这就包括要建立各式各样的机制使得人权的方式能够在全国的范围内推广。我们认为，做好这方面的工作，对于实现各方面国际人权公约都是非常重要的。另外谈谈马来西亚，马来西亚从2009年的5%的贫困率减少到2012的2%。教育可以说是一个主要的减贫战略，我们需要很好的培养人们的技巧，这当然是一个重中之重，同时我们也关注住房、公共交通、医疗，而且在城市化的过程当中，我们也要减少城市的贫困。简而言之，马来西亚重要的成功因素，主要包括恰当的政策框架、有效的评估以及有效的落实，还有监测进展。非常感谢。
魏建国：
非常感谢您做的非常重要的发言。马来西亚去了很多次，把扶贫作为国家的国策，始终研究，通过NGO的办法，加上政府的努力，他们取得很大的效果。我们下一个发言人是来自联合国经社理事会的高级的事务官员阿姆森·西班达。
阿姆森·西班达：
非常感谢您的美言，因为我既然是狮子王，我就要说的快一点，我非常高兴参加第四届全球智库峰会，非常感谢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邀请我谈论减贫的议题。减贫是联合国重要工作之一，其实减少各个地方的贫困是在今年9月份，我们在推出新的可持续的目标的过程当中，也是一个重要工作。我们1990年到2000年期间，我们贫困减半，我们大大加快了这个步骤。我们在过去的十几年里，二十年实现了重要的进步，现在的贫困人口仅仅两亿多，虽然在亚洲减贫取得了大幅度的成绩，但是有的地区反而贫困人口增加了，而且这些人的就业情况变得更加的糟糕，因为当地有很多的冲突。那么我们目前取得了哪些教训呢，首先就是我们认识到世界财富的分配是很重要的。那些大国家，他们完全可以改变贫穷的数字。他们经历了巨大的变化，像中国和印度就是很好的例子。
第二就是适当的政策是非常重要的。那这些政策如何产生影响呢，就是协调增长和减贫之间的关系，要在适当的情况，有恰当的政策干预，使得增长对减贫产生最大的效果，各国必须积极的投资于农业基础设施，还有劳动力密集的产业，这些都是非常成功的。同时，也要积极推动人力资源的开发，和社会发展。
第三点我们还认识到还有粮食价格，还有石油价格，能源价格的影响是很重要的。2007年到2008年之间，粮食价格增长，然后更多的人口脱贫，这可以说是粮食价格的增长是有利于脱贫的。但是之后，我们出现的情况发现由于粮食价格的波动，有些人没有受益，与此同时能源价格也在变动，这些也在影响穷人的生活，也会影响未来减贫的途径。现在我们更加的了解贫困的性质了，因为这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而且所有的人在生活当中的某一个阶段都会经历。要么就是很贫困。他们有的时候会扶贫，但是有的时候会富贫，所以要有很好的政策，增长经济是必须得，但是不是实现可持续发展和扶贫的一个必要条件，那么需要执行相应的综合性政策，把扶贫纳入其中。那么各个国家需要来加强公平。
第四，结构性的改革是非常重要的。我们需要确保经济发展能够应对环境保护和社会的需求，这需要发展私营部门重要的作用。政策是重要的，宏观政策应该携手共进创造就业机会和社会的包容性，这需要在经济增长方面，加强就业以及加强社会的包容性，不仅仅要把重点放在经济增长上，相关的政策上需要因地制宜，我们有很好的演员。第五，相应的政策也需要加强对贫困县的评估和分析。这样才能帮助易受影响的，抵抗贫困的韧性。2015年后的发展议程，将会是一个新的路线图来帮助我们实现在二三十年代时间里，消除绝对贫困，我们需要将我们的政策真正的变成以人为中心的政策。谢谢。
魏建国：
我在非洲呆了20年，非洲有一句话谚语，一个人独走可以走的很快，几个人共行才能走的更远。非洲希望在扶贫的时候，共同来帮助，全球搞扶贫的时候，特别是联合国很重视。中国的经验印度的经验，马来西亚的经验，以及下一步的工作。今天这个时段，比如说像滴灌式的扶贫很精彩，如果把复杂的问题，用用简单的语言表现出来，它不仅是一个单纯的语言问题，不单纯是一个表达的问题，更是一个思想，智库的问题。很不容易。下面我们进行互动讨论阶段。
提问：
谢谢主席，我是来自韩国。我是首尔大学的教授。韩国的城市化进程，农村基层的问题出生的比较能干的年轻人，可以不可以继续在农村发展的这个贡献。中国有没有农村的年轻人发展农村地方的人，有没有政策计划？
聂振邦：
你提的问题非常好，也是大家关心的一个问题。我们国家从政府层面也非常重视这件事。最近30多年，就是中国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城市化步伐的加快，中国的农村人口大量的减少。那么现在据统计，大约有两亿八千万左右的村人口，主要是农民工到城里务工定居，他们在城里生活，所以我们国家现在城镇化率已经是城镇人口超过了农村。那带来一个现实的问题，农村一线的劳动力怎么解决，到城里务工，都是有知识，有文化，受过一定的教育的中青年人比较多，这样对农村第一线的生产劳动力带来一定的影响，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国家大力推进机械化，从种到田间管理到收机械化率很高。比如说这个季节，我们在收小麦，小麦这一机械化更高了，我们机设率达到90%以上，机播率基本完全做到了。我们大田作物，包括水稻，玉米这个机械化水平都很高，这样就减少了农村的劳动力，使农业生产连续11年全年取得了丰收。因为中国的农业，有的时候种一季，南方可以种两级，个别还可以种三级，所以机收发展很快。农村第一线的劳动力必须做到有一定的知识，有一定的问题，受到专业培训，训练的掌握一定劳动技能的会经营管理的，这样的中青年骨干留在农村，才能使农业大国走向农业强国，农业生产不断的稳定和持续发展。国务院刚刚发了一个文件，鼓励城镇务农农民工，退役军人大学毕业生，到农村去创业，这样国家给予了一系列优惠的扶持政策，包括资金的支持，还有其他各个方面的支持，这是一个情况。
国家有关部门对农业农民工进行了系统的培训，使你拿到一格证书来从事某一项，种粮大户，专业大户，这样农民合作社，农民合作组织，这样从事农业组织，经过培训，持证上岗。承包土地经营权的流转，使农民从事农业生产达到一定的生产规模，不管从种植业养殖业都能达到一定的规模，一个比较合理的收入，这也是围绕今天扶贫减贫这个课题一个很好的问题。谢谢。
魏建国：
我的问题是您是否对您的国家的相关的政策构架乐观？您觉得扶贫哪种模式比较好，是中国的，是马来西亚还是孟加拉的，还是印度的？
谢刚：
是印度它可能向中国学习，向马来西亚学习，向韩国学习经验。韩国的经验就是在农村里面，这是很重要的。对扶贫学习来说，这是很重要的经验。第二个从中国来说，三农问题很重要，农业方面因为现在进步比80年代90年代高，三农的问题，我们也考虑学习中国三农的经验。印度有自己的问题需要解决。因为我觉得必须进行一种谈判的方式解决问题，因为我们有不同的选区，我们是有不同民主的国家，必须跟各种不同利益相关方因为讨论和磋商，而且这个过程是非常慢的，我们需要来适应这样一个过程，因为我们是一个民主制度的国家，有很多的腐败现象，尤其是在中低层有很多的腐败现象，印度也在努力。
魏建国：
提另外一个问题给意大利的亚洲观察家学术委员会的主席罗密欧先生。他们回答完问题之后，再谈一点感想，非常短。对中国的扶贫是持什么态度，是乐观的，或者对扶贫的有什么好的建议？
罗密欧：
不知道是否向中国政府提供建议，因为中国政府在过去几十年来扶贫工作做的非常有效。我觉得中国会进行整合习近平主席谈到随着中国的发展，这个国家将会更加的安全和稳定。中国不会采取这种激进发展的措施，在过去十年中国的发展速度特别快。中国经济放慢不显示中国衰弱，而是显示中国是很成熟，我们要寻找的是增长和稳定之间的一个平衡点。稳定比增长更加重要，政府的历史使命就是要使得中国变得繁荣和团结。我觉得稳定肯定是压倒一些的。那么现在我们在扶贫工作方面做的也是非常好的。
魏建国：
我讲的体会是一句话，我听了以上的发言，包括联合国的，包括马来西亚的，印度的，意大利的，还有过程我们韩国的，凭良心讲，我感觉到人家研究我们的农村问题，特别像印度研究我们的农民问题，研究我们的扶贫问题，要比我们中国研究这些国家的农村问题，农民问题，扶贫问题，要来的深刻。他们能够提出那么多像奥兰迪先生提的，要稳定一切，抓住政策的适当的政策是关键。比如说谢刚提出来，印度走哪条道路，比如说我们提出了滴灌式的，所以我觉得到下一步要向他们学习。总之如大家看电视一样，主持人要有新面孔，我已经主持了两个时段了，这个时段要结束了，下个阶段要换一个新面孔，由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张大卫先生。
张大卫：
介绍一下将要发言的嘉宾，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李伟先生，美国环保协会主席佛瑞德·克虏伯，国家行政学院常务副院长马建堂。欧洲复兴开发银行主席苏玛·沙克拉巴笛先生。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多边临时秘书长处秘书长金立群，哥伦比亚大学地球研究院执行主任兼首席执行官史蒂芬·科恩先生。罗马俱乐部前秘书长马丁·立斯先生。落基山研究所联合创始人、首席科学家。
李伟先生大家都比较熟悉，他是我们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主任，是中国最大智库的领导，他在宏观经济，城镇化，智库建设方面，理论建树颇风。现在有请李伟先生。
李伟：
尊敬的主持人先生，女士们，先生们大家早上好。很高兴应主办方邀请，参加本届的峰会，我仅代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表示祝贺。仅就共同促进全球绿色可发展谈点想法。大家知道19世纪工业革命以来，一系列的科技创新推动着人类社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变革，极大了提高了社会生产力，可以说是数代地球人，越来越多人的享受着现代物质文明的丰硕成果。然而自然辩证法在不断的揭示着大自然对人类物质发展的方式。甚至包括我们过去成为赞赏的科技文明，对这些不断揭示了疯狂的报复。过去人类已经，现在正在未来还将继续为自身过度消耗能源资源，过多的排放各类污染物和过度的损害生态环境的行为，付出沉重的代价。可以毫无夸张的说，气候变化，环境污染，土地沙漠化，海洋生态脆弱化，生物多样化，所造成的破坏，把它形容为地球的癌症并不为过。而这种癌症正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发展。当然我们应该看到，面临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近百年推动了不少措施，减轻对生态环境的压力，有不同程度的取得了一定的成效。这不一一列举了。
就中国来说，作为负责任的发展中国家人口大国，中国在这方面确实在本身的时间解决自己的生存和贫困问题的同时，也做出了积极而扎实的努力。我只讲一个数据，2014年中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和二氧化碳排放分别比十年前大约2005下降了29.9%和33.8%。我们近期十二五所制定的在环保生态方面约束性指标，我认为是可以完成的。但是与绿色可持续发展的要求相比，各国目前在发展转变方式取得的进展远远不能弥补过去人类对生态环境的破坏。而且在不少的领域，还在加剧这种破坏。为了人类未来的生存安全和社会繁荣，我们必须加快发展方式的转变，推动实现绿色可持续发展，否则人类在可以看的到的将来，也许将难以避免灾难性的生态危机。在这个方面，有很多国际机构，国际组织，对未来50年，100年的地球的生态都有过预测。可以讲是那种情况如果出现的话，真是触目惊心。
实现生态方面的转变，走绿色发展之路，是深刻的变革，涉及到发展理念的更新，消费方式的变化和生产过程的低碳化、绿色化。现存的经济生态格局和不同经济体的发展理念存在的诸多不利于绿色可持续发展的问题。比如说先发展和后发展的矛盾。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矛盾，富庶国家与缉毒贫穷国家的矛盾，人类物质追求与未来生存环境的矛盾等等。这些矛盾和思想理念的冲突，有现实与历史的冲突。有不同国家不同发展阶段，公平发展权的冲突，更有发展方式水平和发展方式差异性的冲突。我认为可以这么讲，妥善处理好这四大矛盾，关乎人类的命运，而且是人类社会共同艰巨长期的历史命题。在经济日益全球化的今天，发展方式的转变更需要世界各国的共同努力。我强调四点，第一首先各国推动科技进步，当今世界科技发展呈现学科的交叉融合，研发投入规模巨大，技术艺术效应明显的效应，加强各国在科技进步的合作，有助于加快创新的步伐和扩散技术的创新成果。各国应秉承开放创新，协同创新的理念，围绕绿色可持续发展的率要，广泛开展科技合作。大家都知道，发展中国家不仅人口众多，而且大多处在工业化发展的初期、中期阶段。他们的创新能力，科技能力有限，真正走向有利于全球，有利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发展之路，或者讲适合这种发展的发展方式。单靠他们自己现在努力，是远远不够的，这需要发达国家在技术进步方面给予更有利的支持。发达国家应通过放宽技术贸易条件共建联合实验室，开展技术援助和人员培训等，加快中国家的技术进步的步伐。这是一个理念的问题，为了人类的明天，不能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这条界限划的太清楚。
第二，需要各国共同致力于解决日益紧迫的资源环境问题。随着经济联系和人际交往的日益交往频繁，生态环境问题越来越成为全球性的问题，只有各国联合行动才能有效的应对气候变暖，大气污染，海洋生态脆弱化等生态环境的变化。在国际组织的协调下，这些年来有进展，但是很不如人意。主要的原因之一，共同带有区别的原因，就是联合国联合会议确定的原则之一，这个很难有效落实。在这个方面，我们怎么能够摒弃狭隘的一个国家的利益的这种理念，打破生态环境合作中的零和的博弈。真正在各国之间建立密切合作的紧密的机制，来促进人类生态环境的变化，资源环境的变化。
第三，各国共同致力于建立更加平衡的国家经济秩序。我们必须高度重视现存的国际经济格局，现在两大突出的问题，不仅制约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也在绿色发展和气候变化方面，也是要解决的两大突出问题。一个就是南北发展严重不平衡，使得许多南方国家不得不以牺牲资源环境为代价，希望尽早摆脱贫困。我这用了一个字是希望尽早摆脱贫困。发达国家的城市建设，生活的方式和极度贫困国家是相差五百年一千年的距离。第二个是发展中国家长期处于全球产业链的低端，这既构成了对资源环境的巨大压力，又削弱了其自身转型发展的能力。因此，加快建立更加公平的国际经济新秩序，让发展中国家在以新秩序中获得更大的利益，在这我不展开了。时间马上到了。发展中国家也要自身加倍的努力，两者的互相的促进结合，互相促进。
第四，各国共同致力于建立符合时代要求的全球治理体系，目前的全球治理体系，在推动人类共同方面，充分肯定，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是也存在明显不足之处，这个最主要的问题，在全球治理方面还是碎片化，无论从联合国安理会，还是从世界贸易组织，世界卫生组织，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政府间谈判委员会等等世界性的国际组织，他们负责的领域，在某种角度讲，相对都是封闭格式得，隔离式的，但是在人类共同发展的大课题下，在气候变化和绿色增长的目标下，应该有非常密切的联系。所以说各国应该共同致力于优化全球的治理体系，推动碎片化治理向系统化治理的转变。为实现全球绿色可持续发展来奠定更好的制度基础。
女士们，先生们。近些年来，我们中国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直接参与了许多国家重大的战略和改革措施的研究制定，在推动国家治理体系现代的进程中，历史的转变的过程中，发挥了应有的作用。同时跟世界的各类组织，像世界银行，AOCD，大的企业壳牌，斯洛德等等，著名的智库等等，在人类发展的重大问题上，进行了紧密的合作和研究。今后我们将一如既往的加强全球智库的合作，为人类社会可持续的发展做出贡献。谢谢。
张大卫：
刚才李伟先生，让我们分享了他的思想，李伟先生重点讲了中国在解决贫困问题的同时，负担很重的情况下，积极履行国际责任。并且庄严的对国际社会的承诺做出庄严的承诺。但是我们现在在发展过程中仍然存在很多的矛盾，有些是国际性的矛盾，但是这些矛盾把它跨越过去，它主要讲了四大矛盾。需要全球来共同努力，并且给出了解决的方案，比如说科技进步，国际合作，解决好不平衡的问题，突出的解决好日益紧迫的资源环境问题，还有全球必须共同致力于建立起符合时代要求的全球治理体系等这样的问题，李伟先生根据跟大家介绍了是中国最大智库的领导，他在中国政府的决策过程中李伟先生跟他的智库都在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对中国的政策有很多权威的解读和设计，我们再次感谢李伟先生的发言。下面发言的是美国环保协会主席佛瑞德·克虏伯。美国环保协会它是一个非政府组织，克虏伯想介绍政府如何在低碳经济发展碳交易减排上发挥作用，在绿色发展上下更多的工夫，同时想对中国实施一带一路战略的过程中如何使这个战略成为增长和可持续发展的引擎，我们想听听他对我们有什么建议，大家欢迎。
非瑞德·克虏伯：
谢谢张大卫先生，谢谢国际交流中心邀请我参加这个峰会，这是非常重要的会议，很荣幸到这里来发言。首先做一下自我介绍。在介绍一下我所在的美国环保协会，再谈到同中国环保工作的联系。第三介绍一下我们自己的一些经验，作为智库，作为非政府组织如何能够促进绿色增长。
我们是美国领先的非政府组织，现代美国环保协会实际上在60年代成立的，我们发展的非常好。我们也是第一个雇佣基础学家来解决环境问题的非政府组织。我们把这个经济和环保结合在一起，把经济和科学结合在一起来解决环保问题。我们所涉及的像气候、海洋，一些跨境的全球性的问题，全球化，信息化以及经济的转型，这些都是联系在一起的。环保协会已经实现了转变，以前是国内的组织，现在是一个国际性组织。在美国有九个代表处，现在在北京、上海、墨西哥都有我们的办事机构，我们是一个全球性的组织。最近许多中方对美国的投资也在逐渐增加，中国在前头建立亚投行，这就证明了中国在这个全球合作方面的努力。那么中国是一个强大的全球经济体，它在环境方面的影响越来越大。中国的企业文化、投资都在走向全球，我们需要问，中国的环保组织和智库是否也应该走出去？美国环保协会和其他的环保机构都能在中国工作，答案是肯定的。
中国的智库的国际化应该成为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一个重要的推动者，而这个倡议是在以前的丝绸之路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我们应该交流经验，彼此帮助来解决更好更快的解决环保方面的问题。中国智库国际化的道路是一个紧迫的任务，因为中国有很重要的环保的故事告诉世界，当我们谈论经济增长的时候，有两个问题，在哪里出现过增长，第二个如何确保这个增长是绿色的？尽管有人说中国的经济现在处于一种放缓的状态，但我个人对中国未来还是非常有信心的。昨天见了李总理我感觉到欢欣鼓舞。中国的政府最近采取了一系列的战略，像一带一路的战略推动经济的发展，这是2014年所提出的。这个倡议非常重要，正因为它会对整个世界产生影响，而且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大的引擎，而且产生多年的效果。同时它需要成为一个绿色的一带一路，这样才能确保我们的全球是处于可持续的增长，贸易也会因为这个倡议进一步提升。它对于很多人，很多国家来讲，都是繁荣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路径。因此我们需要通过一带一路的倡议来加强环保的工作。同时一带一路的投资也需要是积极推动绿色增长。
另外，我们需要加强技术的创新来解决污染问题。比如说如果不符合市场规则的人，那么他们就必须要受到惩罚。我们技术要扶贫，同时也要保护环境。那儿在这方面的中国做的非常好，其中一点它在七个城市里做了试点应用，碳排放的试点运行。也许人类繁荣，它不可能成为人类繁荣最大的推动力，但是它会向政府表明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可以帮助我们解决污染问题，能够确保可持续的经济发展。今年1月1日生效的环保法也是一个很好的证明，各国需要有这样立法的机制，这样的激励机制才能更好的进行防污和推动绿色增长。我们才能更好的控制排放，以前这些企业只需要付很小的代价还会进行污染。在APEC召开之前，我们看到气候变化问题的中美的联合声明，同时也看到了一个更好的供应链的形成，那就是绿色增长的供应链可以推动经济的发展。企业也需要制定环保政策，企业也是社会公民，他们是需要通过这种绿色的增长来担负起自己的责任。同时我们也要确保对外的投资，也能够是环保的，也能够推动对环境的保护。
现在中方在推动亚投行的建设，我们需要在这方面加大投资，确保相关的项目是环保的，不会对环境产生很大的影响。我们希望在这个会议上有更多的人来谈一谈如何保护环境，希望中方能够介绍一下在环保方面的工作，尤其是如果把一带一路变成绿色的一带一路，谢谢。
张大卫：
谢谢克虏伯先生，他以美国环保协会发展的典型例子说明非政府组织如何在促进绿色增长中发挥的作用，对中国的政策，包括绿色增长方面的一些制度性的安排和措施上的实施，非常熟悉，可以说是如数家珍及我们非常感谢克虏伯先生，对中国政府如何推动绿色增长提的建议，以及在一路一带实施过程中如何把绿色增长作为政府和企业的利润和GDP增长的一个重要的动力。下面请国家行政学院常务副院长马建堂新生发言。今天讲的课题是能源结构的优化和能源利用效率的提高。因为马建堂做过中国国家统计局的局长，所以说他特别想用数据来说话，我们掌声有请马建堂先生。
马建堂：
尊敬的曾培炎，尊敬的大卫副主席，谢谢给我的夸赞和推销，虽然我现在不是统计局的局长了，但是还是习惯用一些数据来展示一下中国的能源消费结构的变化和能源利用效率的提高。因为能源，无论是生产还是消费，与我们今天的题目，气候变化与绿色增长息息相关。我想提供这样几组数据，第一组数据中国能源消费增速在放缓。如果我们从世纪之交可以测度，我国的能源消费受两重因素的影响，一个是经济的周期变化，一个是能源效率的提高，表现出很强的先快后缓的一个阶段性特征。绿色的是能源消费，红色是电力消费，可以在04年左右，我国能源消费发生了很重要的阶段性的变化。前期是一个逐步加快的过程，后期是一个减速的过程。
尽管我国的能源消费近年来增速放缓，但却是我国能源消费的总量能力很大。根据全国第三次经济普查更新以后的数据，这个数据可能还是一个比较新的数据，我国2013和2014年能源消费总量分别为41.7亿吨和42.6亿吨标准媒，占全球能源消费总量20%左右。一方面能源消费在放缓，但是总量依然偏大。
提供的第二组数据，就是中国能源结构在优化。图三是能源消费结构的情况，它的典型的特征就是煤炭的消费的比重在逐步的减少，其他的特别是绿色能源，天然气在我们国家的能源消费比重中是在提高的。图4是电力装机容量结构的变化，和图三的趋势是一样的，我国火电装机所占的份额是下降的，而其他的绿色的一些发电，包括水电、核电、风电、太阳能发电它的装机不仅装机增量在增加，占的比重也在提高。
再看一下几个表，表反映了能源消费结构的变化。在2000年的时候煤炭消费在我国能源消费中占的比重是68.5%。石油占的比重22%，去年煤炭和消费在消费中占的比重有明显的下降。而天然气和电力占能源消费的比重在明显的上升。
中国能源消费结构的这样一个变化，能源消费结构的去煤化，典型的反映我国能云结构正在转型，也反映了我国经济结构发生积极的变化。
再给大家提供第三组数据。从消费能源的行业的情况来看一下，基本的变化的一个蓝图，一个格局，就是工业能源消费占全社会能源消费比重下降，服务业能源消费占全社会能源消费比重的提高。2000年，工业的能源的消费占全社会能源消费是70.1%，2013年下降到69.8%，服务业能源消费的比重从2000年的14.2%提高到2013年15.6%。
第四组数据，中国能源利用效率的提升。首先是单位GDP的能耗在持续的下降。2010-2005年，以2005年为基期，2010年但为GDP能耗累计下降19.06%，这就十一五期间。2014年万元GDP能耗在0.8吨标准煤左右，比2013年下降4.8%。金属了十二五以后，除了2011年以外，但为GDP能耗下降2%以外，没有完成节能减排以外，其他年份不仅完成，而且超额完全了年度节能降耗的任务。今年是十二五的最后一年，从这几个月的情况下，现在比较保险的讲，十三五期间，单位GDP能耗下降16%左右的任务，是能够完成的，当然以权威部门宣布为准。
第二个表，就是工业增加值单位能耗的降低是非常明显的，图6是重要的能耗产品，它的综合能耗的下降。比如说粗铜，2014年比2013年下降了3.56，烧碱2.33，吨纲1.65，水泥1.12%，中国的主要工业产品的能耗，能源的利用效率都是逐步提高的。
图7是2006年以来，每年工业增加值能耗下降率，它不是增长的幅度，是下降率。如果把曲线放在横轴下面，可能更好一点。比如说2006年单位工业增加值的能耗下降2%，08年下降8.4%，去年单位工业能耗下降7.6%。
第三个指标，来说明中国近年利用效率的提升，就是能源消费弹性系数在明显的下降。本世界头三年我国能源消费弹性系数还是比较高的，2003年达到了1.67%，超过了GDP增速。但是从2005年以后，就像上面讲的两方面的原因，第一经济周期的变化，第二能源利用效率明显的提审使得中国能源消费弹性系数在非常明显的下降。去年低于0.3。就是能源消费增长，所谓分子的话，GDP增长速度作为分母，它的比值是低于0.3，能源消费增长0.3，就可以支撑中国的GDP增长1%。这非常典型的体现了，中国利用效率的提升。
总之，我给朋友们提供这样四组的数据，无非就是说说明，我国能源消费的变动情况反映了我国经济转型升级的加快，体现我国能源结构的优化和能源效率的提高。只要我们按照这条路走下去，中国经济就一定越来越绿，中国的蓝天一定会越来越绿，我们的生活也会越来越美好，谢谢大家。
张大卫：
刚才用一组一组的数据，解释了能源效率提升的情况，对中国今后绿色解决的发展，绿色增长提供了趋势性的判断。下面发言的是苏玛·沙克拉巴笛先生，他是欧洲复兴开发银行主席。2013年的时候，它在冬季大会上有一个著名的预言，危机尚为结束，但是糟糕已经过去。苏玛·沙克拉巴笛先大家介绍一下经济的素色华为什么促进增长，以及如何实现绿色的增长。有请他的发言。
苏玛·沙克拉巴笛：
非常感谢您张大卫先生，大家早上好，女士们，先生们，非常高兴今天早上来到这里。就这样一个重要的议题发言感谢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也感谢曾培炎先生邀请我与会。我下面想说一下，我们一起谈增长和绿色把它放在一起来说，不是因为它们必须要有一个取舍，而是因为他们是相辅相成的。这在几年之前，很多人不愿意这样来谈论这个问题。并不是一个取舍的问题。不是说一方面可持续，一方面有利于环境，一方面增长。当时说绿色可能说限制了增长，不是增长的动力。而现在大家的理念在发生变化，而且变化的非常快。而且现在真发生了巨大的转折，这些也在影响着发达国家，特别是对我们银行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这个银行也一直是对这方面变化的领导者。我们一起说绿色和增长，绿色增长的确是相辅相成的。
之所以有这样的变化有几个因素，一个是绿色增长的技术成本在不断的降低，很多国家，他们必须重新思考他们在绿色增长方面的立场。同时我们在衡量绿色投资的成本和回报，尤其是长期的回报方面，似乎更有利于绿色投资。这也是符合我们的雄心的。提出本世纪之末消除排放，这也是非常有意义的，很多人并不认为这是一个乌托邦，因为这是可以实现的，只要消费者政府一道合作就可以，我们怎么做可以实现这个目标，我们需要一个新的市场，新的技术支持私营部门，同时创造竞争性的环境，发展可替代性的资源，让他们公平的取代化石能源。市场也需要进行变化，这个企业家的态度也需要进行变化，同时他们要有新的管理方面，还有新的技能，私营部门的企业家精神，绿色增长是相辅相成的，它不仅仅减少对环境的影响，以及企业气候变化对人们的影响，而且推动能源的多元化，不再依赖化石能源。
欧洲复兴银行本着这样的原则来开展工作的。最近提出了一个气候变化的跑高，提出三个动力，有这三个动力，三大动力就是建设低碳经济，增强利用的效率，投资基础设施，以及推动创新。所有这一切，就是我们认为是我们的王牌。在75年之前，我们成立了，只在于推动一系列的活动来推动支持环境保护相关的项目，推动环保的项目，可持续发展的项目，是我们的优先项目。那么给大家提几个数据。我们在这方面的融资，是达到了170亿欧元，在过去已经达到了169个项目。那么现在的收益已经达到了930亿欧元，去年我们1/3的投资都是在可持续资源方面，这些数字都令人印象深刻，但是实际上还是不够的，我们需要进一步加强相关投资的规模，因此鼓励我们的相关方，有些是G7的国家，有也跟他们说，我们有真正的关于绿色增长的相关的知识和技能，所以我们需要更多的工作，我们有新的目标，就是每年要投资40亿欧元，五年内就是两百亿欧元。基于我们这些融资的合作，融资的气候变化的融资，整个项目将达到900亿欧元，我们还需要700亿欧元才行。根据我们业务的模式，我们认为在私营部门的融资占整个融资的2/3。
我们正在寻求新的投资领域，比如说投资低碳的大楼，交通设施和电力设施，清洁生产和生物能源等等。我们投资就是为了改变生活。我们需要和其他的多边银行加大合作，在这方面我非常期待着和亚投行一道，投资于投资增长的项目，亚投行明天一旦投资银行，我们就要跟他们合作。我们的座右铭，是为了生活的变化而投资。我们需要确定变化和变化的生活指什么，我们要从一个能效非常低的对化石能源过度依赖的世界，变成可持续的和环保的世界，这就是一个绿色的世界，非常感谢。
张大卫：
下面请金立群先生发言，他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多边临时秘书处秘书长，有着丰富的银行投资机构的经验，我们特别好奇，他曾经编辑过一本诗歌籍，英国诗歌选集，我希望他送给我们一本。他演讲的主题是如何在绿色经济发展中发挥作用。
金立群：
大家好，非常高兴参加第四届全球智库峰会。我想利用这个机会就促进绿色增长的基础设施建设，这个主题和大家进行交流，与大家分享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将来在促进绿色增长方面有关的理念和一些设想。
很高兴向大家通报，我们亚投行的筹建取得了重要的进展，本月9月1日，57个国家的国际官员，有总理级别的财长到我们北京签署章程，这是我们在筹建亚行过程中，完成的第一个最重要的阶段。根据商定的筹建时间表，各个意向成员国审批程序估计今年年底城市挂牌运营。亚投行是新型得多边机构，这是在开发基础上构思的，但是我们有创意，我们有创新，而不是简单的克隆现有的机构。亚投行将会努力学习现有机构成功的经验，同时也将吸取这些机构的教训。
将是一个高度重视绿色增长的多边机构，在治理上的核心理念是高效、精干、清政廉洁，绿色环保。这一个绿色环保的理念，和我们今天研讨的主题，绿色增长高度淇河，经济发展和自然的和谐统一。也就是实现可持续性的发展，这与亚投行的宗旨完全一致，亚投行将注重保护生态环境，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作为继任，成为一个绿色增长的多边发展机构。
亚洲是人口最多的地区，也是经济发展最快的区域。解决的发展，和脱贫人群的增加，必然会对基础设施提出更高的需求。同时，也会对资源和环境产生巨大的压力。所以努力探索新的发展模式，来解决民生的需要和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是非常重要的。亚投行的重点，当然是投资于亚洲地区的基础设施，包括能源、电力，交通，电信，农村基础设施，农业发展，供水卫生环境保护，城市发展物流等基础设施，促进亚洲经济可持续的发展。我们相信亚洲的发展，对亚洲以外的地区和国家将带来好处。在开展基础设施项目投资的时候，亚投行将会正确的处理好发展和绿色，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的关联。避免走传统工业化过程中只注重发展，不注重绿色，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包括成员国实现可持续的发展。
将来亚投行将会在开展基础设施投资的时候，通过几项主要的方面来推动绿色增长。首先，是坚持制度设计的高标准，亚投行从一开始就将制定高标准的环境和社会政策，把它放在首位。今年3月，亚投行筹备多边临时秘书处，在北京举行国际研讨会，邀请来自意向创始过，国际机构知名的智库和私营部门的200多位代表到会，我们听取各方对亚投行环境和社会框架政策的意见，秘书处专家在各方意见的基础上，起草了高质量的政策文件。并递交给意向创始成员国审议，相关政策文件也会经过同行的审议，成员国和公众的磋商以后，加以完善，最后由董事会通过加以实施。未来亚投行所有的投资项目，将严格遵循相关的环境和社会的政策。
第二个以创新的思维开展项目投资。亚投行不只支持新能源和再生能源，还将积极推动环保技能型技术在传统项目中的推广和应用。比如我们可以通过新技术改造落后的电网有效降低输电的损耗，这个效果相当于新建很多的若干的电站。我们也可以通过新型节能的材料，支持促进建筑的节能。通过改造道路交通中的控制系统，使得车辆的运行，更加通常，有效的减少尾气的排放。
第三亚投行积极的践行绿色金融，亚投行将通过联合融资公私合营模式，PPP等融资方式，与绿色债券，率死信贷，绿色保险灯绿色创新手段引导更多的公共和民间的资本投资，积极的支持换把。节能清洁项目，未来亚投行在成功运行资金扎实的基础上，积极考虑设立环保信托基金，通过贷款或者一些优惠的信贷的形式，为低收入发展中国家的绿色项目和政策提供资金的支持。
第四，凝聚国际的共识。气候变化的影响，必然是全球性的，气候从来不知道有过街的存在，促进绿色增长是国际社会的共同责任，亚投行将充分发挥多边开发银行的优势，加强和国际社会的合作，引导各方遵循绿色增长的理念，推动基础设施绿色经济的发展，亚投行57个创始成员还爱很多的国家，已经提出了要求，在排队等候亚投行的发展势头非常良好，我们愿意与各个成员国密切合作，支持成员国的绿色发展。亚投行把理念贯穿到自己的建设，总部的大楼将采用先进的绿色的环保设计，亚投行还将提倡绿色办公，我们要求每一位员工，珍惜每一度电，每一滴水，每一张纸，每一个办公用品，绿色环保从每个员工履行。
女士们，先生们，在我们童年时代春来江水绿如蓝，而这不应该仅仅是童年的梦幻，而应该是绿水青山与城市相映成趣，相得益彰，引用捷径的水，食用绿色的食品，不是大众享受不起的奢侈品，做到这一点，需要大家共同的努力，更高效的使用资源和能力，我们亚投行将会通过自己的绿色的行动，为促进亚洲和世界绿色的增长，为保护美丽的家园，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刚才我和欧洲复兴开发银行的行长，进行了非常有成效的会谈，我们将携手努力，共同促进绿色经济的增长，谢谢各位。
张大卫：
刚才金立群先生，既一个现实主义者，也是浪漫主义着，也是理想主义者，他同时也是英雄主义着，我们感受到他心中的激情和责任，同时增强了对亚投行今后运营和发展，有一个完整的考虑的，我们因此可以对亚投行的未来充满信心。让我们祝愿亚投行，祝愿金立群先生。再次用掌声为亚投行加油。下一个发言的是哥伦比亚大学地球研究院执行主任兼首席执行官史蒂芬·科恩。他给我寄过本书，可持续政策体系这本书，昨天李克强总理，在会见我们智库峰会的国际组织和智库的代表的时候，转给了李总理。我们今天想听一下斯蒂芬·科恩跟我们带来什么样的观点，大家鼓掌欢迎。
史蒂芬·科恩：
非常感谢，我非常荣幸今天能够与在座各位，尊敬的贵宾在一起。大概四十多年以前，我参加了一个组织管理的课程。大概在1977年的时候，我决定为环境保护机构来工作。我的家庭感到非常失望，他们认为我应该做一些更重要的工作，或者赚钱更多的工作。他们也不知道40年之后会发生什么，40年之前，环境可以说是一个边缘化的问题，当时并不是政策的核心，也不是讨论的重点。当时大家不觉得保护环境和挣钱之间有什么协调的地方。
美国、中国、印度都在谈环境污染，还有绿色增长。（英文人）在访问中国的时候，也没有太多的探问这个问题，但是在过去40年发生了什么？我们看到经济对环境影响越来越大，在80年代的时候，我们的GDP不断的增长，我们降低了污染。主要因为各种各样的组织做的贡献，包括环境，美国环境保护机构。但是也发生了其他的变化，比如说在60年代，70年代的时候，世界上只有30几亿人，现在70几亿人。当时能源的比重，这个经济体是能源密集型的经济体，但是我们发现这是不可持续的。我们认识到了这一点，我们也开始学习，我们进行了转型。减少一次性的化石燃料，然后转型到另外一种发展模式。包括如何管理资源，如何管理能源，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的，这些对于我们实现可再生的经济发展，可再生能源的发展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知道中国国际中心，还有全球智库也都通过其他的场合进行交流，我所在的机构，也与中国国际中心有一个系统性的项目，今后我们推出这个项目的首要，首个成果。
其实，我们并没有根本性的改变管理。大家可以考虑一下福特汽车公司的年代，大家可以看到管理的模式在20世纪的时候，全球基础是什么样的，大家成了一个网络化的时代。大部分的组织可以说是从不同的地方，比如说50多个地方来安装他们的产品。我们在这样推动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在进行这种转折，那么如何来改变我们过去的习惯，首先改变对管理的定义，管理者可能认为管理就是有关财政、战略、市场还有其他方面的管理，还有人员管理。但是我的机构认为它涉及到可持续的发展，涉及到绿色增长，如何使用水，如何使用能源等等。21世纪管理者应该考虑这些，不应该其他的管理方面的例子。其实可持续对公司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对手戏财政管，不仅仅要会读财务报表，他们也要了解环境方面的影响，环境方面的表现，如何使用能源，如何使用水，如何使用原材料。要有可持续增长的部门，有一个国际部门应对美国以外的业务，到今天这个社会，每一个公司的部门，他都涉及到一个国际业务。然后每一个部门，都要有一个负责可持续发展的一个位置。
我们与国际中心进行交流，自从1929年美国的经济有一次大崩溃，然后股市产生了连锁反应，就像赌场一样。当时领导人做了什么呢？他们推动了所有人必须遵守的一些会计原则，他们要进行融资的话，就要遵守这些会计原则。而现在每个公司有自己的产品组合，作为投资者他们要看这些公司到底是不是绿色的公司是不是可持续发展的公司，大家可以看到这些变化，要非常简单，同时要非常直接的，是不是推动了可持续发展。所以我们这个合作与国际中心的合作，就是找到这些新的指标来衡量，这方面的表现。因为这也是很重要的一些实现绿色增长的因素。我们相信我们能够实现目标，但是我们需要从现在，从基础，从城市做出一些基础性的工作，而且要在全世界的范围内进行合作，谢谢。
张大卫：
感谢史蒂芬先生，感谢哥伦比亚大学地球研究院对可持续的课题深入的研究，他们的研究成果一定会对国际社会做出贡献。刚才科恩先生的内容，讲的是可持续性和一个国家的管理能力有关。也正是出于这方面的考虑，科恩先生领导的哥伦比亚大学地球研究所和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合作，做一个如何改善可持续指标体系。下一个发言是罗马俱乐部前秘书长马丁·里斯先生。
马丁·里斯：
女士们，先生们，大家早上好。我感觉到非常荣幸在回到中国国际中心主办的全球智库峰会，我要祝贺这次峰会的主办者选举了一个与往年完全不同的议题，也就是非常重要的议题，可持续性。我们可能多年来一直在探讨环境问题，或者绿色增长，看到我们今天在谈这个问题，他们可能会感到非常的振奋，或者让我们对未来战胜乐观。这也是理所当然的。但是我也想给大家提醒一下，我们不应该有幻想。我们要改变世界经济，我们要要让这个世界经济摆脱化石燃料，让它实现新的转变，用更多多元的能源来支持经济发展。我们应该对目前面临的挑战具有现实的认识，给大家举几个例子。
我们知道目前对于传统化石燃料的预测，在未来的一个世纪肯定会不断的增长，他们可能会减少，但是还没有。我们看到全世界的问题，热浪的极端天气事件，所有这些问题都不断的出现，也就不到一度的温度的提高，带来的这些灾难，大家如果想升高两度是安全的，这个说法似乎也不太能站得住角。
女士们，先生们，我们看到国际社会所面临的现有的挑战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包括它的强度和它的规模，它对于未来人类所带来的风险是非常大的。我们可以看到人的活动所带来的影响，特别是对环境破坏和环境恶化所带来的影响，其实也影响到整个地球的运行。所以我们今天所面临的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们所做出的选择，将会影响到未来。那就是人类的活动和自然世界的承载力之间的如何处理，其实我们面临很多的挑战和任务要应对，就像刚才很多发言人提到的，现在很重要的挑战就是找到一个新的包容性的负责任的全球化进程。使我们全球的经济的进步变得是可持续的，在这样的框架之下，我们需要考虑绿色增长所发挥得作用和它的潜力。
总结：第一需要进行大变革，才好解决这些问题。因为人口不断的增加，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中产阶级消费不断增加，人类活动强度和密度对于生态和环境生命支持系统产生了很大的压力。在这样的以前没有遇到的情况下，人类活动的规模会造成气候发展变得不稳定，对生态系统造成巨大的影响，这样的生态系统是人类和动物所依赖的。科学家需要我们合理的使用资源，需要防止这个生物大规模的灭绝，需要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在巴黎会议上，才能避免全球在2100年增长4-5度的噩耗。同时我们可以通过气候增长和取得这些成绩的。但是我们所做的工作还是不够的。现在气候不稳定的情况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情况，而且生态系统不断受到破坏，需要进行结构性的大变革，无论是在能源消费，还是在社会以及经济方面。这样才能有机会来确保温度控制，增温控制在2度以内。这需要我们采取更大的行动，不只是在巴黎一次会上所采取的行动。它需要在消费模式和消费行为方面发生变化。我觉得这是很难做的一件事情。
第二我们遇到的问题是很复杂，是互相联系的，而且是体制性的问题。我们虽然不这么想，但是它真的是体系性的问题，我们没法说。这个变化会逐步的到来，我们没有时间了。没有时间去思考，去谈判，去制定政策，我们需要加快行动。气候变化的现实已经摆在这里了，我们需要很快的降低排放，不然很可能气候变化会变得不可逆转，是我们没有办法走这个回头路的。现在如果不采取措施，那我们的风险和危险将会比以前高的多。
第三其他的物种也遇到这样的一个危险的境地，所以我们需要采取行动，但是现在的合作却非常的迟缓，20年前我们开始采取行动，现在却发现这个排放的增加了25%。我们目前发现在巴黎会议上20个，我们在会议上达到的协议，没有办法来避免到2100年这个温度升温4-5度这样一个非常不好的前景。现在我们生活在越来越不公平，越来越不正义的世界了，有一些人是处于不利状态，更容易受到气候变化和生态破坏的影响。因此，必须在政策制定方面，在国际谈判方面，要加强对这些人的保护。
谈三点总结意见。首先我们建立更加平衡的和一致的模式来服务于经济增长，现在的经济增长模式在现在都是不对的，需要考虑到现实和自然世界的边界，实现平等包容性的增长，把进步的利益分享给所有的人。第二，我们需要考虑在每一个层面，在各方面的，比如说老百姓、企业，还有社会部门，他们必须考虑采用什么样的方式推动绿色增长，我们需要加大研发，同时要推动全面的创新，提供相应的融资，帮助人们加强相关能力建设，解决气候变化的环节和适应问题。
最后，女士们，先生们，中国领导人在过去15-20年的时间里，都非常得小心谨慎来将中国的经济带上新的路径，对于环境的影响更少，同时也能够加强扶贫工作，同时在地区发展更平衡。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提出了非常重要的倡议，那么我很早以前，也在参与这方面的工作，那就是92年成立了一个中国环境保护理事会。那么它将政策的解决和社会的影响都考虑在内，同时请科学家政策决策者之间进行互动，他们这么做是非常不容易的。中国政府的各个部门也意识到推动增长和绿色发展的重要性。同时这个结构也在推动中国和国际在环保和绿色增长方面的交流。我希望有更多的机构，及时安排政策建议能够出台，可以把中国的经验推广给其他的国家。
女士们，先生们，我们听到了有这么多的机会，我们也了解面临的风险和挑战，我们需要做出必要的选择，才能有一个更好的未来，谢谢。
张大卫：
感谢马丁先生，罗马俱乐部是非常著名的智库，他们的宗旨就是改善全球治理，克服人类困境。刚才从马丁先生的发言中，可以感受到他对气候变化，环境污染他们的深深的忧虑。同时我们看到他为我们实现应对气候变化实现绿色增长给出了一些积极的建议和答案。下面请出美国落基山研究所联合创始人、首席科学家卢安武先生。他在重塑能源中国这本书中，对中国的重塑能源工作进行过定位和评价，今天他的发言题目就是对国家发改委这方面的工作的评价和对如何在十三五计划编制和实施过程中重塑能源提出他的建议，大家鼓掌欢迎。
卢安武：
大家好，我叫卢安武。普通话说的不好，今天最好说英文。当中国重塑历史地位，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以来，中国以前是全球最大的，现在衰落了，现在又恢复了原来的地位。现在中国关注一个问题，就是能源问题，今天中国在牵头，一个全球能源的大变革，就是转向清洁能源，转向高效能源，转向先进能源，转向能源丰富，转向永久性的能源。从化石能源转向新能源。而能源的变革，也是发展战略的一个中心支柱，可以建立一个美国中国，就是清洁、安全、繁荣的中国；也可以帮助建立一个更加凉爽的，更加安全的世界。
能源的创新，也可以推动全球文明的发展。习近平主席呼吁能源生产和消费方面要进行一次革命。有50多位中美的专家已经写出了一个路线图。我们把这个路线图称之为重塑能源。它包含了非常有效的能源的使用，同时也谈到了清洁能源和新能源多元化的使用。这个政策有很多的目标，那么它的措施是非常具体的。因为对于中国来讲，天高皇帝远，地区的差异是非常大的。那么这个政策是非常具体的，在几年之前，我写了一本书叫重塑资源。后来也有了中文版，我们表明美国的经济可以增长到158%。方法就是加强能效，使能效提高3倍，加强使用可再生资源。用天然气，用核能、风能和太阳能取代化石能源，减少碳的使用和碳的排放。而且会减少五万亿美元的成本。我们这个是把所有的外部因素排除在外的。这不需要由国会采取任何的行动，那么只需要企业和政府发挥作用就可以了。而回报率会是历史最高。我们需要有技术安排才能够制定相关的工具，把它利用到整个体系当中。这里所结余资金更大。我们投资于绿色增长，投资于高效能源，它的回报率将会比常规能源要高。
我住的地方，用的是中国传统的能源，那就是太阳能来进行取暖，它的建设成本要低，因为这个绝缘材料，绝缘窗户比取暖的设备低。像创新的设备应用于各个设备，一定会给中国带来巨大的变化，就像我们今天所一样。
在过去两年里，有两个中国的机构，还有一个美国的机构，包括研究机构还有非政府组织，他们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能源革命确定路线图，更加有效的布置能源，节能还有提高能效提供路线图。还有发改委的国际能源研究所等机构，他们也自主了中国能源基金，还有美国的一个国家实验室，还有我们落基山研究所，也就是我们这样一个独立的压力机构。我们的合作其实中国能源专家的支持，他们也在积极参与中国十三五的制定，他们可以给我们提供非常详细的经济方面的指导，然后给我们提供很多的案例的研究，涉及到各个领域的研究。我一会会总结一下，最后得出的结果甚至是非常令人鼓舞的，我们发现到2055年中国的经济可能要比2010年大60%。但是它使用的能源却是跟今天所使用的能源的量是一样的。而到时候2055年的时候，3/5中国的能源的使用，可能是来自非化石能源。而且与此同时，它可以带来这样的转变，那就是空气污染可能会减少90%-95%，就是因为这些能源使用方面的转变。这可以说是我们获得的一个静价值。按照原来的方式发展，比原来的好处多的多，这样的革命会积极的推动中国的转折，实现和谐繁荣稳定可持续的发展。所以我们可以完全显示了想象，就像我们今天所谈的这个新中国的情况，利用本身的人才资源优势，还有研究优势，它可以积极的研究相关问题的解决方案的，来提升各个方面的能源效率。它可以推动应用，并且大规模的使用相关的技术。我们知道你们也在积极的推动的能源创新，而且做了很多年，有很长的历史。而且现在的出口业在强调高附加值产品，和高附加值服务，如果提高能源效率，可以提升我们的解决效益，帮助我们节约资源，节约水的使用，可以稳定气候变化的步伐，而且让我们从气候上来说更加适应各种各样的气候变化的现象，包括自然灾害等等。而且让我们的发展更加具有包容性，让他们惠及到穷人。能源效率，还有能源效率项目的普及会帮助我们更好的推动发展，而且是以一种透明的方式推动发展。
美国它也有它自己的低碳发展途径。而且我们发展中国为发展中国家低碳发展的表率，美国是为发达国家做出了低碳发展表率，通过这个可以我们实现安全可持续的经济的发展，当然要通过两国的合作实现这些目标。给大家带来一些图表说明，还有一些文件，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在会后找我拿。非常感谢大家所做的图书的管理，谢谢大家。
张大卫：
下面进行发言的是瑞士国际贸易和可持续发展中心的执行主席里卡多先生，他发言的题目是能够从绿色增长的角度谈一下投资贸易及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
里卡多：
非常感谢主席先生。我说完之后，我们才进行午餐，我会尽量的简短。大家都说到了我会谈一下中国的绿色增长。其实这也涉及到全球治理，首先简单的谈一下，我所在的这个机构，这个机构是一个独立的智库，是在1992年之后成立的。它只在推动国际贸易体制的发展，我们进行信息交流研究和分析，并且创造机会和平台来进行对话，我们与各方面的组织研究机构还有智库合作。绿色增长就是指的是提升人们的幸福指数，通过提高经济增长检评，还有环境保护做到这一点。我们当今世界是全球化的世界，现在有很多的跨国的投资，包括产品和服务都是跨国的，都是全球化的。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中国是发展的非常快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推动力量。我们再看一下30年代，40年代的情况，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的相互依赖性是越来越大了，我们相互依赖，特别面临环境恶化，粮食安全等这方面的挑战。特别是在全球化的进展过程当中，这样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在昨天的会议上，有人问，那我们世界上发挥什么作用推动可持续的增长，如果没有可持续的发展，那就没有保护环境，没有绿色增长，那全球经济不可能正常运作。
还有另外一面，那就是可持续增长，也需要这样一个全球化的世界。当然我们需要经济发展，但是还需要条件。它取决于我们是不是能够充分利用好全球化来推动发展。为了能力真正的推动绿色增长，在这样一个全球化的世界当中，我们需要各国之间相互合作，虽然同时各国之间相互依赖，这一点也不容忽视。当然我们有各种各样的机制，各种各样的规章和制度。我们可以把它叫做国家治理体系方面的冲突，但是我们可以把这个体系变成有机的整体。现在全世界有150多个国际的贸易协定等安排。还有各种各样的四千多个国际投资协定。那各国政府需要更好的制定政策充分利用好资源，并且应对他们在社会中面临的挑战。所有的这些安排，这些制度性的安排，大部分都是有法律效力的。他们的出现都是在世贸组织的框架之下的。要利用好这些机制，这些安排来充分的发挥增长的潜力，就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的融入全球化这样一个框架里面。我们需要这些相关的贸易和投资协定，同时也需要一些其他的一些相关的制度安排，帮助我们应对气候变化，还有能源绿色增长等方面的挑战。特别是还需要更清楚的有关货物服务等等投资方面的一些更清楚的规定，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非常重要。
现在在这样的世界里，贸易和投资方面的框架比过去重要的多。当然这需要在2015年以后的协定当中进行进一步的谈判。我刚才提到的这些贸易和投资的协定都是非常关键的，特别是在气候变化第20届大会，21届大会的转折各个当中，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需要对于全球的贸易和投资的制度安排，进行更多的讨论和谈判。我们与各方面进行合作，比如说与智库，还有各方的知识届，各方对话进行沟通和交流。接近全世界400多位专家进行沟通和交流来更好的推动我们的贸易和投资框架，以便能够实现一个更好的全球性的框架，推动可持续的发展。另外在2016年1月份的时候，我们将举行世界达沃斯论坛，这些都是非常好的平台来探讨相关的问题。
今天早上有发言人提出2030年排放值要保持在2010年的水平，这当然就需要更好的利用能源，这是未来的发展道路。我们需要更多的推动清洁能源技术，今天的经济发展的模式从生产到分配，它是通过产业链来实现的，我们持续在这个过程当中，持续面临着一些贸易壁垒，这些影响到了竞争力，甚至影响到效力，甚至创新。我们持续面临着倾销的关税和壁垒，同时清洁能源的技术的成本现在也比较高，但是45个国家，包括17个欧盟的国家，在一年之前，在商谈一个在世贸组织框架之内的相关绿色增长的协议，这也是我们在努力解决目前的气候变化的危机所做的工作。中国和其他的一些大的国家，比如和欧盟的国家一样正在就世贸组织和气候相关的问题的议题上进行谈判。同时，我们也需要扩大电网的容量，可以把清洁能源发电纳入到电网当中，在中国可以通过亚投行进行清洁能源的投资，但是可能这个框架并不属于亚投行投资的内容。现在，我们还需要来重新审议相关能源的补贴，确保新能源不受到任何不公平的对待。现有的这些框架是否引起了大家的众议，我们需要分析，将我们的环境变得更加的清洁。中国在2016年将是G20的轮值主席国，我们同商务部和其他的一些部门一道在探讨如何在2016年提出一个作为轮值主席国的关于绿色增长的建议。我认为，这是加强可持续发展的治理重中之重的环节。谢谢。
张大卫：
下面进行演讲的是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副主任，中国人民大学能源和气候经济学项目主任邹骥先生。
邹骥：
中国政府决定在6月底以前作为我们参加这个年底的巴黎大会的一个重要的步骤，要宣布一个重大的事情，就是我们要承诺，意向国家的自主贡献的目标，这个目标涉及2030年的时候，我们整个的行动的方案，所以我们作为智库参与了这个相关的研究工作，我们没有权利宣布，但是我们会把我们的思考跟大家分享。
这里面讲三个基本考虑：第一个，向政府建议的国家自助贡献是基于联合国框架公约的原则和要求，以公平提供持久的可持续发展的动力，根据这个联合国公约的要求，公平但有区别的责任，和各国有能力的选择，还有相关的条款，以及相关方大会的决议，以这个为基础。它的基础就是历史责任，发展阶段和国情这些区别，对科学气候的远离和事实的理解，不是抽象的口号，它是基于非常详实、确凿的科学事实，就是累计排放。工业革命以来，发达国家能源在全球占比70%，而对于人口的占比不到20%，这是一个基本的事实。IBCC评估报告有这方面的描述。中国、美国、欧洲工业革命以来的累计排放比例，我们这个数据是来自美国国家实验室和欧洲的几个实验室的数据，大概是1：2.6：2.4。中国排放超过了美欧，2030年超过了美欧之和，这是错误的。因为讲的是损失排放，但是气候变化的原因是累计排放，就是为什么要给大家做一点小科普。累计排放来讲，就是今天美欧之和是中国的5倍，美欧之和是中国的2.6倍，这是基本的科学事实和原理。在这样一个情况下，今天的气候变化主要是由于工业革命以来，特别是1850年以来到1990年之间累计排放的结果。我们在这个基本依据下，来构思中国的国家自主贡献。
我们认识到中国损失排放，就是每年排放多少，它的增量是很快的，增加非常迅速，已经和人口一样，基于世界之首了，这是引起全球密切关注的一个主要原因。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以这么高的损失排放来延续的话，中国自己累计排放的贡献假以时日，也会逐步的上升，对今后长远的全球气候变化会产生日益增强的影响，这一点我们也必须面对，也要非常客观的面对。从风险预防的角度来考虑，中国需要正视作为发展在公约下应当承担的责任。与此同时，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经济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依靠粗放的要素增长去支撑高速增长的发展阶段已经过去了，这种类型的发展道路已经走到了劲头。资源环境约束，已经成为日益严重的制约我们进一步发展的现实瓶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需要创新发展路径，顺便说一下，我们大概在过去的2年里面，一个核心的研究成果，一个战略概念的研究成果，就是发展路径的创新。可喜的是，最近大家可能关注到克强总理在他的讲话里面提出发展路径创新的号召。我们想，我们不敢妄言说这是依据我们的研究成果，但是我们非常欣喜地看到，我们和克强总理想到一起了，在两三年以前就已经了的论述。当时是内部的报告，现在研究成果陆续公开发表，有机会进一步深入探讨，路径创新的概念。而且这个概念成为我们向中国政府建议国家自主贡献方案的核心的基础的概念框架。我们要走上一条依靠要素效率的提高，优化发展道路的要素，为什么习主席、习总书记讲应对气候变化不是别人让我们做，而是我们自己要做，中国的利益与全球的利益在应对气候上要高度一致的。
发展中创新的战略构想，就是我们达到排放峰值时对应的收入水平，低于欧洲、美国在历史上相应的峰值收入水平。大约我们考察了近代工业化历史，欧洲、美国这些发达国家达到排放峰值的时候，相对应的人均GDP大概是20000-25000美元左右，2010年的不变价格，我们大概的测算中国达到峰值对应的人均GDP在15000美元左右，我们还没有达到那么高的收入水平，就要达到峰值。而且这次在去年中美联合公报中，首次提出峰值的目标，也就是基于这样一个对整个工业化历史的规律、发展路径的研判，中央确认要树立这样一个目标，这是由我们的历史考察的基础的。保证我们以最少的可控的温室气体排放，去实现国家的现代化和人民的富裕、安全、尊严和幸福。这是中国要对人类作出的重大贡献，是世界近代工业化历史新的篇章和新的奇迹，任重道远。考虑中国的国情，我们从发展阶段、能力几个角度考虑，我们现在处于碳密度最高的阶段，工业化的阶段，我们又是世界的制造中心，内涵能源出口，我们有20%-30%温室气体排放，为了向世界其他市场提供产品的，国家的能力我们是巨国，巨国有巨国效应，可以集中财力办大事，相对于我们巨大的公共服务的负担，我们巨大的低收入的人口，这个能力又是很弱，还缺少人才和社会治理的能力，企业缺少足够高效、高质具有自主创新的能力，企业盈利和技术管理水平还普遍不高，自有知识产权不足以支撑高效的企业，我们国情一个最相关的就是我们资源禀赋，以煤为主，这是上帝给我们留下的遗产，我们没有什么选择，另外能源和人口还有经济活动的分布不均衡。
最后国家自主贡献的基本考虑，是这样的，我们考虑管控的，不是一时一世，是整个战略趋势、战略方向和战略路径，这一点我特别提醒国际上的朋友关注这一点，不要整天拘泥于数高了、低了，要看长远，因为气候变化时间尺度都是几百年的。另外，我们涵盖了广泛的领域，涉及到国民经济多个关键部门，工业、建筑、交通、农业、土地利用以及低碳城镇化。另外，我们提出了广泛的体制和政策工具的选择，来支撑实现这样的目标。还有一个我们提出对全球气候治理的设想，在全球合作的背景下，在全球气候体制的背景下，与有关各方的互动和合作中实现的目标。我们的研究还在继续，思考也在继续，希望大家今后多合作。谢谢大家。
张大卫：
非常感谢邹骥先生，最后请出最后一个发言的是米娜克希·拉曼。她是第三世界网络高级法律顾问，气候变化协调员。看一下她有什么的观点带给我们。
米娜克希：
谢谢主持人，谢谢主办方给予我与会的机会。之前有很多的发言人讲话了，我是来自于第三世界网络，这是基于马来西亚的一个非政府组织。它是为数不多的，它参与到联合国气候变化的框架公约这样的，为数不多的非政府组织。我们积极的推动发展中国家公民社会参与，因为他们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
谈一下对绿色增长非常重要的一些因素。以此探讨我们的发展方向，还有未来的巴黎协定的前景，我非常高兴我们的相关的外宾也在这，我们可以进一步探讨。现在越来越多的看到了经济增长和低碳增长之间的重要的平衡的重要性。大家可能都比较乐观，但是我们还是需要进行积极的转型，而且需要做的工作还很多。当然还缺乏资金，还需要解决技术问题，而且还需要解决能力问题，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但是之前我认为一点不容易，虽然它不容易，但是我们可以做很多的工作，因为我们认为把它看成是机会，而不是负担。我说它是机会，当然了我也认为它也是一个挑战，在国际论坛上，其实我们经常说，如果我们早点着手的话，就会更容易完成这些任务。有些人可能不太知道，有一个绿色基金，绿色气候基金，它的产生是因为发展中国家的努力。国际金融机构也认识到了这一点。其实这个绿色气候基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工具。它有24个成员，然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各占一半。其实跟其他的金融机构不一样，它有它的特点。这是一个新的基金。
科恩先生今天早上也提到，到2020年的时候，每天需要一千亿，美金的资金。但是目前这个基金到了50亿，虽然还有一百亿已经得到了承诺。有的国家已经做出了承诺，但是资金还没有到位。这个基金应该是推动变革的一个基金，但是目前还有很多的挑战。比如说这个基金的规模还不够大，它目前的确是规模比较小，而且还达不到我们真正的资金需求。谈到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合作的时候，现在还涉及到投票权决策等根据各方的这个投入来决定投票权等这些问题，需要探讨。
我们希望这个基金能够与其他的金融机构是不一样的，不能仅有贡献最多的国家来主导。另外，这个基金到底是应该以赠款为主，还是以贷款为主，现在这些也是需要探讨的。我们要处理好应对的问题，适应的问题，我们就要确定各方能够真正的获得这个资金的资金支持。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私营部门的问题。那很多的发达国家都说这个基金里边的资金，应该也让私营部门利用起来，那问题就是私营部门到底指什么呢？是指的是北方的私营部门还是南方的私营部门，就是中小企业等等？就是他们之间还没有收到资金的群体，我们到底指的哪一个部分的部门呢？这些问题都是我们在激烈争论的问题。这些都涉及到目前的基金的本质，这里边也涉及到很多的冲突和争论。
我们看到很多的发展中国家跟我们讲，大部分都是在空谈，做的事情太少了。我们真的要想在转变的过程当中取得实际的成果，我们需要采取行动，对于未来的巴黎的协定，在走向巴黎协定的道路上提出挑战。我非常欢迎（英文）今天早上所讲的在推动全球合作，从冲突走到合作才是最重要的。可能有了有关资金的路线图，或者是能够真正的实现2020年的资金目标，你们到底有没有这方面的相关规划，具体的规划，能不能真正的实现这个目标？另外，甚至大家不愿意谈，技术转让这个问题，因为很多人认为这个技术转让问题可能带来很多的挑战，涉及到很多的争议点，甚至还涉及到了知识产权保护的问题，所以大家拒绝讨论这些敏感问题。我们得正式这些问题，正式相关的知识产权的问题。另外还有评估的问题，这也是非常重要。那到底什么技术是非常重要的，什么样的技术对于环境，对于社会，对于经济上都可行的技术呢？所以在走向巴黎协定的时候，我们面临着很多的局限，是否能够让这个会议真正的走向成功？我们必须应对好这个挑战，我们既要坚持共同带有区别责任这一原则解决这些问题。谢谢。
张大卫：
谢谢拉曼女士，他发表的观点，很多的发展中国家肯定都会支持，在应对气候变化，和实现绿色增长的进程中，需要发达国家在资金和支持下，给发展中国家以更大的支持。感谢上述11位先生女士的精采的讲演，也感谢在座的观众。因为时间问题，确定的互动就不再做了。谢谢大家光临今天上午的论坛，现在休会，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