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论坛二：国际关系和全球治理
时间：2015年6月27日上午
地点：中国大饭店一层大会议厅B
杨洁勉：
朋友们，我们非常抱歉，让大家在周末还起一个大早，但是考虑到我们讨论的议题的重要性，我想起个大早还是值得的。这是我们平行综合论坛的一部分，国际关系和全球治理的第一节，在第一节我们大概有70分钟。在座的各位发言嘉宾都是非常资深的，大家都已经有日程了，相关的信息也都了解到了，所以我就不再介绍了，来节省一点时间，那么首先我要邀请伊恩·邦德，他是英国欧洲改革中心外交政策中心主任，邦德先生有请。
伊恩·邦德：
谢谢杨教授，我非常高兴再次见到您，我也非常高兴再次回到北京，两年前我来参加了第三次的全球智库峰会，那么在过去的一两年，全球发生了很多的变化，其中一些并不让人感到非常的高兴，比如说在非洲爆发了疾病疫情，那么俄罗斯在克里米亚的行动，在突尼斯和伊拉克的情况，使我们看到在这个地区伊斯兰的极端势力仍然力量在上升。所以可以说现在国际的结构是面临一个危险的境况，我们的时间不多，所以我不打算一一详细地讲，因为我们这个小组也不可能解决全世界面临的所有问题，我就集中地来谈谈几个具体的事情。
首先，世界的文明能不能帮助我们减少冲突，我的回答是不能，我们看看欧洲的形势，在一战之前，当时科学、医学都出现了重大的进步，国家之间的贸易规模前所未有，当时也出现了铁路、蒸汽机车，出现了工业化的革命，当时欧洲人觉得他们非常的安全和繁荣，欧洲的统治阶层互相通婚，也都受过很好的教育。英国的国王、德国的国王和俄国的沙皇他们都是表兄弟，但是在2014年德国开始打仗，而他交战的这些国家是30年代德国出口市场的1/4，也就是说他们之间密切的经济关系并没有防止战争的爆发。这样一个途径就揭示了，如果政策是糟糕的，那就会破坏我们之间共同的利益，因此对于我来说，经济上的共同利益是不够的，还需要谨慎以及睿智的政策才可以的。
历史可以作为我们的一个借鉴，但是并不能够预测今后，那么今天我们可能会记得修昔底德曾经说过战争的陷阱是不可避免的我曾经在大学的时候学习过希腊的历史，那么我非常高兴今天还有人在学习修昔底德的这些经典，但是他是一个历史学家，却不是一个寓言者，几千前的这种论调，可能在今天并不是现实。首先我认为美国并不是一个衰落的国家，由于它出现页岩气的革命，由于美国企业界的创新精神，美国的经济事实上比很多其他的新兴经济体看起来还要健康。第二，可能也是更根本的一个原因，就是雅典和斯巴达他们当时并没有核武器，而中国、美国都是核武器的国家，这世界上还有其他的核武器国家。这样一个情况就使得任何一方都非常希望这种冲突不会最后演变为对抗。
第二点，我想谈一下是世界的秩序在国际关系发生重大变化的时候是如何演变的。美国人路易萨勒文，他是一个建筑学家，他讲了一句话，就是形态要取决于它的功能，在设计一座新的建筑的时候，首先是要搞清楚要解决的是什么问题，往往我们在设计一个结构的时候，却忽略了这个问题。与此相关的是这么一句话，是邓小平说的很有名的一句话，他说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让我担忧的是，有的时候新的政治结构的设计师们，更关注的是这个猫是不是漂亮，而不是能不能抓住老鼠，所以我们应该有一个渐进的务实的这样一个态度在设计国际秩序的时候，而且要考虑这样一个变革的国际关系，是不是需要一个新的结构，还是说它需要各个国家采取一种新的行为方式，恐怕后者更是这个情况。那么前不久我碰到了一些高级的俄罗斯的官员，他们说乌克兰的危机有可能避免的主要是，世界能够接受梅德韦杰夫在2008年提出的关于欧洲结构的这样一个设想，我不这样认为，我不觉得克里米亚的危机是可以因此而避免的，多一个协议不会能够有这种回天之力，只有遵守国际的法律和秩序才有可能避免危机。
最后一个问题，我要谈一下新兴经济体在塑造国际秩序方面应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英国不是一个新兴经济了，但是中国和英国所面临的这种局势却是相似的，也就是我们都在共同的国际秩序中生活，我们面临的一个两难的局面就是我们参与这个聚会太晚了，那么对于英国来说，我们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加入的很晚了，而从我们加入的一开始，英国人就觉得那些创始成员国占了更多的便宜，我们英国没有得到这些好处。现在卡梅隆正在希望重新谈判以一种威胁式的方式，也就是说除非你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条件，否则英国人可能就会通过投票而撤出欧盟，那么中国同样的，也是来晚了，中国加入很多的国际组织都是在这些国际组织成立了很多年之后，特别是国际上的金融组织。
对于英国和中国而言，都有这样一个共同的问题，那就是是不是拒绝这些现有的国际机构，而另起炉灶更好，还是说最活的方式是加入这些国际组织，在内部工作，促成逐渐的改善。那么我得出的这个结论对于英国，甚至对于中国来说，这个结论应该是继续留在这些机构中进行改革，这比离开以一种破坏式的方式来行为要更好。那么我希望这些问题在接下来的讨论中会继续地得到讨论，谢谢。
杨洁勉：
谢谢邦德先生，我们接下来的发言人是尼古拉·卡塞利尼，他是意大利亚洲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他也是华盛顿威尔逊中心的高级研究员，卡塞利尼先生有请。
尼古拉·卡塞利尼：
谢谢主席，感谢各位能够邀请我前来，我要感谢对我的邀请，那么我们这个国际问题研究所的亚洲事务研究所是在意大利，所以我说话有一点口音，我有7分钟的时间，那么在这7分钟的时间里，我想谈一谈全球治理的问题，我们现在面临着哪些挑战，当中国给我们提出一种全球治理的新视野的时候，有什么样的异议，那么对于我们智库来说，对于现在的中国的改革，那么应该给予什么样的关注，那么首先我想谈一下明年我们将迎来一个重要的局面，那就是中国将成为20国集团的主席国，这是现在世界上的一个新的组织，世界上大多数的国际机构都是在1945年之后建立的，是西方主导的，比如说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还有其他的一些比如说世界贸易组织等等。这些组织都是西方国家建立并且领导的，那么为了应对我们面临的挑战，我们创立了20国集团，那么明年中国将担任20国集团的主席国，现在新兴国家拥有了越来越多的力量，但是从这个全球治理结构来说，它所反映的世界并不是我们今天所面临的世界。
讲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比如说在2010年，它有一个方案，来应对欧洲的，有一个改革的方案，但是这个改革的方案从来没有被美国所批准，那么现在中国这样的新兴国家正在为世界提供一种新的愿景或者说规划，比如说这个“一带一路”，这是一个非常宏伟的愿景，有点像马歇尔计划。还有就是中国所提出的这种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以及丝路基金，这些新的提议是全球对于国际秩序进行讨论的一部分，但有时候我们在这方面也面临着挑战，当然这些挑战同时也是机遇。如果我们只有把这个挑战看成挑战的话，就会丧失大机遇，他们说这也是机遇，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丝绸之路所经过的国家，丝路基金所涉及的这个地区人口占全球的40%，它的投资资金是巨大的，比如说在巴基斯坦，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这些投资不仅会在亚洲而且会进入欧洲，在2015年4月的时候，中国在欧洲的投资达到了600亿美元，现在中国已经是欧洲的第四大投资国，第一次超过了日本。正是因为“一带一路”可以把中国和欧洲以及地中海连接在一起，周一的时候中国总理李克强将会在布鲁塞尔宣布中国将会对欧盟的一个几十亿欧元的基础设施基金提供资金。所以这就会带来很多的收益，当然一方面这是一个机会，也是一个挑战，我们仍然生活在现在的这样一个世界，中国所采取的一些倡议，还是让其他国家感到一些疑虑的，所以我的一个结论就是智库在这个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我们第四届全球智库峰会就把我们聚集在一起，所以我们非常高兴看到智库能够发挥重要的作用，我们能够提供创新的思想，同时能够提出我们面临挑战的解决方案，特别是在全球治理方面，我们可以合作，我们如何把我们的各种想法聚集在一起，对于全球秩序的这些想法聚在一起，来实现双赢的发展。
为什么智库能够发挥这么重要的作用呢？首先，我们是一种非正式的一种环境中可以进行讨论，这和仪轨的对话所不具备的，同时我们还有很丰富的知识，我们还有渠道能够了解到政府的沟通的一些具体的情况，这也是智库所能发挥重要作用的一个原因，同时我们还能够传递消息，我们还可以对彼此提出的一些提议进行一些检验。智库可以发挥独特的作用，这是官方渠道所不具备的，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我们应该非常重视智库的改革，我指的是中国智库的改革，特别是在习主席上任之后，因为中国已经有了一些很好的智库，它们给我们提供了一些新的工具和新的沟通渠道，这使得我们能够有更好的，能更好地提出一些创新性的思想和解决的方法，这是我们现在所非常需要的。我们现在不仅希望能够解决全球性的挑战，同时我们也希望我们所面临的这些全球性的挑战能够用一种双赢的方式来解决，而不是制造出更紧张的局面。
杨洁勉：
谢谢尼古拉·卡塞利尼先生，下面一个演讲嘉宾是丹尼尔·格罗斯先生，他是比利时欧洲政策研究中心的主任。
丹尼尔·格罗斯：
今天能在这里开会感到非常高兴，欧洲最近发生不少事情，大家可能都已经听说了，都看见了，而且欧洲最近发生的一些事情也突出了一直拖累着欧洲一些严重的问题，我给大家讲的是国际关系和全球治理的问题，我将会在刚才这个邦德先生的基础上继续给大家讲的就是功能决定形势，我们应该建立一个新的框架，在经济和金融领域中，我们是有框架的，是有系列机构的，比如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还有另外一个就是世界银行，但是它们需要进一步加强政策协调，我想这对于全球经济体系来说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这对于全球的货币体系来说也是如此。欧元区以及中国都承担着特殊的责任，因为我们这两个地区是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而且我们都很具有影响力，我们的人口都有好几亿，同时我想现在我们有一些想法，有时候我们需要提出一些新的想法，现在世界好像对于学术的需求好像都不是那么大，这好像使得我们这个想法现在是比较多的，我在这里的看法就是说，在欧洲还有在中国，我们都不愿意改变目前的现状，这是我的一个基本看法。
中国已经有着很大的盈余，从跟GDP的比例上来说，是比较高的，从2007年、2008年开始就是如此，当时全球的信贷是非常的繁荣，所以中国那时候好像并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然后金融危机，中国金融危机爆发之后，采取了非常负责任的应对方式，然后中国的盈余就开始下降了，这对于经济产生了一些影响。我想现在的情况并不是那么的好，从2011年、2012年开始，我们看到不论是中国还是欧元区的盈余都是大幅度增加，当然在欧元区出现了危机，欧洲的政治家他们无法来解决他们自己内部的问题，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希腊，然后西班牙、爱尔兰等等其他国家。现在剩下的主要问题就是希腊，现在好像希腊拖累了整个欧元区，我想在这个地方，现在还无法，欧洲还无法团结起来，他们主要还是依靠出口来解决问题，那么中国情况是怎么样呢？中国的政府不断地讲再平衡的重要性，但是如果我们看一下数据的话，我看到再平衡的进展并不是很大，包括像投资、出口，现在投资是受到了削弱，而出口也开始降低，出现了下降。
全世界靠出口是不行的，所以我们需要进一步地加强协调，我想我们应该通过现有的一些国际机制，比方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但是大家知道这些国际的机构并没有采取多大的举措，我想在这个方面中国可以再次发挥自己负责任的作用，因为马上要举行G20的会议，这样的话各国能够协调自己经济的重点以及实现全球的平衡。我想在这一方面，中国可以在这方面发挥全球的领导力，就像在2008年和2009年的时候，那时候中国采取了一些切实的行动，使得自己的经济在发展的同时，不是仅仅依赖于出口，而是增加对消费的依赖度。
在这一周，我认为现在的迹象是不错的，因为在中国的股市出现了下跌，我认为这是一个去除泡沫的一个好办法。我认为这个办法是不错的，在欧洲我们本来是可以解决希腊的危机，但是我们知道这种不确定性将会不断的增大，从经济上来说，它们的重要意义性其实并不大，它主要是阻止了好像其他问题的解决。所以我关心的问题是，不论在中国还是在欧洲还需要做很多工作才能够保持经济的较好增长，我们都是和世界经济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我们都是具有系统重要性的经济体。所以我们希望双方要进一步加强协调，不然的话世界经济就无法顺利地发展，谢谢。
杨洁勉：
谢谢尼古拉·卡塞利尼，下面一个演讲人是谢刚，这是他的中文名字，他英文名字是（英文），他是印度家奴哈拉尔尼赫鲁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前主席，是中国问题的研究专家。
谢刚：
谢谢杨主席，我特别高兴参加这个第四届全球智库峰会，今天我的题目就是国际关系方面，他们有什么看法，他们之间有什么样的合作发展起来，我有六个看法，六个题目，首先是在全球化以来，我们看到在世界上有三个题目，首先就是传统安全方面，还有非传统安全方面有许多，在国际关系里面有许多发生了，第一就是随着伊拉克、阿富汗、利比亚、叙利亚等等国家开始20年间以来，我们看到国家的利益、国家的茁壮，国家的边界现在没有了，（英文）说过，现在我们用一个（英文），他的意思就是国家的利益，国家的边界现在没有了，所以这个是第一个我们发现的。第二个，在亚洲国家里面，有许多国家因为主权问题，边界问题，很重要，所以传统安全方面它有很多看法，在有些亚洲国家领土争端仍然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这是非传统安全威胁中一个重大的问题。随着全球金融危机方面，现在每个国家他们的经济发展就是很重要的目标。很多国家也都在研究国际金融危机的后果，他们所强调的是各种不同的政策，从出口导向国家来看，比如中国和印度，这两个国家都能够出台，能够在20国集团和其他的一些议题，如何打击贸易保护主义。第二个主要的趋势就是如何在金融危机之后能够保护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这个趋势的其中一个方面就是建立一些基础设施的项目，这样一个时间正是国际上很多金融机构不能够一起合作来帮助发展中国家发展基础设施的时候，那么现在在77国集团中，有很多国家都有很旺盛的基础设施的需求，所以这个应该是全球治理要考虑的一个问题。
我要讲六点，也就是中国和印度可以怎样做来改革重建全球的治理体系。第一，中国和印度，在双边关系中存在一些不同，包括在领土的争议，西藏等等，但是尽管如此，他们也有着共同的看法，那就是联合国的宪章应该成为一个基础，我们在国际上无论做什么事情，都应该以它为基础，特别是谈到不干涉内政的原则，这应该是一个全球治理结构中的主要原则，联合国的宪章是行动的基础，这是第一。
第二，谈到非歧视的核裁军，在这个方面，也有一些努力，这是在60年代开始的一些努力，当时全球社会开始讨论核不扩散条约，到了90年代全面核禁试条约，在1998年的时候印度当时的总理拉吉夫甘地就提出，全面的核裁军政策，中国和印度在这方面观点，他们在联合国以及其他的一些国际组织表达了这样一个观点，就是要引入一个全球具有约束性的核裁军的议程。
那么第三点，就是恐怖主义的受害者，我们两国都是，中国和印度两国，以及其他的一些国家，那么现在面临的非常严峻的安全的挑战，包括来自恐怖主义的袭击，中国和印度以及其他的一些类似的国家在联合国提出了三个主要的决议，是关于反恐的，这就包括1237、1773、1500三个联合国的决议，其中包括如何通过培训来应对恐怖主义的袭击，既包括全球范围内，也包括在那些发生了恐怖主义袭击的地区。
第四个问题，和气候变化相关，在1997年的时候京都议定书就规定工业化国家要消减排放，如今全球看来，大概有220亿吨的排放每年，美国的排放是58亿吨，那么中国呢，是51亿吨，印度是大概是11亿吨，所以中国和印度都在讲在过去整个工业化革命的两三百年间总共的排放量主要是由于发达国家造成的，中印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应该在资金和技术上得到指出。一个主要的观点就是京都议定书未能够得到执行，所以中国、印度还有其他的一些国家比如说巴西和南非，就参与了一个基础四国，他们的观点就是在气候变化方面我们有共同但是分别的责任，昨天李克强总理也再次讲到了这一点，在发展中国家在这个问题上有很多的协调。在比如说德班的会议，在里约，以及今年的12月在巴黎的会议上，我们这些国家之间都进行了很多的协调。
第五个，在国际治理下的问题，就是贸易保护主义，我们看到在全球的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工业化的国家也就是西方国家做出了大量的努力，来从发展中国家进口，所以也是做了一些努力的，在20国集团内部有一些声音，在其他的一些全球治理结构中也有这样的声音，那么最后，我要提的一个建议是和对布雷顿森林体系进行重建和完善，包括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现在发展中国家的产值占全球的40%，那么7国集团它的产值大概也是40%，金砖国家特别是中国和印度，取得了非常高的增长率以及出口率，所以在2010年对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的整改建议基本上没有落实。现在大家仍然在呼吁要改革这些机构，特别是世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它们一直在努力把很多的资金投到欧元区去，来处理欧洲的主权债务基金，但是南南合作77国集团所得到的这个资金用于基础设施的资金就很少，那么现在出现了亚洲的投资银行以及金砖国家的银行正在建立之中。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那就是资金，把资金投入基础设施建设，所以我要建议又鉴于在国际机构中的这三个组织，也就是传统的和非传统的安全框架，金融框架，我们必须要改造现在的国际治理框架。谢谢。
杨洁勉：
谢谢谢刚先生，我们下一位发言人是迈康纳先生，他是东西方研究所的高级副主任。
迈康纳：
谢谢杨博士，谢谢你对我的介绍，大家早上好。在我在东西方研究所担任副主席之前，有四年的时间我是在华盛顿担任国土安全部的驻亲帮办（音）所以从某些方式来讲，这种国土可以说是华盛顿危机管理的一个核心，我们这个国土安全部既要处理恐怖主义的袭击，又要处理像飓风炸弹袭击以及传染病这样的危机，所以它是一个政府的机构，饱受什么之苦呢，那就是说政府的机关在处理问题的时候，总是像救火队，总是在处理那些马上发生的很棘手的马上要解决的问题，而不能够像布鲁克斯大使所讲的那样，处理一个背景危机，那么这个所谓的背景危机就是在国际中出现了一些治理的非常弱的国家，他们受困于内部的很多矛盾，所以根据正常的国际上的规则，他们是无法竞争的，因此他们就希望能够打破现有的国际秩序。
那么布鲁克斯大使特别举了一些例子，比如说俄罗斯、伊斯兰国，他说这些国家不仅仅对美国的国家安全造成了威胁，他们是对我们的文明秩序造成了威胁。那么有些人可能会说，这样一种评论完全就是美国人自负的一种表现，但是事实上在我看来，有很多的人对于现有的秩序感到他们在现有秩序中没有地位，这种情绪已经不是什么新鲜的事情了，那么对于世界上的很多人，包括世界上十个人口最多的国家里面的八个国家，二战之后的很多的这种秩序建立的时候并没有这八个国家的参加，那么这些二战之后建立起来的秩序，在过去的70年间很好地服务于人类，但是眼下他们却逐渐在丧失他们的合理性。
李克强在昨天跟我们讲话的时候，谈到了需要改革，而且南方国家必须要发出更大的声音。在美国我们的联邦政府事实上也存在一个合法性的危机，这主要是由于我们的立法机构造成的，因为这个政府不能够完成基本的治理的功能，比如说执行预算，而党派之间的纷争，以及目标的丧失，也使得政府是非常不能够有效地治理。那么作为自由世界的领袖，以及作为现有国际秩序的创造者，美国今天现在在道德上和政治的领导力上可以说是越来越弱了，虽然美国仍然是全世界的移民最青睐的一个目的地。
这样一个背景危机，或者全球大背景危机，又由于技术的发展，由于透明性的增强，由于大家都希望能够参与到全球治理中的这种愿望，而变得更为的严重。这个可以说现在我们面临一种信息的民主化，这直接就威胁到了集权、政权。那么同样，这种信息的民主化也威胁到在工业化时期所建立的任何一种结构。最近有一个中国的投资银行家跟我说，这种智能手机使得中国出现了六亿群众记者，从而使得党的干部作为信息传递渠道的这种权威性下降了，但是与此同时，这种全民皆记者的情况又支持了习近平主席反腐的这种努力。那么另外一个中国的政府研究人员跟我说，这种边界的消失也就意味着政府唯一的敌人就是人民。当然非常重要的就是这种网络世界，可以被用来加强我们一种集中化的管理，那么最近俄罗斯发布了它的军事战略，它的这个战略就说我们要加强军事力量和武器的集中化和自动化，那么这个变化要基于一个转变，也就是把我们传统的纵向的指挥系统变为一个全球网络为基础的自动化的管理。那么同样，事实上这种背景的慰籍还不仅仅是存在于传统的安全问题，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的，事实上国内和国际的这种机构都发现现在要处理这些问题越来越困难了。
（英文）去年发表了一篇演讲，演讲题目是美国在亚洲的未来，大说许多亚洲最严重的安全的挑战都是跨国的安全的挑战，是跨越边界的，气候变化、海盗、传染病、跨国犯罪、互联网盗窃以及现代的人口贩卖，现在有一系列各种正式的和临时的安排来解决这些风险，这些安排他们对工业时代的制度起到了补充的作用，他们对于向新秩序的过渡是起到关键作用的，所以我们需要继续对新的制度进行探索。比方说2013年4月的时候，巴西的政府举行了一个国际的像市政会议的国际会议，在互联网上举行的，在多利益有关方主义的主题下参加这次会议，包括各国的大使、学者，包括微软的工程师到非政府的组织的成员来参与这个会议。我认为这种多利益有关方主义就像许多年轻新生的这种组织形式一样。各国代表他们每人有两分钟的发言时间，同时他们会在会议期间不断地达成非常缓慢的，比较初步的一些共识。政府机构没有参与这次的会议，而有些国家的大使参与了这个会议的讨论。
大家看到这样的会议组织的形式要想解决比较危险的安全或者是迫切的经济问题是不行的，但是当年的国际联盟也没有做到当初希望实现的这个目标，直到二战以后我们才建立了现在的世界的秩序。所以我们还有许多工作要做，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我们的好运气和我们的善意，不需要再通过两次世界大战才建立起一个新的秩序，使得大家能够承担起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最后我要感谢国经中心成功地组织了这场会议，谢谢。
杨洁勉：
谢谢迈康纳先生，现在我们下面一位演讲嘉宾是周文重大使，周文重大使现在担任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他曾经担任过中国驻美国大使，现在我们请周大使发表演讲。
周文重：
谢谢主持人，大家早上好，我们这场峰会的题目是全球治理，讲到全球治理，我首先想到的是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的问题，我就从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讲起。我们现在的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自70年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以后，各国建立在以联合国为核心，在联合国的宗旨原则基础上这样一个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应该说70年来这样的体系和秩序维护了世界的和平和稳定，人类的发展事业也有了前所未有的进步，但是我们同时也看到联合国宪章的宗旨的原则和它的精神，也并没有完全得到遵守，不遵守的情况也时有发生，国际关系当中的不平等、不公正的现象仍然存在，所以问题就是我们应该发展一个什么样的国际关系，才能够使得联合国的宪章宗旨的原则和精神进一步得到遵守，我想我们所需要的新型国家关系就是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关系，从政策上讲这样一种国际关系要求的是结伴而不结盟，就是以结伴来代替结盟，以对话代替对抗。现在我们看到的国际政策的现实，要么结盟，要么对抗，我想我们应该走一条和这二者都有区别的结伴的道路。
习主席改过，志同道合是伙伴，求同存异也可以是伙伴，所以我想我们应该谋求建立一种不设假想敌，不以第三国为对手的这样一种新型的国际关系。从经济上讲，我觉得我们应该谋求共同发展，按照联合国千年计划，15年代世界上极端贫困人口的数量减少了大概一半，但是还有十多亿人口生活在阶段贫困线以下，所以我想我们从全世界来讲，从联合国来讲，扶贫脱贫的任务仍然任重道远，那么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提出来“一带一路”这样一种构想，就是为了使得沿线沿路60多个国家在基础设施的建设方面，在关系到国计民生的这些重大项目方面，能够得到发展，能够互相帮助，能够大家共同来使得这个地区人民的生活进一步得到改善。
从安全上来讲，我们应该谋求的是一种共同的安全，那么应该摒弃冷战的思维，来发展一种合作安全、综合安全、共同安全的安全观，从文明上来讲，我们应该发展一种包容互鉴的文明，世界上有200多个国家，有2500多个民族，所以各种文明或者每一个文明都是人类共同的财富和宝藏，所以应该包容互鉴，取长补短，我想如果我们能够从政治上、经济上、文明上、安全上做到这一点的话，做到的话，或者向这个方向努力的话，那么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就有可能实现，谢谢大家。
杨洁勉：
谢谢周大使，谢谢我们刚才前面的六位演讲嘉宾的精彩发言，现在我们大概还有10分钟到12分钟时间来进行互动问答，我想请每位嘉宾一分钟的时间来总结一下他们的主旨思想，现在我们开始进行互动。如果你有什么问题的话，请举手向我示意。
A：
谢谢，我是国经中心的研究员，我的问题是给邦德先生的，您在演讲中提到，对于中国和新兴市场国家来说，对他们来说最好的办法就是留在现有的国际体系中，同时我们知道主要的国家比方说美国，如果它们拒绝对现有的国际的机构进行改革的话，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办，比方说美国政府在2010年的时候在20国峰会上决定对国际金融体系进行改革，但是目前为止没有进展，那么中国和其他的新兴市场国家应该怎么办呢？
伊恩·邦德：
这是一个不好回答的问题，我想这是英国在欧盟中也遇到的同样问题，如果你无法得到你想得到的东西，那么你是不是接受现状，还是离席，另起炉灶呢？我中国最后要靠自己来回答这个问题，我想我现在并没有完全失去信心，美国国会是不是会批准IMF的改革，我也不知道美国他们是否会认识到这样的改革是必须的。我想必要的一点就是，现有的这个体系使得中国在过去30年中变得更加繁荣了，这个制度是不是就比将来可能的一个新的制度就更好呢，或者说更差呢？这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
B：
我是来自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研究人员，在过去几天中，我们谈论了很多国家和非政府的关系，以及国际关系的情况，国家行为者和非国家行为者，他们彼此之间产生影响，包括全球问题以及国家问题和地区问题所产生的影响，我想这些机构的数量非常多，它们也非常的重要，现在国际非政府组织还有国家的非政府组织可以说是成千上万的，他们在直接或者间接地影响了很多问题，包括很多全球的这些问题，目前的情况就是二战之后的架构并没有包括这些各种类型的非政府组织，并没有把他们作为合作的伙伴，在法律的身份上也没有完全地解决他们的问题，所以我想问一下台上的嘉宾是如何看这些非国家行为者在解决主要的问题，特别是那些跨国问题上，能够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呢？
周文重：
谢谢，我想这听说更像是一个评论，而不是一个问题，台上哪位嘉宾愿意发表一下你们的见解呢？
C：
我想中国的盈余是和国际的体系运转完全是有关系的，德国也存在着贸易的盈余，德国可以说在和其他欧盟国家中的处理中，起到一种主导的作用，所以我的问题是问邦德先生的，不是英国是不是要离开欧盟，那么英国应该是加入欧元区才对，这是我的看法。同时刚才一位演讲的嘉宾是这个文明是不是代表着一种能力，就是能够使得资本主义和民主之间保持一种平衡，所以我想我们希望不要输掉这场战斗，使得这个政府被市场的力量所主导。
杨洁勉：
谁愿意来先回答，请。
丹尼尔·格罗斯：
我里谈一谈有两个规模比较大的盈余的国家，中国和欧洲，在中国这个货币的问题是比较重要的，人民币和美元挂钩了很久，现在在过去的几年有一些上升的趋势，那么在中国的经常项目上有很多不同的运动方式，在2008年之后下降，然后又上升，我想在最后这可能不会对汇率影响，这主要不是受汇率的影响，而主要是受中国国内政策的影响，在中国因为它的储蓄率特别高，而且政府对这个金融的影响比较大，但由于投资不可能永远是那么高，因为你这个高铁也修了，机场也修了，再往后要想保持很高的投资率就比较难了，这样就是人们可能会更多在股市上投资，但是这些都不是长久之计，所以我觉得最后还是要回到一个根本的问题，就是经济的再平衡。那么在欧洲，简而言之，大家都说就是得到强制其他国家采取紧缩政策，其他这不对，甚至一点儿都不对。当危机来临的时候，不是说德国要求别的国家紧缩，是市场要求别的国家紧缩，当这个危机最艰苦的时候过去之后，在德国它的财政政策、法国、意大利，财政政策都是平衡的，但是这些国家也并没有出现增长，所以这些国家主要是受困于自己内部的问题，没有刻苦国内的问题，而不是因为德国强制他们采取了紧缩的政策。所以这两个地方都也自己很严重的内部问题，中国主要是高储蓄，那么在欧元区也是内部的问题。
杨洁勉：
谢谢，最后一个问题，那边的女士。
D：
我想最好还是用中文问问题，我来自深圳艾玛世界（音）的总干事，我比较关注新闻，我是从事媒体这个行业，每天看新闻，这个问题我想问在座的所有嘉宾，因为关于中国威胁论以及美国和日本一直在做一些对这个世界和平尤其对中国做一些破坏性的，而且是持续破坏性的一些动作，无论是军事上还是言论上，还是从媒体上，我觉得作为一个普通的媒体人，每次看的时候心里非常非常不爽，请问在座的各位嘉宾，作为您个人以及您对这个社会，对这个世界的影响力来说，您想针对这样一个破坏性的一些不友好的一些言论，不友好的一些动作，无论是在军队上还是言论上，各位嘉宾请问一下您和您的国家会有为这样一些事情做一些什么，一些力所能及的。
杨洁勉：
谢谢，这位女士的问题是提给六位发言嘉宾的，但是我们没有这么长的时间了，所以我是不是建议每一位都可以自行决定在做最后总结的时候，是不是也回答一下她的问题。最后的总结部分我们调整一下顺序，从我们周大使开始，请。
周文重：
第一点，刚才讲到（英文）的问题，我想我们寻求的是权利和义务的平衡，这次第七届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我感到在这个方面好像有点进展，就是美方对于中国在IMF的份额，以及IMF的改革问题，美方做了一些积极的表态，另外对于把人民币参加到IMF的SDR篮子里面，美方也做了积极的表态，当然我希望看到美方的言行能够保持一致，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寻求的是中国权利和责任的平衡，应该说在我们尽到我们责任方面，做了我们所应该做的，无论在经济上，在安全上，在其他方面都是如此。
第二，刚才那位女士的问题，虽然也是一个美方应该言行一致的问题，这次的第七次战略经济对话，美方对中美关系以及对中国在世界上的作用也做了一些积极的评价和积极的表态，所以我想我们感到困惑就是往往这里面会听到其他声音，就是在第七次战略经济对话进行期间，美国的福布方部长也讲了和主持第七次战略经济对话美方领导人所发表的讲话的调纹不一样的话，我在美国多年也知道美国是多元社会，存在各种声音，但是我想应该是总统来确定美方在中美关系方面，以及在维护中美关系今后的发展方面到底做什么。
迈康纳：
三点，首先我感谢邦德先生，他很乐观，他对美国国会批准IMF的改革非常乐观，但是这个还要看。第二个，他们我的同事提的问题，关于非国家角色以及在国际秩序中决策的机制，我想在现有的国际机制中也有一些例子，证明这还是有可能的，比如说在国际劳工组织，这是联合国的一个专署机构，他就有三方的投票机制，在这个机制中政府、雇主和工会各有1/3的票数。所以在这个机制中，他还是奏效的，因此大家可以想像，他们在决策之前也是会进行很多的联合。因此在我们现有的机制中也还是有这样的例子的。
么最后一点关于平衡的问题，在政府和治理以及资本之间的平衡，我同意刚才所讲的在这个领域是出现了危机，但是出现危机的原因之一是因为政府全球的国际机构行动太慢了，而这些公司他们是非常灵活的可以跨境地进行运作，他们利用了这种缓慢，当然这也并不一定是一件坏事，我们现在正在向一个新的秩序过渡，在这个过渡的过程中，这个公司们肯定要负更大的责任。
周文重：
谢谢，我想提醒大家，每人只有30秒了。
谢刚：
谢谢刚才提出的这个问题，我想回答一下非国家的角色，因为我在发言的时候也提到了这一点，我认为如今我们面临的这个问题就是我们的制度是不同的，西方有1648年的协议，也有欧盟的经验，1648年的协议是确定了各国的边界，欧盟是消除了国家的边界，在一定程度上，还有世界贸易组织等等这样的国家，还有ICT这样的国际信通组织，这些都促进了全球化，因为我们所处的环境，是板块震动的时期，一方面来讲，有中国、印度这样的国家他们强调主权领土的完整。另一方面，是全球化的一个趋势，这种非国家的角色如何才能够符合国家的领土和主权的观念，这是一个主要的问题。所以我觉得这样一个矛盾是需要解决的，我们也进行了很多的调整，这种跨国公司以及非政府组织是有取有予，但是另一方面，如果我们看看一些限制，比如说对于（英文）、谷歌、雅虎、（英文）以及其他一些信通技术的限制的话，同样有这个矛盾，就是国家边界和全球化之间的矛盾。但是这个底线就是恐怖主义，有很多的国家在联合国都决定，这个恐怖主义是一个红线，所以我认为，从全球来讲都有一个一致的意见，比如说在联合国的安理会也通过了反恐的决议，这是一个底线。在其他方面可以谈判，比如说和非政府组织这样的非国家机构，但是不能够是恐怖主义。
周文重：
谢谢。
丹尼尔·格罗斯：
讲到权利和义务的平衡，事实上我们是有一个协议的，欧盟有一个协议，但是美国不同意，关于这个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进行改革的这个协议，在欧盟是同意了，但是美国在阻挠，但是中国可能这个延迟是对中国有好处的，因为如果现在就批准的话，中国可能会向希腊需要驻很多的钱。
尼古拉·卡塞利尼：
我来谈谈中国威胁论，因为前面的人都没谈，而这个问题也很重要，首先最重要的就是中国在国际秩序中的作用越来越大了，但是很难说我们这些国家可以做什么，但是我可以跟你介绍一下欧盟做了哪些事情。我在罗马工作之前是在欧盟工作的，那么欧盟做了很大的努力来降低美中之间的这种紧张局势，当然这是很难的，因为欧盟是一个特别的机制，但是我们还是很关注美中之间的关系，然后中日之间的这种紧张势态。我们和中国的关系非常好，我们在亚洲没有军事的存在，我们和美国的关系也很好，我们有跨大西洋的伙伴关系，因此欧盟作为国际上的角色做出了努力，来消除这种中国威胁论。所以这就是欧盟在这方面所做的努力。
伊恩·邦德：
我想向我提的问题是关于英国和欧元，我个人来讲，不反对英国加入欧元区，但是我这个观点在英国是极少数派的观点，我们在跑之前还是要先学会走路，我们先要保证英国能够留在欧盟中，保持现在的这种情况，可能要一代人之后，我的孩子可以讨论是不是加入欧元区，如果到时候我们还有欧元的话。
周文重：
谢谢，我要感谢六位发言嘉宾所做的发言以及给予问题的回答，因为我们的时间真的不够了，我们就结束这第一部分的论坛，我们不可能解决所有的问题，我们把一些问题留给下一节来讨论，谢谢。
第二时段
弗雷德克里·坎普：
大家上午好，非常高兴能够在这里和大家举行会面，我是弗雷德克里·坎普，大西洋理事会的主席，我们有一些问题需要解决，我们希望今天能够进行很好的讨论，我们希望今天能够抓紧时间，我们大西洋理事会和美国的国家情报委员会进行过合作，它是美国的一个重要的情报机构，来预测未来世界发展的趋势。我们这个报告可能就是在奥巴马总统连任的时候发表的，它将会预测未来发展的50个趋势，奥巴马2008年当总统之后，出现了一个情况，就是一个没有西方的世界，我们对2035年的情况进行了预测，中国到时候将会处于世界的中心，还有些其他的新兴发展的国家，北约可能要呼吁中国和它所领导的上合组织来维持中亚地区的稳定。在其他的地方也会出现类似的情况，包括阿富汗，我们这个报告的作者受到一些批评，因为他觉得这个想法可能会不是那么的现实，但是情况并非如此，中国和上合组织成员，而且中国发起了“一带一路”的倡议，对那时候的美国人来说，那个时候西方要和中国分享权利似乎是不可想象的，西方仍然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我们还需要考虑到世界上一些非西方的传统的大国，也会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实际上我们现在经过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我们把它称之为一个后西方的时代，甚至可以说是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时代，西方和非西方国家，应该如何建立起这个秩序，我想这是我对今天这一节主持人的一个想法，我们邀请到了马来西亚、以色列、土耳其、美国还有中国的演讲嘉宾进行发言。
许多人认为中国建立亚投行是第一步，希望建立一个新的国际体系，同时在美国许多人都批评奥巴马政府，他们对亚投行的态度存在着问题，他们既没有接受，也没有阻止它的成立。所以我们想我们取得了一个适得其反的一个效果，如果没有接受亚投行的话，那么中国可能就会更加感兴趣发展他们所提出的这些机构，而不是现有的机构。最近大西洋理事会又发表了一个报告，题目是塑造亚太地区的未来，加强制度的架构，建立一个开放的以规则为基础的体系，我们美国希望能够塑造亚太的体系，但是要想保持可持续性的话我们需要和新兴大国建立伙伴关系，我们应该建立起一个21世纪的开放的贸易体系，我们需要对布雷顿森林体系进行现代化，使得那些觉得被20国集团排斥在边缘的国家能够更好参与中国、印度、巴西其他的新兴市场国家，应该更好地参与其中。这可能会影响到既得大国的利益。
亚投行以及TPP还有清迈倡议，他们能够成为一些新的制度，能够符合亚太的利益，能够促进亚太地区的一体化。我们要在亚太地区建立一个自贸区（英文），这是现在APEC进行的，现在还没有一个既定的路线图，同时TPP和RCEP之间的协调也是一个问题，RCEP就是10+6的自贸区的计划，这能够克服他们之间成员结构不同存在的问题，中国正在全力地推进RCEP，美国正在推进TPP，而印度关注的是APEC，如何进行调整的问题，是我们关心的。我们希望其他的嘉宾能够有更多时间发言，所以我就不多说了，所以我们希望亚太地区的机构能够进一步的加强协作，包括跟我们各个机构之间的协作，使得我们能够建立起一个更好的框架。现在乌克兰就存在着危机，好像有些国家现在并没有批评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干预，所以我觉得这是不幸的，我就不多说了。
现在我们邀请这一节的第一个演讲嘉宾，就要穆罕默德·伊萨先生，是马来西亚国际战略研究所主席兼首席执行官。
穆罕默德·伊萨：
谢谢，谢谢刚才主持人的开场白。大家早上好，首先我在这里要衷心地感谢国经中心邀请我参加这个全球智库的峰会，这是我第一次参会，所以我感到非常的荣幸，我在这里首先想讲一下我从东南亚的这个角度来分析全球治理和国际关系的问题，同时我也会着重讲一些可持续发展的问题。马来西亚和其他的东南亚国家在看待国际关系的时候，仍然把它看作是主要大国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这些国家之间的合作和竞争，以及东盟如何管理好自己和主要大国之间的关系。当然，我们并不是对其他地区发生的情况不感兴趣，因为本地区看到就是主要的大国都在本地区有一种竞争的关系，过去是苏联和美国，而现在是中国和美国，东盟是1967年成立的，那时候希望能够建立起一个和平的和稳定的区域。同时，东盟也宣布签订东南亚无核区地方，没有核武器和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许多国际人士都关注中国在不断地崛起，以及中美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在东南亚国家尤其关注中美关系，这是有原因的，中国是我们的近邻，也是很重要的合作伙伴，与此同时美国已经明确地表示他们将会继续关注东南亚地区，同时也和我们东盟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东盟通过承认东盟主渠道的作用已经获得一定的影响力，我们和中国、美国其他国家建立了伙伴的关系，同时我们在10+6的合作进程中也进展得很好，包括和中国、日本和韩国的合作，还有像东盟地区论坛等合作的机制，还有东盟防长会以及与伙伴关系的会议。这使得东盟和八个相关的伙伴国家与会。我们不仅为本地区制定了规则，同时也建立了东盟的形式方式，就是渐进主义和以共事为基础的合作。同时我们也促进了区域的合作和一体化，当然我们现在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才能够使东盟成为一个以人为本的一个区域组织。现在东盟正希望促进环境的可持续性，到2015年东盟将会成为一个共同体，三个支柱，经济共同体、政治和安全共同体，以及社会文化共同体。
东盟的共同体人口超过6亿，有十个国家，我们的GDP达到了4.2万亿，所以在这一方面，我们有很多的合作机会和区外的国家。我们必须要承认不平等仍然在东盟成员国之间存在，我们需要进一步的发展特别是可持续的发展，其中一个重点就是缩小发达国家和欠发达国家在本地区的发展差距，中国、美国在南海上的矛盾，让我们感到关切，也会使得本地区的关系变得紧张，包括区内和区外的国家都非常关注中美之间在南海问题上存在的矛盾。根据媒体的报道，中美在这个问题上包括在海洋政策上已经达成了某种程度上的谅解，这是他们在最近第七届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上所取得的。虽然大家一些人士对南海地区的领土领海的争端不太乐观，但是形势还是比较稳定的，中国和东盟国家正在进行COD的磋商，同时东盟和其他国家也参与其中。
中国提出了一些倡议，呼吁建立新的国际秩序进行合作，其中一些是如何应对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关于发展的挑战，特别是通过这个“一带一路”和亚投行，那么这些倡议受到了东盟国家的欢迎，东盟国家欢迎亚投行和“一带一路”，对于“一带一路”细节正在逐步的明朗，那么中国正在公布更多的细节。我们应该鼓励人们更多的讨论“一带一路”，当我们看看全球的安全经济结构的时候，我们也不应该忽略区域的结构，对于我来说，以联合国为核心的这个全球体系，是全球秩序的一个核心，那么昨天在开幕式的时候也几次提到了这一点，今年是联合国成立70周年，我们不能够否认联合国既取得了成功，也在一些领域遭遇了失败，但是联合国还是做出了巨大的努力，来促进全球的和平、发展和安全。联合国要想继续成功，它的成员国就必须要成为成功的国家。因此，我们也要加强联合国以及认真地改革安理会。
我们现在面临着很多挑战和威胁，有一些国家越来越多的在应对，在自行应对这些挑战，但是越来越清楚地是，事实上我们需要全球的努力才能够应对这些挑战，无论是恐怖主义、跨国犯罪、海盗、网络空间的犯罪，都是如此，那么联合国应该通过资金和其他方面的帮助，来援助各国政府。
谈到可持续发展，当然我们有一点是可以认可的，就是联合国在这方面有一个重要的角色，来促进可持续发展，特别是帮助那些最不发达的国家，这些最不发达国家需要我们的全力支持。地区的论坛和机制也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这种能源安全、传染病，这些问题都已经上了东亚峰会的议题，所以相关政府也可以关注这种情况。再有就是能源、粮食和水之间的关系，也应该在国际上进行讨论。
最后我想说，像我们这样的智库，也是可以发挥重要作用的，我们也是跨很多领域的，也包括外交政策的研究，也包括经济、贸易的项目，还有就是技术、环境和可持续发展，这些都是我们研究的领域。谢谢。
弗雷德克里·坎普：
谢谢您所做的重要的发言，而且着重介绍了东盟和南中国海的问题，我想接下来还会谈到这些问题，那么接下来我要介绍的是季志业，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的院长。
季志业：
谢谢主席，非常高兴有机会在这个讲台上谈一谈个人的一些看法，从昨天开始到现在大家讨论了很多有关全球可持续发展和可持续发展当中的全球共同治理问题。谈到了金融体系、经济体系，也谈到了安全体系和国际政治体系，我想在这儿要突出强调一下，就是在我们国际社会不断发展的同时，我们正在面临一些新的挑战，这些挑战还不是我们讲的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像恐怖主义这些问题，这些问题已经给国际社会提出了非常严重的问题，但是我想说的是，今天人类社会的科学技术发展，确实给我们开拓了很多新的可以发展的方向和领域。
我今天重点讲三个新的国际公共领域，或者叫做国际公域，一个是太空，一个是海洋，一个是网络。这三个领域都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正在迅猛地被人类社会所开拓。但是这些领域恰恰既涉及到全球的利益，同时还缺乏国际社会的公共治理，比如说太空，现在太空技术的发展，虽然中国反复强调，我们发展太空技术追求的是非军事化，但是我们也时不时能够听到国际上有些国家太空军事技术的发展非常迅猛，也许有一天当我们醒来的时候，所谓的上帝之锤或者上帝之剑就顶着我们的脑门，但是全世界还不知道应该如何来应对。
再比如说我们讲到海洋，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远洋的能力提升了，深海的勘探和开采技术水平提高了，加上全球气候变暖，北冰洋的冰块、冰貌变小了，海洋面积扩大了，我们现在有的联合国国际海洋法公约，其实它能管辖的只有全球海洋面积的30%，也就是说全球有70%的海洋是处在公域状态，虽然国与国之间签订了一些海洋相应的规则，但这些规则并没有被世界所公认，既是刚才我提到的联合国的国际海洋法公约，像美国这么一个海洋强国，海洋大国，也都没有批准它。所以在海洋上我们可能会遇到越来越多的问题，70%海洋的开发发展，对人类社会究竟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对环境的破坏究竟有多大，在海洋上各国在争取自身利益的时候，会不会发生冲突，如何来克服这样的冲突，我想这也是我们需要认真考虑的一个国际公域的问题。
可能最现实的就是网络安全，网络世界的发展、互联网的发展确实给人类社会提供了非常好的信息，平台化的空间，可以说现在中国是7亿人在使用网络，那么世界上有那么多人都在使用网络，很多人离开了网络都没法生活，甚至现在还有人可以在家里边不出家门，通过网络一年都可以不出家门，像这样一个社会，这样一个发展我们面临的新的挑战是什么呢？刚才伊萨博士提到了网络安全问题，网络犯罪问题，我想这是公共问题，这是全世界人类都要面临的问题，现在不仅是有网络上的欺诈这些行为，还有网络贩毒，网络走私，网络非法移民等等，网络成了所有我们现在能见到的，包括网络恐怖主义，我们所见到的各种犯罪现象的一个平台，它不仅是我们的一个生活平台，也是犯罪的平台，但是在网络领域缺乏一个国际公认的管理规则，有的国家提出来在网络应该有主权，但是有的国家不主张有主权，有的人主张信息要完全自由，请问世界上有完全自由的信息吗？那么如何来管束这些自由，我们总不能让一些低龄的儿童就去看那些色情的东西吧？
所以这些问题给全人类，给全世界提出了新的要求，这就是我提出的一个新的问题，就是如何来管理国际公域的问题，如果我们今天不抓紧时间在这个国际公域还没有给人类社会带来非常严重灾难的时候，就制定一种共同管理的方式的话，那么我相信在不久的未来，这种科学技术的发展，这些新的公共领域，它可能引发的是对我们普通人的生活，一种负面的影响，对国家的安全带来巨大的冲击，甚至可能造成国与国之间的矛盾和冲突。
最近比如说围绕着网络安全问题，美国和中国之间有一些矛盾和冲突，美国甚至成立了网军，甚至把网络战的定义也定的非常明确，那么把中国就是在美国看来，最近出现了一些中国的通过网络商业窃密的行为，如果未来定性这种网络商业窃密行为被定义为战争对象的话，那么网络战真的离我们不远了，法国和德国领导人相聚，这是危机解密揭露出来的，美国在监听这些领导人的通话录等等，个人生活隐私，到目前为止美国方面没有否认，像类似这样的问题确实已经要求全世界各国，凡是在使用网络的国家都应该坐在一起好好商议如何解决网络规则和安全问题，我只是把问题提出来，谢谢大家。
弗雷德克里·坎普：
谢谢，您刚才提的这些问题是很明确的，也是应该引起我们思考的，你刚才也讲了，我们早晨一起来，可能会发现一把利剑已经高悬在我们头上，讲得非常好，接下来我要请的是克拉斯纳，他是以色列外交部政策研究中心的主任，主要谈一下能源的问题。
克拉斯纳：
谢谢，我也要感谢我们的主办单位，国经交流中心，这个峰会所进行的发言和讨论都是非常给人以启示的。我就职的地方是以色列外交部下属的一个政策研究中心，那么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个人的一些观点，以及有一些我国政府的观点，那么我要研究的是这样一个战略性的问题，根据最近国际能源市场上出现的问题所提出的这样一个考虑的问题，我们都应该考虑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如何使我们的未来是具有可持续性的，这也是全球智库应该研究的一个问题，通过我们的合作来研究这个问题。
那么以色列我们一直在研究这样一个和能源相关的问题，因为能源事实上和我们面临的每一个重要问题都相关，对于美国、亚洲和俄罗斯，以及离我们很近的伊拉克，以及伊斯兰国，还有我们的近邻，比如说埃及和约旦，以及出现了核武器的伊朗对我们造成的威胁，所有这些都是我们面临的。
我在这里想提的第一点就是共同承担的问题。在中东地区，美国昨天发表了一篇文章，那篇文章就是说，到2035年的时候国际能源机构评估，美国每天只会从中东地区购买十万桶石油，而90%的中东石油出口将会输往亚洲国家，所以亚洲的以色列的政策的重心就往东转，但现在大家仍然把美国看作中东地区安全稳定的一个重心。现在有很多利益，包括盟国还有石油的价格，美国现在自己生产的石油越来越多，同时美国还有自己的战略的利益，确保中东到亚洲的石油通道是畅通的，也许在未来我们需要进一步的分担彼此之间的责任，特别是亚洲国家要承担起更多的责任，确保石油通道的通畅。从波斯湾一直到马六甲海峡，一直到更远的地方都是通畅的，我们认为在也门地区海域所进行的国际合作就是一个良好的例子。
第二个我想提的问题，就是美国在能源上的新角色，将会影响到其对外的政策和战略的力量，当然美国人在国内仍然进行着激烈的辩论，就是是不是要出口自己的能源，以及多少用于国内的消费，这和以色列国内的辩论也比较类似，因为我们在国内也是开发自己的能源，那么多少可以用于出口呢？对于美国来说，提供能源可以作为一种工具帮助自己的盟友，压制自己的对手。同时，我们看到能源在对俄罗斯以及对伊朗制裁中也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我必须要承认我并不是确定未来的结果会怎么样，也就是能源会对美国的对外政策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对欧佩克组织会产生什么影响，因为欧佩克的基础似乎一直是不强劲，不牢固的，经常有人会违反他们的规则，在过去的18个月中，美国是不是会和欧佩克国家以及欧佩克中的沙克可能会开展合作，所以盟友的关系是会变化的。同时各国是不是能够开展合作，为国家的利益违反市场的力量，将这个油价保持在一定的水平上。我是把这些问题提出的，就是我们在石油资源上是不是能实现全球的治理。
第三个问题我想提出的就是我想提醒大家，我不能够放弃一些新的替代性的解决方案，当油价下跌的时候，我们总会担心是不是还会重视新的替代性能源的发展。我想有这样的几个原因，包括美国的崛起成为一个能源提供国，同时伊拉克的能源供应将会保持稳定，世界各地都有各种风险，包括伊朗的问题，包括利比亚的能源供应的不稳定，都会影响到国际的油价。同时，也会有些新的替代性能源的出现，还有些页岩油和页岩气。我们并不知道页岩气基本的底价，最低价应该在什么样的水平上，大家都不清楚。
这些都是关系到全球性的一些问题。我们现在油价这么低的时候，我们现在是有机会的使得我们可以采取一些行动的，可以开展合作，确保石油供应的稳定，同时为那些不发达国家开发替代性的能源，同时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的倡议，我认为有很多的机会可以促进这一领域的合作，我们必须要对这个风险进行评估，来规避风险。
我们看到激进的恐怖主义，还有传统和非传统威胁，这些问题必须要通过合作解决，只有这样的话“一带一路”等倡议才能够成功地实施，谢谢。
弗雷德克里·坎普：
谢谢，谢谢克拉斯纳先生，您刚才做了很好的介绍，现在全球的能源革命讨论并不是非常多，现在我们请下面一个演讲人库普弗，他是德国柏林摩卡脱基金会中国事务研究所政治、社会和媒体研究部主任。
库普弗：
谢谢主持人、谢谢主办方邀请我参加今天的会议，感谢各位能够分享你们的真知灼见。虽然时间短，我会确保遵守时间的，我准备了一个小的PPT，我希望能够顺利地放出来，希望屏幕上能够看到，这样的话大家能够更好地理解我今天要讲的内容。
今天我想给大家讲的一个问题其实刚才的演讲嘉宾季志业先生已经提到了，我想从一个更广阔的角度，也就是这个数字化时代的角度来提这个问题，我特别想提三个问题，包括网络安全，刚才季院长已经简要提到了。第二，我想给大家讲一下物联网的问题，物联网对国际合作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第三个就是国际公域的问题，我认为这三个问题都给我们提供了新的机会，能够使得国际的机构进行合作，加深他们的互相的理解，同时也面临一些共同的挑战。
首先第一个问题是网络安全的问题，我在这里想讲两点，首先我一直认为主要的大国对网络安全一直有着不同的理解，在美国看来，他们更多的是从防止网络战争，从军事的角度上来看这个问题的，但是中国政府他们不仅希望从技术的角度，也愿意从内容的角度，也就是信息来进行考虑，控制的角度来考虑的。而欧盟从，既考虑到技术，也考虑到内容，在网络安全的时候，他们看法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在谈论网络安全的时候必须要注意到各国的理解是不同的。
我要提的第二点就是我们看到有些不同的对网络安全的方法，各国的方法都是不一样的，究竟是全球治理的还是一个通过国家治理的，是大家正在进行讨论的问题。当然中国、巴西、俄罗斯他们的理解和西方的国家是不一样的，特别是和美国的看法是不一样的。
第二个想说的是关于物联网的，就是西方国家对于网络安全是感到悲观的，但是在物联网上大家从这个图片上可以看到，我们有一些数字化的生产的方式，包括一些智能驾驶技术，不同的行业，他们都创造出了一些新的互联网的因素，使得各个事务更紧密地联系起来，我认为在这方面有很多合作的潜力，特别是中国可以发挥自己特殊的作用。中国可以成为一个领先的社会，中国有七亿的互联网用户，他们很多是通过手机上网的，所以他们是可以做出一些贡献，来解决和网络安全相关的问题，这是我们都很关心的问题，但是我们还看到对互联网的一些标准还有些不同的看法，包括GPS，还有些其他的包括数据隐私等等，这也是中国和西方国家所需要进一步进行讨论的问题，可以通过国际会议进行讨论的问题。
我最后想讲的就是国际公共领域的一个问题，我认为在这个问题上也会有很多的机会，但是也有些冲突的可能，我们有了更多的沟通的渠道，这个图显示的是一个新的微博的账户，这是中国现在非常流行的一个社交媒体，印度的莫迪总理最近在访问中国之前，在微博上开了这个账户，而且在中国的网民中获得了好评，很多人提出了问题，也就是对他表示欢迎，同时也提出了一些尖锐的问题，所以我还想回到第一点，我想是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机会，在昨天演讲中提到，在困难的时候特别加强和民众之间的交流，所以我认为世界各国的政治家需要更多的和民众直接的进行沟通，同时对政府来说，网络的最新趋势是什么，能够更好地理解各国的政府所面临的从民众带来的压力，同时我们还可以考虑采取哪些战略，同时在国际正式会议中的信息可以在媒体上传播，比方说亚投行还有“一带一路”的倡议，许多的中国的官员、学者都有很多问题要问，我想这些都可以通过媒体，通过互联网进行更好的讨论。
这个数字化是国际关系中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所以我今天就讲三点：网络安全、物联网以及国际公共领域，我就讲这么多，谢谢大家。
弗雷德克里·坎普：
谢谢，我想大家的主题是中美在未来是不是能开展更多的合作来解决国际的问题，那么下面一个演讲人是孙哲先生，他是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美关系研究中心的主任，欢迎孙先生。
孙哲：
谢谢主席，我喜欢中国一句老话，就是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不谋万事者不足以谋一时，我想讲三个看法，第一个，我觉得在一个大数据时代，我们要更加注重我们所谓的国际关系出现的新常态，但是它的时效性到底在哪儿，它的时空变换到底在今后一段时间内，十年二十年会出现怎么样的梦幻组合，我们不能把这个新常态把它固化，比如说举很多例子，我们在报纸上，在读的英文新闻和读中文的新闻有时候不一样，在西方，在美国，你看报纸的时候，你会看到他们最关心的是伊斯兰国的崛起或者是以色列和伊朗的核问题，还有一些其他的朝核半岛的问题，但是在我们中文媒体里边看到的国际关系的变化，恐怕更多的是中美之间的冲突，更多的是中日钓鱼岛，亚太地区的安全问题，所以在这种媒体话语权、话语体系不一样的情况下，国际关系的新常态什么是它的可持续的发展？我现在不敢提绿色发展，一提绿色发展，容易现在让国内读者看到股票，想起股票，我也不敢多谈红色发展，因为红色发展一提，没办法跟美国人，没办法跟其他一些西方人沟通，所以这个可持续发展到底什么样是国际关系的正能量，用所谓的我们提出很多口号，人类命运的共同体，没办法解决现实当中这些战争与和平的基本问题，我刚才说的到底伊斯兰国持续多久，力量发展有多大，对中国有什么影响，人类怎么想出对付它的办法来，到现在为止所谓的新常态，我们提了很多对国际关系的看法，突然发现传统安全也非常重要，并没有完全向非传统安全转化。
我们提出的所谓的一超多强，现在面临一个后美国的世界，现在突然发现美国在今后五年、十年，甚至二十年之内还会执掌世界之牛耳，这个情况下我觉得新常态要从经济利益，要从价值观的选择，要从政策的选择这几个角度来综合区分析，这是我对现在国际形势变化变局的一个看法。
第二个看法，联系到中国，全世界都在关心中国，我特别信奉一个伟大的中国时代可能就要到来，可能已经开始了，我们已经见到很大的曙光，现在去看到中国承担的国际责任越来越多，中国人去欧洲旅游，去美国投资越来越多，今天可能看到的只是表面，看到的只是我们去买一些名牌包、名牌鞋，并购他一些技术和企业，但是在今后十年、二十年，随着中国的不断发展，我非常自信中国可能，我们自身的变化会给整个国际体系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什么是中国外交的更好的更明智的选择，我觉得这个问题非常深刻，也值得我们去思考。比如说我们有人说现在中国面临着第三次战略机遇，外交的战略机遇，前两次是1989年以后，西方对中国进行的封锁，但是随着前东欧的解体，西方的注意力，在很大程度上也转到前苏联，俄国和东欧的转型当中去了，所以中国面临着一个韬光养晦一个崛起的过程。
第二次战略机遇就是911以后，中国当时也是本来在911之前撞击事件，中美关系非常紧张，但是后来911事件也给中国20年的机遇期，现在随着普京的更加强硬，美俄之间的对立，或普京跟西方之间的对立，中国是不是面临着第三次战略机遇期，有人提出这样一个观点，但是我觉得不管中国是不是有这种别人赋予的或者不是我们自己主动，更多的是一种被动的赋予，这种战略机遇，有没有这种机遇，更多中国的外交是应该构建一个全球的网络，更多的是要打造一个我们在大胆的“一带一路”进行推行“一带一路”的战略的同时，我们也同时能够大胆热情地继续拥抱西方的市场，继续拥抱西方的技术，继续探索与西方进行政治合作的可能性，我觉得这一点来说，对中国尤其重要，特别是现在我们在意识形态上，价值观上，能不能避免那种亲俄反美，或者反日仇日，或者进行一种大规模的战争准备，都是一些非常敏感的问题，跟我们的民生民主发展有很大的关联。
我坚信如果能够中国在坚持四个全面，从严治党，依法治国，能够深化改革，不仅能达到中国社会上全面的社会和谐，而且也能给国际社会注入新的能量。
最后一个观点，我大力呼吁，谈到中美关系我做美国的政治研究，我大力呼吁继续加大对美国国内政治甚至它的跨国公司，加大对它的研究，加大中国与美国的体系对接，我大力呼吁中美之间的合作性外交，有人可能觉得我这个观点在现在不合时宜，因为确实是美国西化、分化、丑化、弱化中国的种种努力，软渗透到硬进攻都存在，但是在如何去从顶层设计，然后从底线思维把这个底线思维不冲突、不对抗，继续提高，提高到更高的合作型外交的层次，我觉得是中美关系现在面临的一个巨大问题，包括两个国家怎么样更加合理的科学的使用自己的资源，可持续发展使彼此的关系，比如我想提出一个跨太平洋的不光是有一个经济合作协议，我们能不能进行一个跨太平洋的裁军，中美之间裁军的谈判，这样两个国家都可以把大量经费节约下来，用在民生方面，从最近结束的战略经济对话，我们达成100多项成果来说，我对这个合作性外交还是抱有很大希望，谢谢大家。
弗雷德克里·坎普：
谢谢您刚才所做的非常重要的讲话，而且你提出这个第三个机遇期，我就讲一句话，我希望这个机遇能够是大家共享的机遇期，而不是一个零和游戏。接下来我要邀请乌苏尔先生，他是土耳其外交部战略研究中心的主任。
库普弗：
谢谢，女士们、先生们、各位同事早上好，我非常高兴能够来参加今天的会议，谢谢向我发出的邀请，我想谈一谈国际政治中发生的变化，我们首先有这么一个观点，就是我们现在的国际秩序是什么样的，我同意国际政治在这段时间以来，特别是在冷战之后，出现了明显的复杂的变化，我们面临着很多的挑战，但同时也有很多的机遇。我想打这么一个比方，我们现在所生活的这样一个世界，有点像是一个陌生的世界，有点像是20世纪，西方的势力相对下降了，在政治、经济方面都是如此。亚太在崛起，包括中国和非西方的这些国家力量在上升，而且在政治领域出现了一些新的角色，政治和经济都出现了全球化的特征。国家之间冲突的这种性质也在发生变化，国家之间的边界已经不那么清晰了，比如说在叙利亚和伊拉克出现的这个情况就是如此，但是这种新的非国家的角色的出现，并不意味着国家变得不那么重要了，我们现在所面临的这种局势是说非国家角色，它的力量在上升，但是国家必须要通过发展来为国际治理，为全球治理做出贡献，就像20国集团这样。
世界上的政治和经济的治理变得如此之复杂，那么主权国家大国需要进行更多的合作，我提到了西方势力的下降和发展中国家的力量的上升，这也给我们现在的结构带来了挑战，我认为欧亚大陆将继续成为一个重要的地区，在全球化中有四个情况，美国出现了重返亚洲的这样一个战略，那么中国的政治经济的政策，更多的出现了区域化。第三个，就是俄国因为克里米亚事件和美国和欧洲出现的紧张势态。
第二个我要举的例子，就是国际政治领域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竞争，包括全球治理和20国集团，在国际政治领域出现了一些新的论坛，20国集团就呈现了一种新的势态，它标志着国际体系的一种积极的演变，所以20国集团可以说是我们在应对新挑战而发展新的国际秩序中的一个实在的范例。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要找到方式，来寻找新的合作的可能性，我们必须要使旧的国际机构能够实现现代化，比如说联合国，同样我们还需要改变一些现有的组织，比如说北约、欧盟，现在还出现了一些新的机构，比如说上海合作组织，比如说非盟，他们也都成为国际秩序中的一部分。谢谢。
弗雷德克里·坎普：
非常感谢，接下来我邀请赵进军大使，他是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的副理事长，也是以前的驻法大使。大使，在您上来发言之前，我还要特别感谢一下国经中心的曾培炎主任。
赵进军：
主席先生，国际关系和全球治理这一主题对世界各国都很重要，因为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孤立于世界之外。对中国而言，争取有一个良好的国际关系和友善的国际环境非常重要，因为这符合中华民族的传统理念和国家的根本利益。
说到传统理念，中国人自古就有以和为贵，和而不同，以及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等处理国际关系的至理名言，今天也依然是中国人应对国际关系的着眼点和出发点，我认为这一传统思想如果用今天的语言来概括，就是六个字，互利、合作、共赢。当前国际关系中出现了一些令人担忧的情况，某些大国之间的矛盾和摩擦正在加剧，一些老的世界热点没有解决，新的又不断出现，一些原本可以由当事国之间通过双边协商解决，或在小范围内可以化解的矛盾被人为地放大或扩展成集团间的冲突，甚至逐步由小到大，从政治、经济摩擦，向着军事对抗演变与发展。人们忧虑，冷战的乌云正在重新笼罩世界，这是摆在当前及今后国际关系中必须认真解决的一个大问题。令人欣慰的是，前面有的发言者也提到了，中美这两个大国在刚刚举行的战略与经济磋商中就建设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进行了认真商讨，并取得较好成效，据美方公布的消息，双方达成了100多项共识，当然中美高层会晤本身并没有解决中美间的全部矛盾和摩擦，但重要的是，面对矛盾，中美展示出双方管控分歧，给热点降温，尊重和照顾彼此的核心利益，避免误解误判的良好政治意愿，这是令人鼓舞和值得称赞的，实际上也为改善世界上大国关系树立了一个榜样。人们也有理由希望围绕乌克兰问题引发的严重对抗，能够通过谈判、合作实现降温、降温再降温。
在国际关系中，使用武力和集团对抗能够解决问题吗？历史一再证明，此路不通，这里有一个战与和的选择问题，而大国的这一选择，不仅关系到本国利益，也将对世界的未来影响巨大。谁都知道冷战思维危害国际关系，只有转变和放弃冷战思维，采取互利、合作、共赢的正能量思维，才是解决当前国际关系和矛盾的根本出路。世界是不断变化的世界，用老的观念和做法去维护旧的秩序是行不通的，今天世界最大的变化莫过于新兴经济体的群体性快速增长，新兴经济体占世界人口的绝大多数，经济发展相对滞后，随着新兴经济体自身不断努力和发展，理应在世界上拥有自己应得的地位、尊严和话语权，这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各国之间存在差异和多样性是正常的，人类文明进步的标志应当是世界各国有不同的文化和不同的意识形态，采用不同的发展模式，走不同的发展道路，同时实现大小国家一律平等，相互尊重、合作共赢，这是正确的国际关系应有之意。
中国坚持走独立自主和平发展之路，同时主张与各国建立和平、合作共赢的友好关系。两年前习近平主席提出了“一带一路”的倡议，其核心就是把加强与各国的合作共赢具体化，令人高兴的是，这一倡议受到各国的热烈欢迎，并正在于哈萨克斯坦的光明之路计划俄罗斯的亚洲经济联盟计划、蒙古的草原之路计划、印度的季风计划等商讨合作对接，可以说一轮新的大规模洲际全方位合作正在启动和形成，其共同理念就是互利合作共赢，应当说这是在当前复杂国际形势下出现的代表正确国际关系发展方向的务实之举，受到“一带一路”60多个沿线国家的欢迎和好评。“一带一路”有利于世界转变思维方式，整合资源优势，开展全方位互利合作，并进而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
我们的结论应该是树立互利、合作、共赢为核心的国际关系新理念，摒弃一切旧的零和思维，推动各国在新时期为和平合作、互利共赢的全球治理新模式做出应有贡献，这应当是世界所有智库的共同责任，谢谢。
弗雷德克里·坎普：
我们已经超时了，但是主办方允许我让大家提两个问题，请在提问的时候说明你的问题提给谁的，同时介绍一下自己，谢谢。首先请说明你来自哪个机构？
A：
我是来自和讯新闻，我的问题是问给伊萨的，在过去几周中，在金融危机之后，一些新兴市场的基金，他们遭到了最大的资本的流出，包括像印尼还有其他国家都出现了资本的流出，你认为这些国家是不是会出现另外一次金融危机呢？
弗雷德克里·坎普：
请问第二个问题，让我们嘉宾一起回答。
B：
我的问题是由马来西亚的伊萨先生的一句话引起的，问题是提给弗雷德克里·坎普，因为在坎普先生的主持词里边提到了关于亚投行的问题，以及美国对亚投行上面的一些态度，伊萨先生讲了，联合国刚才有一句话非常有意思，就是联合国之所以成功，其成员国必须是成功的国家，这个印象非常深刻，我们都知道世界银行在中国已经存在了30年，我从事世界银行的项目，虽然我不是世界银行的官员，但是我从事世界银行的项目已经有30年了，那么世界银行一直认为中国是世界银行项目最成功的国家，还不是之一，是最成功的国家，美国和日本对亚投行其中有一个疑虑是认为亚投行的成立会不会使最佳的规则得不到应用，那么中国已经成为世界银行规则最佳的实施国，那么美国和日本在担心什么，是担心这种最佳的游戏规则得不到，由于亚投行的成立得不到继续的实施呢，还是在担心由于亚投行的成立，游戏的主要角色的地位得到了挑战？谢谢。
弗雷德克里·坎普：
谢谢你的问题，首先请伊萨先生回答第一个问题。
穆罕默德·伊萨：
东南亚会不会出现又一次的金融危机，我们想看一下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基本面，我认为从我的角度来看，基本面是很强劲的，虽然有一些问题，虽然东南亚一些国家的经济存在一些问题，包括那些GST的，包括货物和服务的条约方面的一些问题，包括这些国家的货币与美元的汇率，主要是由政治上的因素来决定的。投资者正在密切地关注，你可能从媒体中已经听说了，比方说总理和前任总理就一些问题已经交换了意见，我认为总体来说基本面是比较强劲的，同时经济增长也是不错的。
比如在印尼，印尼国内正在努力实现经济的发展，我想这和1997年、1998年的情况是不一样的，现在的印尼他们更加小心谨慎了，他们希望能够确保更好地管理现在的情况，不会再次地出现十几年以前出现的情况。
弗雷德克里·坎普：
我来回答第二个问题，简单说几句，就亚投行的问题，我是这么认为的，在我们大西洋理事会，我认为我们正好在一个历史的转折点上，从美国的角度上，从1945年到1979年，然后是1989年，在一战结束之后，美国建立世界秩序的成功，世界秩序并不是非常成功，但是二战之后我们建立了联合国以及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现在我们又在一个历史上的一个重要的时刻，我们需要调整现有的国际的秩序和中国开展合作进行调整，能够反映更好的社会的现实，能够在领导力上进行调整，我认为现有的国际秩序能够继续下去，我认为奥巴马政府在亚投行的问题上是错误的，当然我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在这里发言。
同时我最后还想说一句，感谢所有的演讲嘉宾的精彩发言，我们不能够回答台上所有的问题。刚才孙哲主任谈到了一点，就是说你不谋万事者不足谋一时，所以我非常喜欢孙哲先生刚才所提的这句话，我想我们还是在中美关系还有国际关系中还是有很多希望的，谢谢。
第三时段
刘遵义：
女士们、先生们，我是刘遵义，香港中文大学，我非常荣幸能够担任这一节的主持人，我们现在时间都已经有点迟了，而且我在12点整我就要走，我就要赶飞机，所以我们在12点一准结束，这样的话我们今天的发言人是非常资深的，我刚才也跟他们讲了，每个人7分钟，一点都不能超，希望我们还能够有一点点的时间来提一点问题，我很抱歉，但是我再说一下，我12点一准得走，我们的发言嘉宾都是非常资深的，我就不对他们做详细的介绍了，因为大家的手册中都有。我们第一位发言人是迟福林，他是中国改革发展研究院的院长，请大家欢迎迟教授。
迟福林：
这里我想从经济转型的角度谈谈对全球经济治理结构的一些看法，总的观点是面对全球经济转型和经济结构格局的深刻变化，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正处在这样一个改革的关口，既是要推进全球经济转型又，又需要推动全球经济治理结构同步转型，顺利度过这个关口，使全球经济治理适应经济转型的趋势，就能够有效地应对经济全球化的挑战，就能够走上新的可持续发展的一个进程。
下面我十分简要地提出三个问题，与大家做一个讨论，第一个问题，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不适应经济转型，是不是全球可持续发展的突出矛盾，我的看法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发生深刻复杂变化，新矛盾、新风险、新挑战不断出现，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不适应经济转型趋势的矛盾日益突显，我这里简要地做这样三点判断。
第一点，新兴经济体已成为全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力量，新兴11国总量占世界经济比重由2008年的12%，提高到2013年的29%，五年间提高了7个百分点，同期G7经济总量占比从53%下降到46%，下降了也是7个百分点。
2010-2013、2014年，新兴经济体四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平均达到58%，也就是新兴经济体已开始成为全球经济可持续增长的主要推动力。
第二个判断，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不利于新兴经济体的转型升级，简要说，一是现行治理体系下，发达国家可以通过多种途径转嫁危机，但新兴经济体却由此承受国际资本频繁流动、汇率大幅波动、贸易环境有所恶化等风险，二是新兴经济体尚未取得一些经济地位与贡献相匹配的话语权。三是新兴经济体基础设施投资需求巨大，而目前多边治理机制难以与此相适应。
第三点判断是，以经济转型为导向，谋划全球治理变革，实现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既需要新兴经济体通过自身变革度过转型关口，也需要调整与改革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包括推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治理结构改革等。
第二个问题，如何推进以经济转型为导向的全球治理结构改革，我这里提这样三条建议，第一条，扩大自由贸易区网络，既有利于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转型，又有利于推进全球自由贸易化进程，问题在于，当前新兴经济体参与自贸区网络客观上很难与发达国家采取相同的标准，尽管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自由贸易标准不断提高是一个大趋势，但不易在短时期内过渡提高这个门槛，很容易形成新的投资贸易壁垒，不利于经济全球化新进程。
第二，扩大服务贸易，当前主要新兴经济体进入工业化中后期，经济服务化转型趋势明显，服务贸易成为新兴经济体的重要重大动力，当前主要面临两个大的挑战，一个是新兴经济体自身的服务市场开放不足，二是发达国家在环保、能源、科技等领域应有较多的出口管制，所以这两个方面应当成为全球治理改革的方向任务。
第三是扩大基础设施，一句话，就是当前我们全球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水平低，投资不足，成为经济转型的突出问题，应该说在这方面要发挥像亚投行等多边和区域性经济组织的作用。
第三个大问题提出来，要不要以G20为重点，推进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我的看法是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既要对传统治理机制进行优化，更要充分发挥像G20这样一个新的机制的作用。这里十分简要地提三个建议，第一，推进G20机制化，比如说如何务实探讨做实G20的治理机制，例如设立秘书处和G20倡议实施委员会，探索G20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机构的协调机制等。
第二条建议，全球治理结构变革需要开放包容，形成新的全球治理体系的过程，应该充满矛盾和风险，重要的是秉持开放包容的胸怀，尊重多样性，允许鼓励探索多元化全球治理机制。
第三点建议，务实打造新型大国关系，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难点不在于如何设计方案，重要的在于能否或者是构建新型大国关系，这样才能形成新时期全球治理结构变革的新动力，好，谢谢。
刘遵义：
非常感谢迟教授，而且您遵守了7分钟的时间，感谢。接下来是托马斯·伯恩斯先生，他是加拿大国际治理创新中心的前执行董事，请大家欢迎。
托马斯·伯恩斯：
谢谢，我非常高兴再次参加这次峰会，我们时间非常有限，所以我想简单谈四点，我们要讨论的主要问题就是如何加强国际治理的有效性，所以我来谈四点，什么是国际治理，什么是全球治理，有时候它的意义是不同的。第二点，20国集团在其中能够发挥什么样的作用。第三，20国集团能做哪些事情，不能做哪些事情，最后就是在中国担任明年的20国集团主席国的时候能够做哪些事情。
首先是什么是全球治理，什么不是全球治理。我们并不需要一个全球的政府来治理，主要是一个执行的问题，全球治理指的是政治互动，目的是解决问题，它产生的影响超过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地区。全球的治理是非常复杂的，包括正式和非正式的机构，包括机制，国家之间的关系，市场、公民和组织之间的关系，大国可能会利用多边的力量来施加自己的影响力，来促进自己的利益，中小国家比如说加拿大就是一个中小国家，是希望通过合作性的政策来施加自己的影响，因为这些国家独自是很难在大的，把自己的想法施加于大的国家。
那么确定了全球治理是什么意思，我们接着来看第二个问题，20国集团能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之后，20国集团的会议升级成了首脑的峰会，它拿出了一系列的应对策略，既包括协调各国的经济刺激方案，改革国际的金融体系，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那么共同点就是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一个机构有能力来设计一套政策，并且确保它的执行。因为涉及的问题是跨国境的，就像我已经说的，比如说经济刺激规划就需要协调多国的，那么在金融方面创立了一个新的机构就是全球稳定机构。再有对现有机构的改革比如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它必须要进行改革，希望在今后这个改革可以得以实施。
20国集团的解决危机的一些应对方案，大多数人看来，是比较成功的，那么接下来20国集团有哪些能做的事情，哪些是做不了的，我们首先要记住，20国集团是一个机构，它没有权利也没有义务，不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不像联合国，或者是其他的国际机构，20国集团是一个自愿的合作的机构，它的成功取决于各国参与的这种意愿，所以能做哪些事情呢，可以要求这些机构负起责任来，他可以看一看这个全球的机构，告诉他们说你没有达到自己，该做的你没有做，所以你需要改革。那么这个全球稳定委员会就是这样一个新建的机构，可以发挥领导作用，比如说中国、美国，在里斯本峰会之前，就采取了行动，就减少碳排放发布了一个联合声明，所以可以发挥领导作用，但这并不是一个机构的所做出的反映。
随着20国集团的议程不断扩大，它发表的第一份公报有两千五百字，后来上一次的公报有一千五百字，文字倒是缩短了，但是我们还能够非常明确地看出它的议程和方向。
最后，我们看中国当主席国的时候能做什么，我觉得我很高兴中国接受了20国集团的主席国这样一个职责，这意味着它在全球经济中所发挥的作用，也显示了中国自身经济发展的成功，它的成功也是世界上其他国家可以参考的，所以这个主席的地位是对中国经济成功的一个认可，但还不仅如此，大家还记得中国担任主席国有很多的责任，20国集团内也出现了很多的分支机构，所以中国要决定如何往前走。我们都知道可以不断变革，在法国峰会的时候，他们就取得了一些进展。我们看到目前希腊的局势，希腊政府决定要举行一个共同协议，看是否接受和欧盟的协议，希望这个问题能够得到顺利地解决，希望能改变整体的关系。
我想领导力就是要专注，我想说有两个问题中国可以重点地关注，就是20国集团确定要实现平衡的和可持续的增长，这是20国集团非常重要的内容，中国可以在这个问题上发挥领导力，不论是在国内还是国际层次上都是如此。
另外一个问题，今年年底在巴黎的气候变化的会议上，中国和美国去年达成了协议，已经展示了自己的领导力，同时还有传染疾病的问题，防治的问题，我想20国集团也可以讨论这个问题，我的时间已经用差不多了，我讲这么多，谢谢。
刘遵义：
谢谢，下面请史蒂夫·霍尔德先生，他是澳大利亚全球基金会秘书长。
史蒂夫·霍尔德：
谢谢主持人，曾培炎先生，尊敬的各位嘉宾、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上午好，非常高兴能够第四次参加全球智库峰会，我想谈的问题是全球公共产品的问题，如何通过它来实现全球可持续的发展，我特别感谢曾培炎先生以及其他的各位同事，感谢你们提出这个亚投行，亚投行是在2013年的时候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很快50多个国家将会签署这个备忘录，成为亚投行的创始成员国，我想这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感谢中国在这个问题上，全球机构的成立上所发挥的领导力。
过去十几年中我积极参与了这个问题，也就是中国是不是能够发挥领导力，其他国家是不是允许中国发挥领导力，我认为亚投行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样版，看我们如何能够实现全球这个公共的产品，听起来有些抽象，它像和全球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是密切联系的，我想全球公共产品对于公共的治理重要性是越来越大的，所以我认为全球治理现在是比较虚弱的，需要得到加强。现在全球化可能会出现逆转的趋势，我们应该保持警惕。同时我们需要用可持续的方式来解决全球治理的问题，我们需要用一种非传统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我们需要进一步地解决这些问题，我们需要全社会，包括智库、企业家，包括非政府组织，包括这些全球性的机构一起来解决问题。我们不仅需要考虑采取什么样的行动，同时还应当真正行动起来来解决这些问题。我认为这是我们开展行动的伦理的基础，也是我们领导力的来源。
之前我参加过第一届全球智库论坛是2009年，我们那时候讨论了如何加强20国集团的问题，能够加强不仅是经济还有其他的问题。我们提出了是不是建立一个永久的秘书处，当时我提议全球智库峰会有一个秘书处，成立在中国，这是我的提议。同时我在第二届会议中，我也提出了更多的建议，第二届峰会和第三届的峰会，我们当时邀请了拉加德女士参与这个会议，讨论全球公共产品的问题，中国是支持了拉加德当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这个机构在各个领域中都发挥着积极的作用，我希望拉加德女士能够连任。
全球机构的运行对于我们来说具有着重要的意义，我们希望世界能够实现多极化。我同时也在过去两年中和其他的国际机构，包括OECD，库利亚先生是OECD的秘书长，我跟他有交流，同时和英格兰银行行长和金融委员会也有些合作。我们在金融体系中减少搭便车的现象，同时在环境问题上，我也和一些同事开展了一些合作。同时在宗教界的领袖上也能够开展合作，他们可能通过非正式的形式来发挥他们的作用，我认为全球对可持续发展的目标的磋商，以及巴黎的气候变化峰会，将会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是我们现在要问谁来负这个问题，那么全球的经济和社会的政策应该如何制定，中国如何发挥领导力，其他国家是否允许中国发挥领导力。我提到了亚投行，它是一个中国领导力的样版，我认为整个过程是一个艰辛的过程，如果一开始没有中国发挥领导力的话，可能现在这个亚投行就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了，所以我们希望它能够取得成功。
中国和美国最近举行了战略与经济对话，在APEC上也进行了比较好的协调，他们讨论了国际上的问题，同时我不仅要有从上至下正式的渠道，同时我们还有其他的一些渠道，比方说全球的公民社会，它就能够提供动力，包括在治理和其他问题上提供他们的建议，他们可以通过非正式的形式进行沟通，能够进行开放的包容的这样的对话。在过去的20年中，我的全球基金会就是这么做的，我们和全球的领导人包括宗教的民间社会的领导人，跟他们之间进行沟通，希望能够找到共同的基础，来促进全球的治理，在这个工作中，中国同时跟我们进行了很好的合作，比方说我们在华盛顿2008年的时候开过一个气候变化的会议，中国也参加了这次会议。
当去全球化这个可能性存在的时候，我们需要进一步地加强政府间和非政府之间的沟通，特别是这些非政府的沟通渠道，我们的基金会将会竭尽全力发挥自己的作用，我们需要中国能够进一步积极地参加这样的讨论，在未来中国应该而且可以发挥更加大的作用，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国际社会上，这就是我对本次智库峰会的一些思考，谢谢。
刘遵义：
谢谢霍华德先生，感谢你非常令人启发的发言，现在我们请黄靖先生，黄靖是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亚洲与全球化研究所的所长，现在我们请黄靖教授发言。
黄靖：
因为我只有7分钟时间，我就讲一下主要的问题，我们需要全球治理，同时我们也要了解我们生活的世界是怎么样的，它需要什么样的治理。我们生活在三个世界中，第一个是政治世界，我们从单极化的世界转向多极化的世界，而这种区域是不可逆转的，而在经济世界中，是正好相反，我们正从多极化的世界变成单极的世界，因为经济的一体化在市场力量的驱动下也是不可逆转的，如果你看一下各种机制条约、世贸组织、TPP、RCEP、“一带一路”等等，这些计划和倡议都把我们进一步地一体化，所以经济一体化是一种单极化的方向。
第三个，全球化世界，全球化有两种推动力量，首先是金融的扩张，金融的扩张使得资金从富裕的国家转移到贫穷国家来追求利益最大化。第二种力量就是国际化，生产和服务的国际化，这使得产品服务从富裕的国家流向发达的国家以获得最大的利益。现在是富国欠债，穷国有钱，使得我们过去的形势颠覆了，这和过去的理解是不一样的，现在所有的富裕国家，除了德国之外都背负着沉重的债务是不可持续的。但是国际上的金融体系仍然是那些身背债务的人所管理的，中国、印度、南非、巴西，这些国家有着充裕的现金，但是他们并没有处于主导的地位，所以简单地来说，我们正生活在一个多极化的世界中，它的基础是经济一体化，它的金融秩序还是那些欠了很多债的人，而不是有钱人主导的，就是在这样的世界中，我们需要加强全球治理。
那么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全球治理呢？我们要想实现全球治理是不太可能的，因为世界上有两百多个国家是不太容易的，全球治理在我看来，就是要培养促进和发展一些规则和原则，这些规则和原则，在我们的互动中被接受，作为行动的准则，我们应该建立起国际的机构，使得我们能够优化我们的共同利益。
第二，我们应该更好地管理不可避免的利益上的冲突。第三点，我们要建立机制，来达成妥协，最后，我们应该有防止战争的做法和机制。在我看来，冲突利益越多，但是我们对于全球化的需求，全球治理的全球是越来越大的。
那么我们现在的挑战是什么呢？首先第一个挑战就是单边主义，我认为从危害性上来说，单边主义的危害性是最大的，我想这对于主要的国家，包括美国、中国、印度、俄罗斯，这些主要国家必须要限制自己，不能采取单边的行动。
第二个挑战，就是意识形态决定的政策，因为如果这个政策是由意识形态来决定的，你就觉得自己绝对是正确的，对方绝对是错误的，这样你就意味自己是上帝了，这样怎么能够妥协呢？这是第二个挑战，就是要避免页意识形态来决定我们的政策，不能以宗教或者意识形态来决定我们的政策，而要以我们的利益为政策的基础。
第三个挑战，又复杂一点，那就是如何取得一个平衡，在双边、多边机构之间取得平衡，因为本来它们的性质都是封闭性的而像20国集团全球治理方面，它们从本质上来说应该是开放的包容性的，我现在讲的就是全球的安全体制，它仍然是美国为首的，以它的同盟为基础的，比如说在太平洋它和很多国家都是盟国，在欧洲，它有北约集团，这些集团在过去提供了和平和安全，但现在由于这些集团都是在冷战时期为了对抗的目的而建立的，所以它们都是排他性的，而不是包容性的，现在这些新兴的国家，中国、印度、俄罗斯和巴西，都没有被包括进来，既然谈的是全球治理，就必须要开放，必须要包容，要上大家都参加进来，这是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挑战。
我们有选择吗？我们没有选择，我们必须要促进全球治理，也就是包容性的、透明的和开放的，谢谢。
刘遵义：
谢谢黄教授，接下来是马库什金先生，他是俄罗斯西北基金会政策研究中心经济和国际事务部的主任。
马库什金：
我愿意接着前面一位发言人，接着讲，因为我觉得他讲得非常好，信息很全，结构也很清楚，但是在这之前我要指出重要的一点，这是一个我们这个会上提到的重要的我想对刚才这个做出的诊断，做出一个个人的更正，我觉得眼下的情况是全球金融化的一个结束，这个曾经是全球化最重要的议程，这个结束了，意味着我们要寻找更广阔的一个视野，而并不意味着是一个全球化的终结。
我想提两个建议，或者说两个观点，第一，我们谈的全球治理并不是一个新的事物，全球化和全球治理多年来都是我们谈论的一个焦点，在很多领域的研究中都在研究它，这样一个议题，我们在这个峰会所具体讨论的，就是如何促进可持续发展，可持续发展是一个例子，在哪个机构我们可以来促进这种可持续发展，从传统角度来看，我们仍然处在市场经济的范围中，我们现在意识到我们不可能再继续过去20年的这种分裂了，也就是制造和金融这两个领域之间的分裂，制造和金融应该是在同一个链条上的，可是却在地理上分开了，制造业由一些国家来承担，特别是新兴经济体，那么金融仍然是由发达国家来承担，特别是美国。我们必须要意识到这种局面，不能够继续下去了。
事实上我们需要做的是早就有的一些做法，就是让它们俩成为同一链条上的两部分，双方都应该优势互补，比如说制造业又在回归美国，而中国正在做出努力，来使它获得在全球的金融能力，这就是我刚才讲的这个趋势的例子，这种变化会影响全球的每一个地区，包括俄罗斯，所以我们也希望能够加入这个进程，当然我们也在研究这个进程，我们希望能够进行合作。
第二点，我可以把它叫做可持续发展议程，简称SDA，我想这个还是需要详细的阐述，在这儿我就是讲两点，关于可持续发展议程。首先，我认为联合国机构主要是为了处理危机的，特别是和军事相关的，还包括和战争相关的，而现在我们在考虑让联合国这个机构增加新的功能，出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联合国机构是不是有这样的能力来应对这样一个新的挑战，我想这个答案是它还没有这样的能力，在我们谈到实现可持续发展议程的方法的时候，有很多可借鉴的东西，比如说在公司治理、法人治理方面，有一些方法我们是可以借鉴的。
比如说有一些决策是在顶层做出，然后往下执行，在联合国机构，在我们这个峰会上，都提到过一些智库的研究结果，就是通过网络进行沟通，使得这个政策能够为要执行政策的人所了解，那么从而改变现在这种直线的由上到下的指令性的这种结构。
刘遵义：
谢谢，非常感谢马库什金教授，接下来我们是麦甘教授，他是宾夕法尼亚大学的高级讲师，同时他也是智库和民间社会项目的主任。
麦甘：
刚才又提醒了我一下，我只有7分钟，对于一个教授来说，7分钟的时间就好像把一个老虎关到了猫笼子里，但是我还是会遵守这个时间。我首先要讲两件事情，一个就是说全球治理的定义，从我的角度来看，从历史来讲，本来都是以国家为中心的，只有国家才是国际舞台上合法的角色，现在这种新的定义就承认了这样一个新的情况，也就是有一些非国家的角色在全球治理中也有很大的作用，那么我自己要讲的是四点，第一，我们先看看我们面临的新的局势，第二个就是过时的市场结构，第三我们看看新的角色，第四，能够走出这样一个困境需要什么样的创新，才能够制定出合理的政策。
首先我们现在的新局势、新局面，我们面临的新问题是更为复杂的，而且可以说是非传统的。第二，在世界上出现了一些新的角色，在70年前联合国创立的时候，主要是国家机构，但现在出现了非政府机构，还包括T和C、MMC这样的机构，竞争更激烈了，这点我们需要认识。角色更多了，多极世界，世界更复杂了，也更具竞争性，挑战更多了。
那么最后一点，这就使得我们现在的冲突是非传统的冲突，这样一个新的世界，既有挑战也有机遇，挑战和机遇都迫使我们要跳出传统的思维，要建立新的机构，要分析这些新的角色。以前的这个结构中是以国家为中心的，但现在出现了国家和非国家的角色，他们都对国际的政策和问题产生影响，我们现在的世界上的决策，不仅仅是政府和政府间机构做出的，政府对于信息也不再有垄断权，也不能够独立解决全球的问题，这种新局面，无论是国家还是政府间机构，都已经认识到了，部分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前面发言人也提到了，二战后的经济和安全的秩序受到了挑战，因为这种秩序没有能够与时俱进，因为现在出现了非国家的角色。非国家角色，数量的增加和力量的增加，可以从一些数据看出，现在这种非国家机构有65000家，这种数量是非常巨大的，它们不仅仅是影响了政策，而且甚至是直接为世界上的一些问题提供解决的方案。
现在的国家已经认识到了非国家机构的重要性，也在和非国家机构进行合作，因为比如说要解决全球的气候变化问题，不和公司合作是不可能的，所以这可以说是个新的现实，也是一个新的必要。跨国的问题是非常紧迫的，也要求我们能够采取一种跨国的跨领域的合作，我要提一下的是日内瓦在12月要召开的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出席的将有智库的代表，非政府组织的代表，非国家机构的代表，来讨论是不是在解决跨国问题上进行合作。所以我就先讲到这点。
最后我想说的是，我们面临这些复杂和紧迫的问题，往往是波及全世界的，它需要我们进一步地加强合作，需要我们所有的知识和资源，谢谢。
刘遵义：
谢谢麦甘先生，最后一个是田中直毅先生，他是日本国际公共政策研究所的理事长。
田中直毅：
如果我们看全球，看太平洋的问题，讨论全球治理问题的时候，我们看到有两个框架或者说制度，一个是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亚投行，在TPP的情况中，中国现在还不是TPP谈判的成员，而亚投行，美国和日本也没有参与其中，所以我们可以得出的一个结论似乎就是太平洋地区的治理结构将是分化的，大家是否同意，至少我是不同意的，我首先讲一下TPP的情况，通过TPP的框架，贸易货物和服务贸易的关税将会降到很低的程度，同时还会有实现其他的包括经济一体化，太平洋地区的经济一体化将会得到提高。在这样的框架下，中小企业比方说在马来西亚，中小企业将会获得许多的好处和机会，它们将可以促进其他TPP国家的商业上的关系。对于中小型的制造企业来说，这些马来西亚的中小型制造企业将会发现他们将会通过因特网找到太平洋地区的自己的潜在的客户，所以他们能够把供需更好地通过因特网结合起来。
在出口方面，他们必须要调整他们的产品的数量和质量，根据顾客的要求这么做。他们可以通过因特网了解到顾客的需求，这样的话他们的固定成本将会降到很低的程度。同时，在这个交易中，第三方的物流将会发挥重要的作用。所以通过整个TPP的框架，在这一地区的中小企业将会获得许多的好处。这是一种非常水平的关系，我们已经掌握了许多的知识，我们比较熟悉霸权的历史以及霸权是如何转移的。比方说有人曾经说过，在太平洋地区存在着这样一种可能性，这种权力的霸权的转移将会从美国转移到中国，但是在TPP的框架中，我们不会看到这种情况，这是一种非常水平的关系，中小企业能够获得很大的发展，这就是我们面临的现实。所以我们下面一个阶段根据我个人的理解，中国将会成为一个候选国，或者说中国希望愿意解决和TPP协定有关的问题，为了要扩大其中的机会，为中小企业扩大这个机会，中国可能就会考虑这个问题。
现在我再讲一下AIIB，也就是亚投行。中国追求的是双赢的战略，在中国看来，中国有很多的过剩的产能，主要是在制造业，同时许多的亚洲国家，他们希望能够加强基础设施建设，通过亚投行我们就能够实现这种双赢的战略。这种情况就已经在我们面前出现了，但是在这个领域中，许多的私营的银行，他们希望能够发挥自己的作用。但是他们现在的机会并不是很多，因为他们担心呆账会出现增加，从银行活动的角度上来说，我们应该考虑到各种贷款的情况，如果在基础设施项目上出现了很多问题的话，如果他们没有获得足够资金的话，那么就会出现问题，所以他们这些贷款就可能成为坏账。
从中国的角度上来说，大型的银行的呆账水平是比较低的，但是根据我个人的理解，那种潜在的呆账的水平是非常巨大的，因为中国的银行他们不愿意增加借贷，为什么呢？许多的国家说，现在信贷紧缩的情况已经出现了，我认为这反映了资本的状况，借贷正在出现恶化，这和呆账的数量是有关系的。如果这样一些银行活动能够和亚投行相联系的话，那么银行的借贷可能就会因为亚投行出现这种呆账的增加。所以我们需要很多的支持和经验，帮助亚投行来进行发展，所以在下一个阶段，美国或者是日本会加入到亚投行的发展中，这是我的个人的理解，所以亚太地区的这种分化局面其实不会出现。
刘遵义：
谢谢田中直毅先生的精彩演讲，感谢你们能够遵守7分钟发言时间的规定。现在我们大概还有5分钟的时间来进行交流，今年正好是布雷顿森林会议的举办70周年，我想现在我们应该进行评估，看一下布雷顿森林体系，也就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是如何运转的，它们在过去70年中是如何，它们有哪些好的地方，有哪些坏的地方，不好的地方，当然现在经常讨论的问题就是全球治理的改革，那么它哪些地方做得好，哪些地方做得不好，是我们愿意进行讨论的，也许我们现在只有时间问一个问题了，请你尽可能问得简短一些。
A：
我是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个机构现在运转不是很好，所以我想问问黄靖教授，会不会20国集团建立永久性的秘书处或者说在北京和上海建立一个永久的机构，在北京上海或者在海南的三亚，我想问黄先生和迟先生。20国集团是不是应该成立一个永久的秘书处在中国，把它放在中国。
黄靖：
我认为20国集团并没有一个经常性的机构，我是希望这个秘书处，但是它应该有一个轮流的机制，而不是由一个国家，比方说今年中国是轮值主席国，秘书处应该在中国，第二年美国是轮值主席国的话，秘书处应该在美国，这是我的看法。
刘遵义：
大家其他人对这个问题是怎么看的，希望尽量简短一下。
史蒂夫·霍尔德：
我也是提出希望建立一个永久的秘书处，如果在中国的话，我是表示欢迎的，但是我觉得他不应该轮流，我认为中国应该在建立秘书处上发挥主导的作用，当然不一定说就一直把它放在中国。
麦甘：
我对之前嘉宾的看法是表示支持的，我认为在安理会上，中国也应该发挥重要的作用，我想历史上我们也应该重视找到一条前进的道路，包括安理会应该如何运转，而不是仅看20国集团，忽视了安理会的重要性，谢谢。
托马斯·伯恩斯：
我也觉得应该建立一个秘书处，我想现在20国集团还是一个非正式的机制，让各国的领导人聚集在一起，我想它能够，我觉得秘书处可能会使得20国集团这个官僚化，所以我是不同意建立秘书处的。
刘遵义：
还有什么想说的吗？
迟福林：
20国不仅是峰会机制，应该成立工作机制，现在建立秘书处为重点的工作机制，这个已经是比较成熟了，如果能够放到中国，我想对于新兴经济体的转型来讲有很大好处。
刘遵义：
我要感谢所有的台上的嘉宾，感谢你们今天上午精彩的发言，我们现在到这里结束，谢谢大家。
第四时段
李一衡：
欢迎大家来参加午餐之前的最后一节会议，我们希望我们都要准时，并不是因为我要赶飞机，而是希望不耽误大家的午餐，我们这节和前面有什么不同，我们有一个具体的议题，那就是经济，主要是贸易、金融和经济的合作，也并不一定非要谈新的机构，以及新的机构和现有机构之间的关系，还有一些新的倡议，比如说TPP和老的标准的自贸区相比，我现在马上就邀请我们的第一位发言人，他是国经中心的首席经济师陈文玲女士，我希望每个人都能够在7分钟之内结束发言。
陈文玲：
各位先生、各位女士上午好，我们处于最有希望的时代，我们也处于最有风险的时代，那么如何寻找人类不同群体重叠的认识和重叠的价值，如何创造人类共同的思想财富，如何实现全球更加有效的治理，这是摆在全世界面前的重大课题，全世界出现了三大变化，我认为第一就是南北关系发生了重大的变化，那么发达经济体在世界经济增量中的比重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在世界中的比重在上升，但是IMF研究，那么在2014年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占世界经济总量的57%，预测到2019年将占到60%，美国GDP的总量2000年占世界的30.9%，目前占世界的23%。
第二个大的变化，我认为世界经济结束了一个长周期，进入了一个低速增长的新常态。也就是拉加德在文章中所说的，世界这一艘巨轮，现在行驶在浅水域，浅水域怎么理解，主要表现为四个第一，第一，低速增长，IMF预计6月份最新的数字，把世界经济今年的增长速度从3%调到2.8%。第二是低利率，美国连续四年的宽松的货币政策，现在本来预计今年退出，但是到目前还没有完全退出，日本、英国、欧盟还有发达国家，其他的发达国家还有一些发展中国家基本都采取了宽松的货币政策，因此向世界提供了大量的廉价货币。所以这个低利率成为当前世界经济增长的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
第三是低通胀，由于大宗商品的大幅度下降，石油连续11次的暴跌，铁矿石腰斩，价格腰斩，其他大宗商品价格连续下跌，所以世界经济低通胀这个特点也非常明显。那么根据预测，发达经济体它的通胀率会在1%左右，中国目前不到2%，欧元区CPI还有PPI已经连续18个月负增长，中国的PPI已经连续35个月的负增长。
第四个特点是低就业率，就业率低，从美国到欧洲，到日本，也到我们中国，就业率成了各国共同面对的重大问题，这是第二个世界大的变化。
第三个世界大的变化，就是新旧秩序、新旧规则之间在发生重大的变化，旧的机构、旧的机制、旧的规则仍在起主导作用，但是新的机构、新的机制、新的规则不断产生，而且成为影响世界经济的一个重大的变量，比如说在金融方面，由于亚投行、金砖银行、上合组织金融机构出现，对世界原有的金融秩序造成了一些各个方面的影响和今后的连锁的影响，比如说在贸易方面，原来的WTO组织多哈回合谈判，多次受阻，但是区域经济一体化，各个方面的自贸区协定风起云涌，从TPP、TTIP、RCEP还有中国和20个国家签订的这种自由贸易区协议，涉及到20个国家和正在谈判的12个自由贸易区协定，涉及到21个国家，那么美国也把自贸区的战略作为了国家战略，比如说在制造业方面，原有的制造业格局已经打破，全球的供应链、产业链、价值链在重构，在各种的协调经济运行和国家关系的机制也在发生重大变化，除了联合国组织仍然发挥着核心作用，其他的国际组织仍然起着主导作用，像G20、金砖组织、上合组织这样的机构机制，也正在发挥着重大作用，而且成为一个非常大的变量。
我个人认为，世界经济、世界格局，发生了上述三个方面的重大变化，就要求全球应该进入一个共同治理，建立共同秩序，建立共同规则的这样的一个新时代。共同治理需要实现六个方面的共，第一，就是要承认共存，世界是一个多极化的世界，存在着多边的关系，有着多元化的价值，有着多样化的发展模式，还有多样化的发展道路，所以要承认共存。第二，要追求共享，联合国千年宣言第一部分关于价值和规则就提出来，某些基本价值对21世纪国际关系是必不可少的，包括自由平等、团结、容忍、尊重大自然和共同承担责任。第三个共就是要共治，共治就是要使所有的国家都能认识到提供全球公共品的重要性，全球公共品主要表现在全球公地，像那些公共的空间，公共的海洋，还有南北极地，包括全球的生态，全球的安全，全球的秩序，全球的规则，那么这些都是全世界最需要的公共品。第四个共就是要共进，全世界应该携手共进，这个共进我觉得体现在四句话，第一，管控、可控，也就是说管控分歧，要把分歧，把这些争端，把这些矛盾要放在可控的范围内。第二句话叫包容、宽容，要包容性增长，要宽容别的国家，而不能把一个国家的利益凌驾在全球利益之上，或者凌驾在其他国家利益之上。第三句话叫做互信互补，要建立信任关系，重建全球的信任关系，替代那些战略互疑，替代那种冷战思维。第四叫做调试、调整，那么要学会各个国家彼此的调试，而且要不断调整这些已经过时的不适应时代要求的这些规制规则和秩序。
第五个共就是实现共赢，就是要从合作中共同受益，从国际共治这样新的机制、体制、秩序、方法中，使世界更大多数的人民和国家受益。
最后一个共非常重要，第一，就是要共建全球的和平发展环境，我们现在面临着那么多的问题、挑战，我们处在充满风险的时代，那么有些风险不是一个国家的风险，是一个全球性的风险，所以我觉得必须要有共建和平的这种理念和行动。第二，要共建人类共同的价值体系，那么人类共同的价值体系，我觉得就是那种人类多元化价值的那种叠加的部分，就是大家共同的那个部分。第三，就是要共建公共权利，向世界提供更多的公共品。第四，要共建公共利益，体现全球利益的这些公共利益需要全世界尽力，不仅仅是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他可以提出“一带一路”，可以想全世界，向更多的国家提供自己的有限的，我们中国还很穷，但是我们要向全球更多的国家提供公共品，提供我们站在道义和道德上的这种方案设计，我希望更多的国家能够在共建公共利益，提供公共品方面做出自己的贡献，好，谢谢各位。
李一衡：
谢谢陈女士的发言，您的发言给我们今天的讨论打下很好的基础，下面请德福安先生，他是马达利亚加欧洲学院基金会的执行主任。
德福安：
女士们、先生们，我在这里给大家介绍一下大趋势的问题，这个问题其实已经讲了两年了，在布鲁塞尔，在华盛顿，以及其他的地方都讲这个主题，所以我在今天想给大家讲一下对大趋势的一个看法。我现在讲的是一些超级的贸易协定，包括像TPP还有TTIP，仍然在进行谈判中，它和全球的发展的议程是一致的，希望通过包容性的发展和加强环境保护，我们要实现三个目标，我们希望实现多极化的世界，我们首先要进行国内的改革，国内改革在执行中必须要有一个框架，这个框架应该是一个国际的或者多边的合作所产生的框架。
同时我认为多边的合作是取代力量对抗的唯一办法，这个体制已经运行70年了，但是我们需要对它进行现代化和再平衡，使得它能够反映目前这个国际在经济和地缘政治上的一些变化。我认为其中最迫切的就是我们需要加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使得人民币能够成为特别提款权的一部分，今年12月的巴黎气候变化峰会上，要中国、欧洲和美国达成一致。同时我们要解决多哈回合谈判的问题，其实佐利克在2003年就已经提出了这个问题，为什么美国一直以来是推动的是TPP和11个亚洲的国家进行这样的谈判呢？他希望美国的大企业，希望能够从新兴市场国家的发展中受益。第二个原因就是TPP是一种手段，来制衡中国，就像在冷战中一样。第三点，我认为通过贸易协定，来推动经济和地缘政治上的变革是一个危险的举措，而欧盟也实行同样的战略，两年以前欧盟和美国启动了跨大西洋投资贸易保护协定的谈判，TTIP，之所以会启动TTIP的谈判，主要是因为希望能够找到增长的新动力。欧元区治理不佳，同时他们也希望能够加强欧洲的安全，因为欧洲感到面临着乌克兰危机之后的俄罗斯的威胁。
TPP是一个传统的贸易的协定，它就是美国把自己的标准施加到新兴市场国家，特别是在中国的身上，这是美国的目的，所以我想有两个力量正在起作用，首先美国和欧盟他们一马当先，他们在技术上非常的发达，可以从中受益。而TPP以及TTIP其实是同一战略的两个分支，是针对的中国，使得美国能够保持自己在多边贸易体制中的主导地位。我们在欧洲有三个目标，在TTIP的谈判中，同时TTIP反对的人越来越多，因为他们担心会造成不平衡，同时在美国和欧洲在谈判中是不平等的。在每一个行业中，美国都是实现了市场的统一，但是欧盟并没有做到这一点，包括在金融市场，包括在数字市场，以及在不同的行业市场中都存在着这样的问题，所以这是一种不对称性，我们还有很多行业没有做到整合，或者说单一市场。
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不仅仅是从欧盟来说，不仅仅是面临着困难的谈判，艰难的谈判，同时我们希望能够巩固，可能会使得国际贸易出现了碎片化，同时会产生很多的问题，同时它会导致冲突或者说对抗，所以中国可以发挥自己的作用，中国现在对这两个协定的谈判是非常的冷静的，它只是说自己不愿意，现在不准备加入TPP的谈判，中国现在并不是苏联，中国有着丰富的人力和金融的资源，同时中国也有着长期的经济发展的战略，同时中国的国内市场也在不断地扩大，所以中国是有能力在这个区域上建立起联盟的关系，或者说合作的关系。当然支持贸易自由化，但是必须在多边的框架下进行，我们不能够轻易地选择诸边贸易上的安排。
第二个，我们必须要在三个主要经济体中进行改革，来实现经济增长，更加可持续的经济发展。第三点，从欧洲的角度上来说，我们要记住我们不仅要进行TTIP的谈判，同时我们要把自己看作是欧亚大陆中的一部分，我们现在有一个很好的机会，就是“一带一路”的倡议，这是中国的习主席所提出的，我认为我们的租客（音）计划，可以成为中国“一带一路”计划的倡议的一个回应，能够加强彼此的联系，包括更好地加强与俄罗斯以及重要国家的协调，谢谢。
李一衡：
谢谢，谢谢您的讲话，我想请下面的演讲嘉宾你们的时间变成6分钟一个人了，我们现在请特莱斯戴尔，他是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教授，是东亚经济研究局的负责人。
特莱斯戴尔：
谢谢，我本来打算放一些照片的，我想给大家首先把我的主要观点讲一下，我的观点是非常简单，而且刚才陈女士和德福安先生已经提及了，全球的经济还面临着很多的挑战，我想一个很好的数据就是全球的预测的经济增长是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的，不断地往下调，说明了这个问题。在过去的五六年中，你会看到IMF不断调整它的预测，预测是不断往下调的。我想这涉及了我们所要谈的许多问题，包括与经济治理相关的问题，包括与结构有关系的，以及我们在过渡期中可能会遇到的一些挑战，包括经常提到的中等收入陷阱，这些都体现在IMF不断往下调的经济预测之中了。这就是我们所面临的这些挑战，特别是对于新兴市场国家，包括中国在内，因为这些国家虽然他们做出了一些挑战，他们虽然面临着各种挑战，但是他们做的总体上来说还是更加好的。这些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是全球平均水平的两倍，所以我们需要关注他们在国内所采取的举措，他们是如何调整我们应对全球经济的框架的，我想中国受到大家很大关注的，我待会儿给大家讲被别人忽视掉的一个问题。
如果有一个问题信息想传递给大家的话，就是中国和其他新兴市场国家中所发挥的领导作用，包括刚才德福安先生提到的贸易方面的问题，我想归根到底取决于中国自己，中国只要决定参与的，包括20国集团、APEC、世贸组织以及一些地区的框架中，我想这都是对全球的领导力的重要的贡献。领导力不是说向别人发号施令，领导力意味着是把自己的这个措施拿到国际舞台上来，并且改变世界经济的这种现状，中国有这样的能力，刚才几位也都提到了我也想特别强调一下。
如果把中国排除出世界经济中，那世界经济就少了一半，任何问题没有中国的参与就解决不了。在20国集团还有7国集团的讨论中，在两周之前7国集团的会议中也谈到了中国，任何问题的解决都是需要中国的。从全球来讲，中国有哪些平台可以来解决这种经济的问题，来实现经济的再平衡，实现可持续的强有力的可实现的增长目标呢？这些平台就包括区域的亚太经合，去年在中国开会开得非常成功，中国也可以在其中发挥领导力，那么明年中国会担任20国集团的主席国，有些人说这种领导力也可能是个坏事，除非你能够把真正好的东西拿到桌子上来，通过改变自己来改变世界。
还有一些问题是关于全球治理，比如说如何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些都是难题，中国对此采取了一种很睿智的态度，那就是有耐心，美国不可能总是躲在角落里，必须要参与进来，但是这个耐心是一件好事，有耐心才有可能最终解决。还有一些问题比如说代表性，国际金融机构的代表性问题。在资金方面，刚才也提到了亚投行，这些问题都需要解决，中国可以把这些问题拿到桌子上来，这也是和亚投行以及其他一些机构的治理相关的，可以在这些方面拿出自己创新的解决办法。那么就像刚才德福安所说的最严重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贸易的问题，绝不是TPP可以解决的，我们必须要发展一种真正的多边的体系，一个体系如果不包括中国的话就不能够枉称为多边的，所以我们需要超越TPP，要着眼于东亚。在东亚的这个范围内，中国可以推进贸易的自由化，就像它去年在APEC这个进程中所推进的那样，这才是我们前进之路。
那么有一个问题还没有任何人提到，但这个问题是如此之重要，那就是中国已经对自己的资本项目的改革做出了重要的承诺以及金融的自由化做出了重要的承诺，这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个重大的变革，对于世界来讲也是一次重要的变革，但是之前还没有人提到，那么如何才能够打破机构之间的这种封闭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这个份额是会变化的，亚投行也是会融入多边的，这些机构的治理虽然在最初人们有很多的怀疑态度，应该是可移植成功的，我们应该祝贺中国政府，祝贺中国的同事，那么中国资本项目的自由化，从根本来讲比刚才我们谈到的那些难于解决的问题要更具有重要性。它之所以更为重要，是因为这样做才能够使中国避免中等收入陷阱，这样才能够使中国真正实现中长期的增长，这对于发展一个创新型的有活力的经济也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昨天李总理也讲到了，要想经济发展得好，不可能是不开放的，不包容的，这样就必须有开放的金融市场和开放的资本项目，这样人们才能够来了解中国的经济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些事情是根本性的。中国改革的成功也取决于此。
还有一件事情也很重要，就是使人民币能够成为一个国际的货币，而且能够参与特别提款权，这些都是重要的事情，这不仅仅是对于中国来说重要的，而且对于中国经济和全球经济的再平衡都是非常重要的。
最后，谈到下一步该怎么办，资本相等的自由化，当然本来就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它对于经济会产生重大的影响，无论是对中国还是对世界，它也有经济上的意味，这些中国都不应该低估。那么中国的领导人需要推进这些事情，这是一个中期的目标，中国已经明确地讲了，他有信心，他在国际体系中也是充满了信心。这样中国内部也需要有很强的治理，这样才能够为全球治理的加强做出贡献。如果中国自己能够在国内进行金融的自由化，并且做出自己的贡献，真正参与到这个多边化中，那这个前景就是明朗的。
我再总结一下，这个领导力就是要把自己的改革方案拿到桌子上来，这样就能够改变全球体制的方向，也改变了全球经济和中国经济的前景。谢谢。
李一衡：
谢谢，你刚才呼吁中国在全球的进程中应该发挥一个领导性的作用，并且详细地解释了领导力意味着什么，接下来请岩田一政，他是日本经济研究所的所长，也是日本央行的前副行长。
岩田一政：
谢谢主席先生，各位下午好，我非常荣幸能够参加这次峰会，来谈一谈全球治理的问题，我这是首次来参加这次会议，也要感谢国经中心。我谈两点关于贸易的体系，然后再关于全球治理谈两点。
首先，先谈谈贸易体系，我们现在生活的这个时代，是一个变革的时代，我们正在向多极化来转变，这是一个重要的变化，现在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带来了这种新的变化。第二个变化，就是经济活动的数字化，有些科学家认为神经原科学的发展和这种数字技术的发展会使得机器的能力超越人的能力，这是有些科学家的看法。他们认为机器会超越人，有些人认为马上就会出现这种情况了，有些人认为很快就可以实现了，因此这些都是经济体系中的一些新的趋势，那么贸易体系现在是从多边体系向自贸区来转变，比如说跨太平洋的、跨大西洋的区域的等等，还有亚太地区的，现在我们需要更透明的治理结构，灵活的贸易规则，我们需要这样的机制，世界贸易组织也可以发挥一个重要的作用，也就是确保这种非歧视的原则。在这种情况下，特别是由于经济活动的全球化，公司他们就需要建立一种全球价值链，从而能够使得价值最大化。其中的一个重要手段就是通过大型的自贸区的这种建立，这种自贸区包括不仅仅是传统的自由贸易和投资，还包括国内的这种经济活动监管合理化以及最佳的商务实践。
曾经世界银行做过这样一个统计，如果我们把所有的贸易壁垒都消除了，那么这能够给我们的经济带来2.6万亿美元的利益，如果能够把所有的关税壁垒都能够消除，那能够为我们提供四千亿的这种价值，所以自贸区是非常有价值的。
那么我要谈一下跨太平洋伙伴计划，跨太平洋的伙伴计划，它将提供一个高质量的自贸区的平台，既包括贸易，也包括投资的自由化，从而促使我们能够延伸全球的贸易链，日本和中国一样，也参加很多自贸区，比如说跨太平洋伙伴计划、区域全面经济合作伙伴、日美全面伙伴计划和亚太的自贸区，但是没有参加跨大西洋的TTIP。这种跨太平洋伙伴计划类似的贸易安排，它的好处其实也可以让其他的自贸区受益，因此TPP应该包括其他的亚洲国家。这张图表显示的是TPP、RCEP和亚太自贸区的前景，现在我们预计到2025年的时候，亚太自贸区将会使中国上升4.9%，现在预计能够达到APEC的水平，我希望我们对于TPP的谈判能够在下次亚太经合会议之前得以批准。
第二点就是关于增长方面的，因为各国的经济现在面临着包括经济停滞的影响，日本曾经经历过20年的经济停滞，其他新兴市场国家可能未来也会存在这个问题。所以我们中心提出了两个日本的前景，一个是如果继续经济停滞的话，日本的经济前景会怎么样。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图表低的那条线上显示着，第二个前景就是，如果我们在各个机构中建立起最佳的做法，我们就能够大幅度提高我们的劳动生产率，现在我们的经济正经历着重要的调整，我们看到现在我们的家庭储蓄率是负的1.3%，同时我们是不是还只依靠总的劳动生产率，如何提高总的劳动生产率呢，比方说我们进行机构上的改革，包括其他一些措施。日本如何能够实现增长的前景呢？我们需要进一步的开放我们的市场，我们的60%的增长需要市场的开放，同时我们的劳动力市场需要更加的灵活。
另外我们需要使得创业更加的容易，不仅企业要有勇气进行创业，美国创业的热情要比日本高出很多，所以我们要在制度上要去除那些创业的障碍。这是我对于全球贸易体制的两个评论。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全球的金融，我认为全球金融也正在进行调整，第一个是新的机构的出现，包括金砖国家机制，比方说中国正在积极地促进基础设施方面的投资的融资，面对这些新的机制，比方说新的亚投行有一千亿美元的初始的资本，丝路基金有500亿美元，还有一些其他的，如果把其他的机制另外也算进去的话，总的规模是非常大的。亚洲开发银行总的资本是1630亿，我非常赞赏中国政府在亚投行上发挥的重要的领导力，因为他弥补了亚洲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资金不足的问题，同时也对现在其他的现有国际金融体系的机构，能够起到一个补充，因为它们只提供了大约两千亿美元的资金。
从这个问题上来说，最近日本在5月份的时候在万隆会议上提出了一个新的倡议，我们首相表示日本将会提出一个倡议，能够加强高质量的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伙伴关系，这样的话能够促进亚洲地区的基础设施的建设，包括在技术上的一些进行分享。在这方面我们日本可以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能够促进亚洲的高质量的基础设施建设，这些项目特别重视市场力量所发挥的作用，包括TPP以及与地方政府和企业的合作，同时我们必须要利用市场的力量来推动基础设施的融资，比方说欧盟有一些相应地机制，包括项目的一些债券或者是其他一些手段，如果有必要的话，把基础设施建设作为一个独立的资产种类，我们可以从机构的投资者包括保险公司、养老金、政府的基金以及主权基金那里获得资金。所以我们应该充分地利用市场的力量。
另外一点，我想跟大家说的就是中国提出的一个国际金融上的倡议，不仅仅是人民币自由化的问题，中国人民银行曾经提出人民币应该是IMF特别提款权一揽子中的一种，我非常欢迎这种做法，中国经济面临着安全资产可靠资产短缺的问题，特别是在全球金融危机报之后，我们看到安全的国际资产的短缺，政府扮演着一些作用，它能够起到一个重要的作用，但是欧洲出现的危机，大幅度的减少了安全资产的数量，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利率现在是这么低。
我认为这种新的资产能够提供一个新的安全的资产，我认为在这一方面中国政府所提出的倡议是非常重要的，我在这里要想讲一点，就是关于国际化的问题。现在美元是在国际体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他们的份额也没有变化，我想在国币需求来说需要人民币自由化，国际市场必须充分放宽管制，国际竞争者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参与到各种经济活动中。
我的观点就是有必要让中国人民银行他们执行国际的政策，同时要促进国内的金融的自由化，必须要以一种协调的方式来推进国内和国际上的工作。谢谢，我就说这么多。
李一衡：
谢谢，谢谢岩田一政先生的演讲，提到了贸易的一些相似性，下面一个演讲嘉宾是诺斯克夫先生，他是俄罗斯联邦政府分析中心的主任。
诺斯克夫：
谢谢李先生，我非常高兴能够在这里发表演讲，今天非常高兴能够见到这么重量级的嘉宾。中国有句话是这么说的，如果你想努力的话，你就能够梦想成真，如果你想富的话必须先修路，我们必须要认识到基础设施的建设，它的需求现在是史无前例的，发达国家花了一百年时间建立了现在的现代化基础设施，而中国表示证明能够在30年就能够做到，所以在今后的几十年中，基础设施的需求将仍然会很大，在历史上全球3.8%的GDP是用在基础设施上的，大家可以看到在这个图表上显示发展中国家必须要投入更多的资金，现在在这一方面，最成功的国家不是美国，也不是欧洲国家，而是在发展中国家。比方说中国、韩国、土耳其，大家都认为我们到2030年需要6万亿美元的基础设施投资，到底据估计，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需求其实比实际支出的要多的多。巴西需要投入3.5%的投入，印度资金缺口相当于其GDP的2%，所以我们需要很多的新的资金。
同时我们还需要加强能源的投资，所以任何国家要想实现经济增长，全球的40%的能源的投资是需要通过电力的，同时有1/4的投资它们是会流入到东亚地区。大家可能也注意到，我在这里给大家讲一下历史的情况，俄罗斯的全球初次能源生产量占全球10%，而且已经获得了回报。从我的角度上来说，工业上的差距可以通过公共投资、私营的投资或者是多边的这些发展银行所提供。同时对新兴市场国家资金的流入，从1.35亿降到了去年的1.1万亿美元，同时在2014年我们预计这个压力还是非常大的，我指的是吸引资金流入的压力还是很大的，所以这使得我们很难预测，就是对这个基础设施投资方面的资金流入。所以一些新的这些金融机构就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机构，他们并没有具体的战略来如何促进新兴市场国家的发展，同时这些国家都是由发达国家所主导的，但是金砖国家的新发展银行他们所有的成员国，他们基本上能够有平等的发言权，所以它在调查金融资源方面，必须要进一步提高有效性。当然发展新银行不见得有资金来解决所有的基础设施的问题，但是这些新的机构或者说协议能够帮助我们进行财务的管理，包括对商业环境进行管理等等。
我再给大家简单地介绍一下国家银行发展的情况，新的多边的银行和国家的机构有什么区别呢？事实上大多数的基础设施在任何国家它的投资都是由国家政府或者是开发机构来投资的，外国的银行是替代不了国家的投资的，外国的银行只能是起一个补充的作用。主要的目标对于国家的开发银行，比如说俄罗斯的开发银行，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它的主要目标就是建设新的大型的基础设施，帮助中小企业的发展。
我知道我的时间已经用完了，我的结论是什么呢？基础设施的缺乏仍然是世界面临的一个重要的挑战，重要的开发国际机构，比如说世界银行，应该发挥作用，但与此同时新的这种机构比如说亚投行、金砖开发银行和NDB也需要发挥它们的作用，他们需要提供一些个性化的这种项目，他们需要设定新的目标，不应该是拘泥于一种模式，不应该拘泥于布雷顿森林体系，他们应该是依据国际形势的变化而进行调整。新兴市场国家应该利用自己的资金和国际的资金来实现发展。最后再提一提我前面引用的中国的谚语，我想要想富先修路，我们可以一起修路共同富裕，谢谢。
李一衡：
谢谢，遵守了你的时间，基本按照我要求的，我想大家可能都会同意，因为我们的发言都非常的精彩，所以希望大家也能够同意晚吃午饭10分钟，让我们接下来的发言人能够充分地讲他们的观点，接下来就是罗奇，他是耶鲁大学的教授，也是摩根斯坦利亚洲区的前主席。
罗奇：
如果我要是讲得和前面人一样长，你们就吃不上午饭了。有这么一个矛盾，是存在于TPP和亚投行之间，这是我们这一组要讨论的一个问题，这种矛盾其实是强调了一个更深层的问题，那就是美国和中国经济关系中这样一个深层问题，让我来解释一下。TPP这个跨太平洋伙伴关系是没有包括中国的，亚投行是没有包括美国的，我觉得这个就表明了一种新的矛盾，这是在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之间出现的一种新矛盾，而且使得全球化可能会出现这种条块分割，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矛盾呢？这意味着什么？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上周我们进行了第七次中美战略和经济对话，我们听说这个会开得非常好，前几节的发言人也谈到了会议的对话的成果，事实上真正的一个情况是分歧很大，共识很少，在网络空间、南中国海以及美中所进行的贸易谈判上，也没有什么进展，这个贸易谈判已经进行了七年。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美中陷于一种深深的经济上的相互依存，美国要依赖于中国的廉价的劳动力和资本，那么中国要依赖于美国的市场，来实现它的出口策略。就像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一样，这种经济上的相互依存是不可持续的，它会引发很多的矛盾。一方发生变化的时候，另一方也受到了影响。这种变化现在正在发生，中国改变了这样一个相互依存的关系中的规则，从出口向消费转变，而更重要的是从贸易赤字转化为存款向消化这种存款在转变，他在用自己的投资来支持一些项目，比如“一带一路”以及亚投行，美国人不想变化，还想这样下去，我们希望保持自己的地位，是一个赤字国家，但这是一个问题，因为我们最大的借贷方中国，不再继续支持我们这种模式了。这样美国既要走以前的老路，又没有中国继续向它的投资，没有来自中国对它的补贴了。
为了补足这个缺口，我们现在就在做TPP，亚投行就反映了中国的变化，而TPP反映了美国国内不愿意变化的这种情况。我们该怎么办呢？我觉得非常重要的就是两国都要着眼于最佳的政策，使我们能够实现可持续的平衡的经济增长，实现发展，这种再平衡是不对称的，中国在做，而美国却没有这样做，我觉得我们应该使它成为一个对称的这种行为，中国在试图用消费来驱动增长，从顺差储蓄转向消费，那么美国应该从消费驱动型向储蓄驱动型来增长。在美国这并不是一个受欢迎的选择，现在我在宣讲美国的经济应该把储蓄作为一个驱动力，我们喜欢消费，我们花钱花成习惯了，但是不想存钱，可是如果不开始存钱的话，并且把这种储蓄投资于我们自己的基础设施，投资于我们自己的人民，投资于制造业能力的增长，使我们更具竞争力，那就会遭遇麻烦。美中两国都是大国，需要做得更好一些，使我们能够把力量合起来，无论是AIIB还是TPP都能够更成功，而不是一个矛盾的结果。现在恐怕两国之间还是把它当做一个矛盾来处理的，谢谢。
李一衡：
谢谢，罗奇先生讲的内容非常的丰富，他自己的经验也非常的丰富，最后同样也是很重要的一位演讲者，苏巴基，他是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院的主任。
苏巴基：
我其实还是非常了解我们现在的时间，我也会遵从组织者给我规定的6分钟的时间，在这6分钟里，我会讲六点，我其实主要是想再总结一下前面发言人所讲过的，因为作为最后一个发言人有这个优势，首先我就看看我们在增长方面怎么样，已经是提过了，现在增长的趋势从全球来看都已经显著放缓了，特别是在发达国家，在2008年危机之前增长要快得多，那么现在我们面临很多的挑战，特别是对于那些人口的增长，呈现负增长的国家，因此我们的议程，这种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后国际合作就更为重要了。我们提出了一些雄心勃勃的目标，但是还没有能够实现这种强劲的增长，只是我们的愿望，还不是一个现实。
那么第二点，就是我们要着眼于就像前面发言人所讲的更多的投资，这种投资我们已经听了很多，那么现在投资方面的缺口很大，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那么好的投资能够促进增长，所以要更多的投资于基础设施，这就是好的投资，也可以促进经济的增长。基础设施的投资鉴于我们的经济是全球化了，是一体化，因此这种基础设施的投资会带来很好的联动效应，因此在这方面也应该进行国际的合作。事实上中国已经提出了这样一个跨国境的基础设施的投资。
那么关于增长，还没有提到的一点就是包容性的增长，特别是把女性要包括进去，在很多国家的就业市场上，女性都很多，在经合发组织，事实上有更多的女性参与就业的话，就意味着更高的增长率，所以在这方面我们需要正确的政策，以及国际合作。我非常兴奋地看到在20国集团刚刚通过了一个新的倡议，就是女性20国集团，它的目的就是在20国集团的成员内把女性包括进来的经济增长。
第四点，就是金融稳定性，是一个公共产品，大家应该共同努力来维护金融的稳定，虽然说金融稳定可能对经济不利，因此在国内的经济增长和经济稳定之间需要有一种平衡，需要有取有舍。
第五点，就是它的连带的一些效果，比如说可能会造成环境的危害，货币政策可能会造成一些问题，这些问题都应该放在我们的议程之上，从2008年之后就应该了，还需要做更多的工作来创造全球的一个金融安全网。我知道这回20国集团在中国的领导下也会讨论这个问题。
第六点，最后一点，今天也是我们反复听到，就是要继续对全球治理的国际机构进行改革，我们要确保这些机构是更具包容性的，特别是国际的金融机构，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能够更包容发展中国家，我就讲这些，谢谢。
李一衡：
谢谢，感谢你这么守时，现在还有4分钟的时间，有2分钟时间请您说几句？
陈文玲：
时间很宝贵，说两句话，一个是刚才从这边数第二位先生，他的发言我做一个小小的回应，他说TPP是不包括中国的，但是亚投行也不包括美国，说明这两个国家互相之间现在出现一种新的博弈，我想说的是，TPP是排他的，是建立了更高标准的贸易规则，并没有邀请中国参加，至今还是把中国排除在外，当然中国倡导的这个亚投行并没有排斥美国，而且从亚投行习主席提出倡议之后，一再说亚投行是一个开放的平台，我们欢迎各个国家加入，所以在亚投行亚洲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银行里边，除了亚洲国家响应和加入之外，还有大家知道的英国、德、法、意等其他的除亚洲之外的国家，总共57个创始成员国，因此我觉得大国之间在处理关系的时候，我觉得他的心胸很重要，心态很重要，究竟你的做法是不是排他的，你的行动说明了，那么中国亚投行不排他，也用自己的行动和结果说明了这一点，我就补充这一点，谢谢各位。
罗奇：
我应该做出一些回应，因为您说的话跟我刚才的话有一些相关性，我这里并没有谈到意图，我们现在谈的是一种现实，所以我在这里想再重复亚投行现在并没有包括美国，TPP现在也没有包括中国，我们必须要接受这样的事实，而不是说掩饰已经发生的事实，所以我必须要把这一点考虑进去，这是两个非常重要的倡议，我们不能够假设亚投行包括了美国，也不能假设TPP就包括了中国。
李一衡：
请允许我在这里做一些总结的话，所以我这里时间有限，就不多说了，大家再次鼓掌，感谢我们台上嘉宾今天的发言，现在我们可以吃午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