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坛四：全球可持续发展：智库的作用
时间：2016年6月27日
地点：中国大饭店
主持人：首先非常感谢大家参加智库的作用会议，在中国现在智慧建设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可以说每个研究机构，每个智库都在研究探讨怎么能够提升自己。智库建设在中国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一方面从政策来讲中央政府、党政府都特别重视智库的作用，从研究机构、从中国的现有智库角度，非常希望能够提升自身能力，我们有一句话叫做建设世界一流智库，什么是世界一流智库？怎么样成为世界一流智库？这确实是我们需要讨论的地方，中国的智库建设需求跟中国自身发展有直接关系，现在中国在世界上的参与介入比较多，世界上对中国期待也很高，无论从决策角度，还是从对外交往角度，都需要有更多的智库的支持，前瞻性的研究参考意见。所以，从决策角度对智库需求是上升了，跟我们国家本身的发展有关系。
中国智库建设肯定要走一条中国道路，适合中国的需求，但同时也应该是开放性的，是跟国际接轨的一种智库建设，我们之所以在这儿要开这个讨论会，主要就是想听取一下我们在哪些方面应该向世界上一些好的智库学习，哪些方面是中国自身的特色，走中国自己的道路。
国际经验是什么样的，哪些是我们可以学习的，中国自身现在存在哪些需要改进的地方。前两天我参加麦甘先生在重阳研究院做的智库培训，他提到很具体的问题，比如中国的国际战略和政策上的研究在数据积累方面存在的问题，我们可以拿出很多观点，但是缺乏一个统一的大家可以认可的数据作为基础。这个意见提得很好，对我们是一个很好的启发，我今天还想听听无论中国智库，还是国际上有经验的智库角度，对我们有哪些好的提示。
另外，我们也想听听国内的做了很长时间智库研究的这些资深学者，从智库建设角度上有哪些好的建议和意见。
现在请大家开始发言，第一位发言人是詹姆斯·麦甘。我对麦甘先生讲，对中国是较早变化一样，比较早的让中国人提升自己，在这方面看到了差距，也让我们感受到压力，请麦甘先生谈一谈。
詹姆斯·麦甘：我给大家提供了一个两页纸的演讲稿。我的介绍主要是关于建议和意见，这些建议和意见是以根据我对96个国家的考察为依据的，在过去的30年里，我一共考察了92个国家。同时也咨询了很多政府，很多机构，很多民事社会组织，很多联合国机构，还有试航等等机构，我也进一步根据这些考察和沟通提出了建议和意见，这是很重要的经验，这些意见和经验并不完全来自于美国的智库经验，而是来自全球的一种经验。
其实我所表达的每一个观点都是来自于美国之外的其他国家，我的建议和意见并不是说要把美国的模式进一步转移到其他国家，我只需要让大家看一下三个方面，第一方面就是全球大多数的智库都在美国。第二方面这是一个非常多元化的机构组织，它们是非常积极活跃的组织，我们要进一步了解到它们的活跃之处。第一个原因就是在整个趋势方面，在整个战略层面上，在整个构架层面上，这些智库如何是组织在一起，他们使用什么样的战略进一步影响到政策，对政策制定产生积极影响。这会在一个非常多元化的环境当中得以借鉴，这是一些重要的原则，也就是为什么这些国家会关注美国，来吸取经验。
我在过去的15年里紧密观察了中国的智库发展，我将给大家分享一些我的建议和意见。我的建议和意见非常符合中国的切实利益，我所有的建议和意见都是处于对中国的切身利益着想。我觉得智库在中国将会从其他的国家的经验当中受益。这是一个全球的努力方向，大家应该知道，我是参加了GO2美国智库团体，这个GO2是一个机构，很多政策研究者和政策者依据这个智库所发表指数，他们在很多公共政策研究方面非常知名的智库，这些政策研究者，不管是全球层面还是国家层面还是区域层面的，都会在重要的政策问题上找到这些智库，寻求建议和意见，他们会找到这个GO2智库组织寻求建议，所以我们把这个建议命名为GO2智库。
最近，智库研究工作是我毕生心血，我进一步努力研究，并且努力了解全球的群体，是跨政策性的，跨国的，跨境的，也是一种跨学科的一种组织框架，我相信我们如果不开始拆掉各个学科之间的界限，不管是各个学术学科还是各个其他领域学科的界限，我们就无法发展。这种学术学科的界限，让我们很难或者无法来进一步设想一个跨学科的方法来进行研究。
我经常告诉我的学生，你如果不采取一种跨学科方法，就无法了解全球，无法解决问题，所以对于智库来说他们是重要的机构，他们是传统各各自为战的方法，所以我们采取跨学科方法来学习和了解解决问题，所以我们要在区域国家和全球层面上将智库群体组织在一起，不能指以政治利益为基础把他们组织在一起，把学术领域等等组织在一起，我们要让所有的智库群体进一步了解到他们面临同样挑战，他们需要面对这些挑战，这样才能够更好服务他们的国家和他们的国民。
所以在中国去年在一个会议上，我首次看到来自中国的38个智库群体齐聚一堂，我当时提出一些建议，我跟他们分享提出的相关建议，我刚才给大家提供的是英文文本，我一个学生帮助我把它翻译成中文。我们要进一步鼓励竞争，这个竞争是中国智库群体之间的竞争，政府相关的群体和非政府相关的群体当中，切实情况是智库群体在中国非常集中于两个领域，第一类就是直接是政府所引导的智库群体；第二类就是相反的与政府非关联的智库群体。我觉得在中国的存在形式是非常多元化的，中国需要进一步发展智库，我也认为除了习主席经常谈到说我们要发展智库，在座各位应该意识到有一个机构在习近平主席演讲当中反复提到的就是要发展智库，我们要进一步提高智库作用，在中国的智库要进一步满足领导对我们的需求和期望。我给大家提出的建议就是以中国的智库群体如何能够满足领导人对我们的期望这一点作为理论依据的，在中国回应非常紧迫的，复杂的问题时候，我们必须要满足需求，中国和其他国家不太一样，中国快速发展，我们没有太多时间等待，所以我们要快速满足需求。
第一点，进一步促进竞争，与此同时还我要进一步支持和鼓励，其他领域独立智库群体的增长。比如说在很多重要的业务领域和商业领域要发展独立智库增长，我们要进一步发展和促进以学校为基础的智库经济增长，也要进一步鼓励中国智库的多元化发展，这样才能满足中国智库的需求。要进一步创造一个法律、金融和一个空间，促进一个独立的智库群体发展，我要专注法律、金融和整个治理层面，这三个是重中之重。
除此之外，以新加坡为例，在学校、公共政策和国际事物投资巨大，现在全世界我们也在进一步的提高智库群体上发挥重要的作用，所以我们要向新加坡一样要进一步在这些方面进行投资。
第四，中国需要进一步提高能够获得政府数据的需求，这样才能够进一步解决数字和数据问题的高质性和可靠性。我们每次和智库群体和学者沟通时候，有些是在中国，有些在其他国家，他们经常会说他们对一些至关重要的数据是拿不到的。我们需要权衡这一点之后，让智库能够获得更好的，更高质的数据，政府也应该提供经费来进一步完善学者在网络上的利用能力。
习近平主席进一步呼吁，进一步发展全球智库群体，带来全球的和平。在我看来如果政府能够提供经费，进一步提高互联网的可用性，收集数据之后和其他同事互动，这样才能够实现全球的发展目标。
除外，这些同事和学者他们也可以获得数据之后和其他国家，区域和全球智库，共同互动，这样才能够促进国家的发展。我广泛地研究了中国的智库群体，我感觉中国的智库他们做了很好的研究，我的建议是他们应该进一步获得更好的数据，他们可以在全球进一步公布数据和信息，这样全球智库群体得以应用，我们出版更多的刊物，收集数据使用技术，让整个智库进行公共智库研究，同时要创建一个国家的网络，所有的公共政策，智库群体得以应用，我觉得很奇怪的是，在中国没有人知道中国有多少智库组织，也不知道智库之间的网络。
14：50（约30秒同传没有声音）
伊恩·邦德：非常感谢大家，我跟詹姆斯比，他有30多年的经验，我不了。但是我在英国外交界工作了20多年，从政府角度说一下智库方面的感觉和过去两年参与到智库的工作当中，所以我想根据我的经验给大家提供一些建议。这个题目是“智库的作用”，我非常感同身受，在当代情况下，从政府希望和政府想要的角度是不一样的，我之前的同事工作于美国的系统当中，他说美国现在正在推进智库，他在去年的时候写了一篇文章，谁影响谁，描述美国政府影响智库的方式，也就是说美国政府想让智库支持国家的政策制定，政府一些官员非常想让这些智库给他们提供一些思想上的支持，特别是他们的政策正在严厉的审视当中尤其如此。这种情况和英国情况基本上相同，有些时候英国政府邀请智库，让他们提供一些建议，因为智库可能会对英国政府提出批评或者是支持，大多数智库提出一些批评性的建议，不光对中国政府，对其他政策也是如此，在这方面英国政府认识到智库一个重要的功能，就是一定要占政府计划政策，并且积极进行测试，来发现这些政策的漏洞。
就像汤姆斯昨天说的一样，他主要的工作是制定一些创新性的政策，评估这些政策价值。另外，智库可以做的另外一个贡献就是考虑一下长期的问题。我不知道在中国是不是类似，但是在英国我们有时间管理方面的审视，他们要把我们的政策分成四个种类，而且要把政策进行一些重要性的评级。第二，紧急而重要。第三，不紧急而重要。第四，不紧急和不重要。首先要完成紧急而且重要的事，这是比较难的问题。因为要看一下紧急和重要任务和不紧急重要任务时间差多少，重要的是官僚主义有些时候会不太注重紧急任务，而是只注重重要性。
很多人说有一些小任务要在5分钟内马上完成，这是非常普遍的现象，我觉得有些问题是在10年才会出现的，现在我需要你花时间来研究这些问题。所以这种情况下这些智库就要决定他们是不是要先处理这些紧急的任务，还是处理不紧急而重要的任务，他们需要收集资料，然后提出建议。如果有个个坚实的科学支撑这是非常重要的，他们在加强方面有很重要的工作。分两部分：第一，很好利用智库的力量。首先就是政府在数据放在网上，让外部这些政策和智库人员能够获取这些政府的数据，这样能够发现政府部门之间的联系，有一些时候感觉到这些政府数据是很难获取的，所以我们要把所有的政策，相关部门的数据放在特定网站上，比如土地方面的数据放在土地网站上，这样就会知道在一个地方是否应该建设某一个大楼等等。这样就使智库很容易获得这些数据，提出更加明智的建议。另外，提供一些小的资金来给这些外国专家经济上的奖励，让他们来一个补充政府专业缺失，这也是之后会得到政策建议，也就是在未来五年当中可能会提供大量金钱，在智库在五年当中提出很好的政策建议，或者十年当中花更多钱。但是政府资金支持是非常重要的。
我最后的观点就是和詹姆斯一样，在全球范围之内，智库应该对全球发生的事情有一个重要的了解。比如在智库的背景不同，对世界的理解有所不同，那么在一个国家和另外一个国家情况不同，智库提出的政策建议也会不同，所以现在我们同一个研究的角度，如果中国的这个智库提供的政策可能会应用到其他的国家事务上，可能有一些抽象，希望所有的智库能够交流经验，交流知识，所以非常期待和不同中国的智库见面，跟他们沟通，我们让这些智库能够相互联系，他们有一个平台，这样做出政策更加明智。比如通过邮件，通过其他方式进行沟通，把中国的思想传递够别人。
另外，智库还有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能够克服误解，我想给大家一个非常小的例子，我昨天读到了一篇论文，在我读中国学者的思考时候，他们谈到了欧洲的事务，但是这些看法和我自己的欧洲看法并不是一样，所以我觉得可能在一些研究并没有根据欧洲情况，只是中国对欧洲的看法，所以智库交流是非常重要的方面。谢谢大家！
谢刚：非常感谢大家，大家下午好！组织者让我回答一些问题，特别是关于智库的总体问题，我在中国如何地方智库发展呢？我发现中国的人大常委会已经确定了发展中国智库的路线图，傅莹女士之前提到过这个问题，还有这方面我们中国已经做了大量努力，来推动智库发展。
第一个问题，在组织时候我们现在看到传统智库的工作机制发生了变化，在之前的嘉宾讲过，现在智库主要是做政策分析和建议，我们遇到的挑战是非常全面的。要对政策制定者和政策分析者提供一个全面建议，这是一个非常复杂任务。传统的智库工作方面就是今天这些智库面临到了一个金融的经济困难或者是经济审计方面的问题，也就是现在政府的部门把这些智库放到了监督情况下进行审计，可能在金融支持方面还是一个问题。
还有一些市场组织，一些市场变得非常繁荣，比如说在印度，我们要考虑市场需求，比如说一个公司也需要智库，来考虑政府的政策，还有包括一些人会对政策制定者产生一定影响，都把他们放到智库当中，让他们共同讨论政策影响力的问题，这是在美国也是如此的，英国也是如此。但是我们见证了这种变化过程，传统的智库以及新型的智库在市场分析上有很大的观点不同。
第二个问题，关于全球化。智库在全球化过程中发挥决策的问题，智库现在面临巨大压力，我们现在面临着不同种类的问题，CNTI有很多下载，这可能是其他的沟通的方面问题。我们在智库决策，在全球化过程当中的新变化，因为沟通方式不一样，最近的分析发现在每一个国家情况变得非常复杂。国家内部事务以及其他事务都倾向于复杂化，一个因素可能会影响到其他很多因素，现在智库应该要进行分析的分析，这是分析当中的一个因素，可能不是一个新的方面，但是现在变得非常重要。
比如说议程上已经突出这一点，同时看到第四种方面，就是智库的工作模式变化，现在关于人民币的研究，在中国的智库正在根据政府指导进行研究，比如在印度，研究介入了政策制定当中，比如国家安全事务等等在应急反映方面也需要智库提供很多的意见。比如在中国和印度其中一个重要的观点，就是研究人员要到大学去进行研究，和大学进行合作，我和韩国的智库也有过合作，比如说这三个月的价值非常重要。同时应该考虑，在智库工作当中从来没有假期，在中国工作也没有。所以现在的刺激手段应该也被更多考虑进来，激励新的智库发展。
有一些中国的问题，我对中国不是很了解，但是现在认真考虑中国智库有很多优势，中国智库有在办公室里进行研究，他们也可以获得博士学位等等。在西方以及印度智库当中情况有所不同，这时中国智库可以提供学位的奖励。第二个优势，因为中国的智库结构和西方印度不同，和其他地方的智库也不同，中国是纯学术上的研究。在中国研究是以政策为导向的，虽然中国有些时候可能会失去长期的研究目标，以及长期远景的思考。但是在基础研究方面，在政策制定方面又有巨大优势。很多大学都提供以政策为导向的研究，这是中国智库的优势，其他问题是中国智库应该解决的问题，克服的一些困难，其中一个问题就是政党是主宰着智库，特别是在工业农业和其他领域都是如此。这是中国一个大的背景，但是有些时候中国智库会受到限制，比如说一些独立思考、创业性思维就会受到影响。比如一些细化分析等等，可能在这方面做的再细一点，对中国来说还需要进一步改善。现在我们需要更多努力提供专业的政策制定建议，这是智库应该做的一个事情。
第二个挑战，中国智库现在面临的问题，那就是大多数中国的智库留不住人才，很多中国智库研究人员或者是出国，或者是到其他领域去做工作，所以这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
第三个挑战，经济问题。现在政府支柱是一个方面，但是同时我们也需要吸引一些外资的注入，这是在印度正在做的事情。在上周印度政府出了一个报告，他们需要美国的政府支持和英国政府支持，来支持印度智库发展。特别是能源政策和经济政策等等方面。这样就能够把政策制定的角度扩大，外资的经济支持对于智库发展变得非常重要，这是在印度情况，不知道中国是否如此，但是我觉得有人正在批评中国的社科院没有给智库提供足够资金，这有也批评说国民党选举失败的时候，中国政府的智库并没有能够及时预测到这种情况，同时斯里兰卡政府选举也失败了，中国也并没有进行准确预测，是因为中国政府没有对这方面进行研究。现在我并没有批评中国或者是印度政府，但是这反映出一个问题，同时意识到这是非常关键的问题，中国的学者可能是在政府研究方面缺少激励机制，给中国智库提一些建议。第一，中国智库应该把英语作为沟通语言，在20世纪80年代时候，中国当时还只用中文来沟通，但是现在中国慢慢融入了世界，大家听到越来越多的利用英语进行沟通，这是我的观点。英语绝对是一个主要的沟通工具，特别想融入到国际化的浪潮当中，大多数中国智库应该考虑这个问题。中国有世界上最佳的翻译群体，我觉得这个翻译可以进一步发展。特别是在印度，英国给印度留下唯一好处就是让印度人都会讲英语，所以这也是我的一个经验。
第二个建议，要跟全球社区进行沟通，中国的经济越来越发展，中国的项目也越来越多，非常必要的就是要中国和世界社会融合起来进行更多沟通。
第三个建议，要进行专业的审计，对于中国智库的建议政策进行审计，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方面。这必须要有一些审计标准，在中国内部也需要有一些非常必要的专业评估标准。
在全球范围的体验反映了你需要快速的融入到世界当中，知道我们周围发生的什么事情，所以虽然有一些人变得非常保守，非常有争议，但是我们要知道社会上发生的事情，这样才能反映到我们自己国家的政策当中，优化我们自己国家的政策，这样很多传统智库可能会在5到10年过程当中重新审视当时他们制定的政策，然后进行调整。
我觉得这些观点在全球是非常有用的，之后要进行和机构间在全球上的合作，这是非常重要的另外一个方面，这也是非常必要的，关系到智库能否持续发展下去。
上一个月我访问了大寨，大寨的一个妇女跟我谈了一个情况，我不建议中国智库要回到大寨进行研究，大寨和印度这一个地区非常类似，所以希望中国智库进一步考虑相关问题。
弗雷德里克·坎普：我是来自自主行业。我是来自大西洋理事会的，我经常会和大家开玩笑说，其实我们已经有55年的经验了，目前我接管了这个职位主席和首席执行官职业，美国大西洋理事会非常关注美国很多智库组织。
如果我要进一步创建一个智库团体，如果我选全球任何地方成为智库组织，我会选择中国，中国是全球最振奋人心的国家。因为我们是一个非常全新的全球参与者，我们会进一步影响全球发展，我们这个影响是积极健康的，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中国是非常振奋人心的国家。
中国发展在20年前是无法预测现在的繁荣发展，但是我想在美国他们建立了很多的智库组织，我也希望看到中国智库有更好的发展。像阿里巴巴等等这些公司我们都应该知道他们的繁荣发展，所以中国也是一块沃土。
谈一下美国大西洋理事会，我们是，华盛顿特区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有竞争力，这种竞争力会帮助我们完善自己，有更好的产出。如果我们对于整个国家发展没有任何可参观度，没有任何意义，我们也就破产了，也就没有人愿意跟我们大西洋理事会沟通了。所以我们的作用就是驱动发展。
还有另外的独特技术，像之前很多从业者，他们会届时驱动华盛顿很多政策智库发展，我们有很多博士生、研究员，他们都是从业者，特别是那些高管的人员，他们会经常贯穿到整个公共事业和私有事业当中。
麦甘先生得知到我非常喜欢整个智库行业，我们是很多智库行业的合作伙伴，我们会倡导很多的政策实施。
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下大西洋理事会最近几年的主要工作。我们看到了一些变革，看到了一些趋势，在中国人们会问全球化如何影响全球智库，而大西洋理事会进一步代表着北约、欧盟、美国的切实利益，所以当我们重新启动大西洋理事会的时候，我们目标就要着眼全球。因为有些时候美国无法在全球事物上和欧盟成员国通力合作，所以我们进一步确定我们的目标，我们必须是全球组织，我们有各个区域的代表处和中心。
第二，这些从业者他们知道如何切实地工作，如何使用更好工具来实施政策，我们有很多重要的出版物，来更好地变革。
我们也进一步专注可测量的结果，在我们理事会内部会尽力地衡量，我们有什么样的影响力，我们的学者和政府官员会面的频率，比如欧洲和美国的官员他们多久会会面一次，有多少网站等等。我们会衡量所有的这些信息，所以我们可以告诉各位组织，在整个公司和各个组织框架小的方式是什么，我们也有很多非常重要的创业者，我们必须要有这种创业精神，我们必须要酝酿新的理念和想法，具体实施一些工作。
我们所使用的工具非常好，作为政府必须要快速回应，必须高效运作。我们不仅仅是要从媒体角度上做非常有效和高效，我们也必须进一步深入挖掘，不仅仅是关注表面的文章。如果在整个政策方面非常缓慢，我们很难看到初见成效，我们可以为政府的疑难杂症提出建议，过去几十年来关注理事会的战略决策，做出政策，制定政策。我们现在很多重要的决策必须要发挥作用，所以智库要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我们要关注工具问题，我们必须是跨境的，跨学科的。我们不能只是在狭隘的一面成为专家，我们必须和其他专家通力合作，我们会使用媒体，会使用宣言，我们使用既得优势等等，所有这些整合到一起推动工作发展，我们也有TPP、TGAP，我们会和奥巴马政府提供政策，我们有一些建议可以帮助奥巴马政府进一步完成工作。不管是记录在案的，还是其他的一系列工具都可以为政府提供帮助。
谢谢大家！
主持人傅莹：非常感谢，我进一步回应谢刚的建议，为英语作为沟通交流语言，我们整个国际讲解部分已经结束了，接下来还有很多中国的智囊团体，会给我们做出简单介绍。我们非常愿意听到大家的建议和意见，你们的演讲和介绍对于我本人，对于所有在座观众都非常重要。你们这些建议非常棒，非常受用。我非常惊讶你们对中国有这样的深度观察，此外您的演讲让我们进一步指出了哪些工作我们要进一步做好，还有哪些地方需要进一步完善，我也希望印度和中国我们现在正处在同样的发展阶段，我们几乎也面临同样的问题，中国的智囊团体、学者也是经常植根于学校和大学，这是我所了解的信息，所以我们希望中国能够进一步发展出更好的智囊团体，刚才您的介绍是非常振奋人心的。
刚才麦甘教授也进一步做出了介绍，如果让整个智囊团体，智库能够更加有效发展，我们需要进一步融入社会，融入政府，中国智库确实需要更多努力。刚才我们也听到了邦德先生提到了中国的智库需要思考的重要纬度，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一路一带战略。在中国我们有关于一路一带很好的信息，在中国叫一路一带，相遇一个区域和一条带，在英语当中就是一条“带”，人们都在猜哪一个“带”，在英语当中是高速公路，所以进一步诠释到英语过程当中确实觉得非常混淆，在词上已经非常混淆了，更别说其他实质性内容了。
在中国，当我们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项目，我们必须有国际视角，必须要思考一下如何向全球解释这样的战略，我们必须让外国嘉宾能够完全理解的角度进一步介绍中国战略，非常感谢刚才这些智库专家给我们提出的积极有效建议，我想大家肯定有一些急需要解决的问题和重要问题。
下面先从黄仁伟教授开始。
黄仁伟：关于中国智库目前的状态国内有很多讲法，大家都在想怎么样把中国智库变成美国智库那样好的智库，但是实际上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中国智库根本不是生长在美国这样的环境里头，我们只能在中国环境里面设计中国智库未来得可能性。
如同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一样，它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某种程度上是大部分保留，小部分改动，再过一段时间再小部分改动，逐渐变成大部分改动。大概这几个问题是要动的，第一个是智库独立性问题，现在智库绝大部分是政府提出内的问题，很少脱离政府的智库，所以不太具有独立性，按照垂直系统，按照上面领导的意图来做研究。所以一级一级领导的意图加到智库头上，智库越来越多的缺乏独立性。所以这个独立性问题是中国智库一个核心问题，怎么样取得独立性呢？当然不是介绍完全反对党的智库，而是三个情况，一个就是国家或者是政府已经想到的问题，但是这个问题里头带有很多的空白点，要由智库来填补，这是一个独立性。
第二个独立性，就是国家政府没有想到的问题要由智库来提出。
第三个就是国家政府想到而且做了的问题，智库要发现里头的问题，发现里头的错误，来纠正，提出纠错的办法。
如果有这三个独立性，虽然不是一个体制外的对抗力量，但是足可以改变目前完全按照领导意图来研究的现状，这是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旋转门问题，旋转门问题是各国智库通行的，就是官员学者企业家媒体可以轮换，在智库里头今天做这个，明年又出来了，可以交流。中国几乎是不太可能的，当了官员很快难再做智库，或者做了企业家也很难再做智库，所以这样没有一个完整的旋转门。
那么这个旋转门在两国来说是跟两党有关的，一个党在上面，另外一个党大部分在智库里面，另一个党再上台，另外一个党又进智库了，跟两党有关。我们不可能。
怎么办？我们有意识让官员必须进智库一段时间，如果你担任一个重要的智库，你担任以前要到一个相关智库里头做这项研究，一年两年如果做不出研究，就不能担任智库，我是这个设想。这样迫使未来官员能够有一个战略的科学头脑，也知道如何尊重智库。同样，智库进了官员队伍里头去工作一段时间才知道智库是怎么运作的，决策应该往哪一个方向走，否则天天闭门造车，这是宣传问题，企业家也可以走这条路。
第三个问题，社会化问题。我们的智库过于讲究所谓的学术，跟大学没有区别，论文也是大学著作，没有把一个政策的可操作性作为第一标准，所以这样学术性超过了社会的有用性，所以我认为很重要的就刚才好几位美国和英国学者都提到，要可操作。智库没有这一点洞悉，就像自然科学一样都是论文，很难变成产品。智库一定要产生产品，而不是产生论文。
第四个问题，就是我们智库，我们的钱基本上来自于财政，来自财政的钱不可以做智库。第一，受到严格限制，根本不能用，你也不能突然做大，也不能突然变小，今年的钱明年又不能用。财政钱不能作为智库的主要来源，就是社会上的资金，但是中国社会资金不能随便进，进了智库不能随便免税，所以这要有一个大的税制方面的财富分配方面的改革，就是社会资金能够合理合法进入智库。智库越来越减少对财政的依赖，这是根本性的，如果没有这一条智库也做不成。
第五个问题，就是国际化，国际化也是智库的大热点，中国智库因为长期在政府内，所以一谈国际化就是所谓泄密问题，外国人进入政府内那怎么行呢，那就不行了。所以智库要是不国际化，刚才讲的美国英国很多做法，我们根本不可能，所以全球化情况下建设一个智库，必须是全球化的智库，我们连国际化都做不到怎么全球化。所以适当增加智库内的国际人员的比例，这也是鲶鱼效应，必须有几个老外在里头跟你捣乱，然后你的思维才能活跃起来，这国际化也是非常关键的一点。
这一条如果用渐进办法，但是有目标，同时又步骤去做，而且各个步骤之间可以不同，有的是旋转门的，有的是资金多元化，有的多做国际化。加起来各种智库的多样性就出现了，如果有这样的多样性，还有像现在重阳智库，就是走的完全跟老的智库不一样，它的钱来自企业，所有的公布是向媒体发布，而不是向领导人发布，当然我说的是主要的。当然人们知道你的存在，现在已经比有的很多老智库还要多。
谢谢大家！
主持人傅莹：下面请袁鹏演讲。
袁鹏：前面国际学者和国内学者都讲了很多，我们院也算是中国特色的一个老智库，社科院也是一样，重阳是新的，还是有一定的代表性。确实鲜明体现中国特色智库所面临的独特优势和劣势。在2003年我们在编美国思想库及其对话倾向，我们正在迎来一个智库的春天。
中国和美国的智库相比，在十几年前我看到了一个美国智库对中国的态度，非常荣幸的参与到智库当中，在这里工作了两次，我还在此工作了20年，我同意这对于中国的智库发展是一个春天，因为在国际上说中国智库受到了中国政府和中国公众的支持，但是如何打造中国特色的智库呢？这是我们需要考虑的一个问题。
我们可以从美国学到的知识直接应用到中国上吗？这是讨论非常激励的问题。我们谈到中国智库，我们要考虑智库优势和劣势，因为中国智库给政府提供建议，我们优势是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沟通渠道，有90%的时间都是给政府直接提供建议。我们不需要考虑如何通过渠道把意见提到国会去，因为我们的沟通渠道非常顺畅。
第二点，在每年年底我们要考虑下一年的一些计划。
第三点，我们有组织的一些优势，但是我觉得今天当我们在考虑新型智库时候，我们前面面临很多挑战。一，就是距离。在北京和上海有智库，但是其他的城市都没有智库，在美国波士顿、LA、洛杉矶、芝加哥都有智库，但是中国智库只存在于北京和上海，可能还包括南京和广州，其他的城市没有很好的智库，即使是在北京。由于距离的原因，我们缺乏很多的智库，可能用10到20分钟就能把所有的智库都转一遍。比如在清华有智库，两个小时就把清华都转遍了，所以我们需要更多的智库。
我们有女人街和秀水街，但是没有智库街。我们需要至少十个非常好的智库聚集到一起，这样就可以非常有效的进行组织和沟通。
二，旋转门问题。这是一个大问题，因为我们不是两党执政的系统，这就是中国的一个政体，所以很难利用这种旋转门的策略，因为没有的政体开始于19世纪末，中国只是在改革开放的时候出现了智库，只有30多年的历史，还需要更多的发展时间，但是我们很有信心。
三，国际沟通与交流还不够，跟美国比较起来还差得很远，中国智库主要是读书和从网上查询信息，但是如果面对面地跟美国和国际专业进行沟通时候，这些机会还很少。很多人认为自己的观点并不是很受人欢迎，如果他们写了一本书，如果没有被中国媒体出版可能影响力不会那么大。
四，中国智库对世界影响力的问题。因为中国智库觉得有些得不到公众支持，有些人根本就不考虑智库的建议，因为有些时候，有些人认为智库的建议是很危险的，所以我们不愿意把这些智库人员当做明星和专家看待。所以这是一个挑战之一。
下面就是研究的方式，像王教授刚才提到的，有一些情景研究，我们可以考虑非常好的问题，比如病毒和海盗问题，现在中国需要考虑的是一带一路战略，它和很多国家都有关系，但是我们还缺乏相关的智库人员，这可能是另外的两件事情，接下来还需要继续进行更多研究，谢谢大家。
黄平：非常感谢傅莹女士，我能够聆听这么多大家的讲话，感觉非常的荣幸。我非常同意他们的观点，在接下来的7分钟当中，我想给大家讲一些我的想法，谈一下中国的智库如何进一步发展，在全球化背景下的发展趋势是怎样的。首先，我想给大家说，我们可以用跨国界的合作来支持智库的合作，也可以进行跨学科的合作。不管是可见的还是不可见的方面我们都要考虑。要有一种非常专业的方式来工作。
第二，我觉得智库大小都无所谓，是公共资金支持还是个人资金支持都无所谓，它是研究国际事物还是国内事物都无所谓，去年我和陈文谈过，国家副总理曾培炎组织了一个问题，这种国际和国内为导向的事物都是智库工作。我们工作领域就是考虑中国智库的特点，这是19世纪早期和20世纪的情况都不一样，因为现在我们已经进入互联网时代，我的观点和袁鹏不一样，每个人不是每天都看电视，我们如何在互联网时代做到更好了？如何和公众沟通更多呢？特别是青年人之间。
在中国的智库当中我们有一些党校，党校也有很多国际研究所，我们如何推进这些研究呢，一方面我们有政府支持的研究。
第二，我们要有媒体的支持。
第三，我们应该有非常高频率的和其他智库进行沟通，可能廊坊是一个非常好的沟通地。
第四，主要总政策导向为智库提供一些建议。我们有一个知识分子的智库机制，所以培训是非常重要的，否则就不能对政策制定者具有更大贡献。同时要对公众做出更多贡献，没有良好的学术性的培训，就不能做到这些目标。
跨学科合作也是非常关键的一点，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关键是要有不同的标准，要有一些关键的想法，让大家来讨论，来辩论，让大家提出不同的意见，没有这样创新的不同意见，我觉得智库做出的最终建议不会非常明智。
最后，就像黄仁伟和其他嘉宾说的，我们要改善公共教育，我们要在今天也不能照搬照抄美国模式，有自己社会的自己智库，有自己的特殊习惯和国家情况。每个国家的情况都是不同的，所以我们不能照搬照抄，我们要鼓励不同类型的智库，互相听取不同的意见。有些团队只有两个人，他们也可能提出非常有效的建议。谢谢大家！
王文：在过去十年当中，大家问你们重阳研究院为什么这么快做出这么巨大的成绩？我说我们非常年轻，我们大多数重阳研究院的工作人员都是90后，他们都非常年轻。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中国的智库发展水平很低，我经常跟我的老师交换意见，在中国我们经常谈到全球化，世界上在谈全球化、地球村，但是中国我们认为在谈非常基础的问题，提出的非常是非常初级的。美国是一个发达国家，中国的智库还处在发展阶段，所以这就是我们和美国的差距。
这样我们反而有很大的机会取得巨大进展，因为结果也要感谢我的朋友和很多专家学者的贡献，就像我的同事刚刚提到的一样，有很多人经常感觉到，当一个国家正在崛起时候，他们需要非常聪明的智库，这也就是我们智库产生的原因。我的一位朋友在北京坐飞机去俄国，我跟他在机场进行一些谈话，我跟他说你帮助我们吧，我们有很多研究项目，之后我邀请他加入中国的智库。你来到中国之后就会知道我们在中国有很大的发展机会，我们的工作人员都非常的有青春活力，他们都是90后，他们非常有能力，在之后大家会看到智库更多的成绩。谢谢大家！
主持人傅莹：现在进入提问环节。
Q1：首先自我介绍一下，我来自于工业信息设计研究所，我听到你们的讲话非常高兴，非常感谢你们。我的问题是中国智库如何获得资金的支持，你们怎么看呢？我想问一下黄先生的问题是，你是不是有一些具体的方法能够给中国的智库提供资金呢？
Q2：非常感谢，在过去几年当中我看到了中国和世界的沟通发展，中国特点是非常好的。大家可能在中国听到了一些不想听到的东西，那就是在中国政府的支持不是一个问题，因为智库有很多筹集资金的渠道，但是这些智库都有一些附加条件，在这方面需要非常小心。
很多智库从这个角度看问题，还有一些智库从另外一些角度看问题，所以这是一个客观情况，所以这不是一个简单问题，在中国发现有很聪明的人，有很好的智库，但是他们产生不了好的结果。
黄仁伟：还有一些来自日本的，所以他们非常富有，还有其他一些国家建立自己的国家，上海春秋这是他们自己的资本。还有一些人把钱放在大学里面，今天上午就在清华大学，天大研究所，他们在清华投了一亿，所以钱并不是问题，问题是什么呢？就是那些政府下面的智库无法再更好的融资。
王文：我和我同事经常说一个故事，台湾一个非常知名的佛家，他告诉我你就只管做事，因为上天自有安排。我当时想，这句话就是可以进一步展现我们一些活动，我们主要关心如何向世界，向中国做出贡献。那些百万富翁、千万富翁肯定给你捐款，我想如果你可以把所有事情都做得很好，钱会自然而然进入到你的重阳基金研究所，重阳就是一个例子。
主持人傅莹：那就是当人家有钱的时候他们才能够捐的。王文是非常幸运的，他不用担心投资的问题，钱的问题。在整个钱的部分，第一个是有些智库需要融资，他们需要明智的使用这些钱，那么对于政府所资助的那些智库，目前系统就向黄先生所介绍的那样，确实他们有很多困难。其实可以打造一个智库，但是这个智库当中没有思考，没有智慧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改革，我们正在倾听这些重要的经验，我们希望改革，我们可以让整个系统更加有效。
谢刚：在资金来源方面，这并不是特别主要的问题，如果我们看一下大多数的智库，大约20%的人是切实的工作，这是一个全球的常识了，在大多数情况下是这样的，只有20%的人是切实工作的，不仅仅是智库，哪怕是在部委或者在很多政府部门也是这样一种情况，只有20%的人是切实工作。所以邓小平曾经说过，当时在80年代时候说的是人民解放军，我们要精益，未来的智库需要更加的精益，我们要进一步减少过度的人力资源，进一步增加数据库，减少图书库等等，这是在国际方面智库的发展趋势。
其实，又精益又吝啬是非常重要的一点，不能太浪费。
袁鹏：进一步回应一下这个问题，我有同样的问题是问詹姆斯·麦甘，刚才提到了很多智库和政府是有关联度的，但是并不是说他们是完全独立的，我非常同意。那些所谓的独立智库，并不意味着他们独立了，我要有一个问题问詹姆斯·麦甘，你如何能够进一步界定独立，你觉得所有美国智库都是独立的吗？
詹姆斯·麦甘：当然，我觉得他们是独立的，现实是我经常去世界各国，我也经常遇到过融资问题，其实在全球层面来说不管印度还是中国智库，还是其他国家的智库。现实情况下全球有多远性，多样性，这并不是说独立性的问题，不管是政府相关的智库，还是说与政府无关的智库，其实独立主要取决于他们是不是支持这种独立，是不是从经济上支持这些学者，他们是不是有钱、有时间来做研究。不管是企业还是部门，一个聪明的智库是什么样的呢？就是非常安全的，保护他们的独立性。因为他们需要有自己的信誉，他们只能够保持独立性才能运用很好的公信力，他们会有很多元化的业务。我们看到有很多很多不同的文件，不同的政策等等，他们都可以进一步确定一些智库的发展研究。
刚才我看到您提到了一些问题，现实就是这样的，在所有国家都有一种单计划。很多智库可以有自己的多元性，这种单极化在全球各个情况都会存在，这是一种运作机制。
弗雷德里克·坎普：我想再占用半分钟，刚才你想问一下建议，我和詹姆斯观点一样，你有越多的经费就能够越独立，才能够越具有多元性，才能够有更好的声誉，越来越多的人愿意和你社交，和你所建的品牌互动。
最后，引一句我们整个大西洋理事会董事会成员的一句话，如果没有远见的资源是有效的，我们要有资源，要有愿景，如果我们非常清晰的知道我们的目标是什么，我们可以找到志同道合的组织，之后可以找到很好的一种合作伙伴关系。所以对于智库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如果和政府没有太大的关联度，我们要有自己的资源，有愿景，目前我们首先还是要向这些赞助者或者是资金来源，和他们进行互动，告诉他们我们的理念。如果我们自己都是非常不利的一种局面，我们很难非常成功。
在政府内部我们有些时候一定要保证这种多元性，不管在西方还是在东方背景下，我们并不想只依靠于一个部委或者是一个部长确保我们的生存，所以我们要有多元性，谢谢。
黄平：在独立上或者是资助上，我想说的是传统的学术研究和现代研究是有区别的，不管有没有政府的支持。学者他们会实事求是，不管是在西方还是在东方，都是如此的。因此人们会有选择，他们会进行比较，之后选择不同的答案，从不同答案当中选择出一种真知灼见，之后我们再看一下你是有多独立，你的经费有多少，之后鼓励不同的选择共存。最后为政府和社会服务，谢谢。
主持人傅莹：我们这一轮的讨论是非常激烈和有趣的，希望下一轮能够更加有效，节约更多时间。这个话题是非常有趣的，最后也达成非常有趣的意见，我们到底有多独立，我们的独立性到底如何，很明显在中国我们只有一个服务的方向，那就是我们的优势，这并不是说智库就解释政策，其实对于智库来说我们应该像黄教授所提出的一样，找到真知灼见，或者说实事求是，有些时候我们所寻求的真实情况不止一个，刚才麦甘先生提到我们要保证多样性，我们最终的目的并不是让整个事情更加复杂或者是更加难做，而是要解决问题。这是我们最后衡量智库的一个标准。
下一轮相信大家肯定会听到很多有趣的观点。
主持人黄仁伟：第二个环节开始。
张燕玲：上一个环节属于体制内得高大环节，他们谈的也是高大上，也是旋转门，独立性，还有钱的问题，谈的很深。我因为是一生从事金融，最后这十几年又一直在国际商会里面做银行委员会副主席，做执行董事，所以这么20来年变成一个金融企业家。我们这些商业的方面我们研究的就是怎么样具体做事，他们是在谈论世界的未来，我们是在创造世界。那么创造世界不允许你去磨磨蹭蹭，所以我们这些年推动的尽管世界上这么多的矛盾，这么多的斗争，但是国际上的商业方面，金融方面为什么能够平稳地运转呢？无论是打成什么样的，甚至正打的时候投资也进，打完了投资进得更多，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国际金融都在正常运转，就是由于有这些商会组织，他在制定这些国际规则。这些国际规则就弥补了国际法律上的很多的缺陷和漏洞，所以使得世界经济能够平稳发展。我们看问题总是从这个角度出发，这个事情应该不应该做，应该做就做，不应该做就不管它。
8分钟谈论中国大的智库问题是绝对谈不清楚，好在各位都是智库方面的行业里手，所以每一个小标题下可以省略若干个字，我就讲几个观点。
第一，中国的智库建设迎来最好的开始，这两年正在强力发展，原因是我们的格局非常分明，长期以来就是国家战略参谋。部委级的智库又是行业政策的制定军师，他们对政策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院校方面现在就是介绍西方先进知识，属于知识的介绍方面。以前就是每年做一个年会，而且做一个报告，大家也不讨论就结束了。
第二，民间的少而弱，三中全会提出加强中国特色新形势建设，人大重阳能不能算一个尝试，因为体制上属于挂靠在大学里面的民间智库，机制上是利用了学子捐款来运营，然后院长又聘任了全球很多的智库，从总统到总理，到部长，从外交方面很多前大使，金融业的前行长等等，而且来自十几个国家。这说明什么？我认为对中国智库的发展重视，对中国的信心，也对中国领导人重视智库资源的一种尊重。
但是中国要在世界搞一些连通，这些人应该是非常有用的，也是我们借助的外力。如果把作用发挥更好，本身就是提高国际宣传力。因为这些人不要名，也不要利，也不到你这儿收资源，就是在这儿释放。因为这些人就是希望把知识进行一些奉献，这种民间的机制体制比较棒。
第二，中国新型智库要抓住机遇，要从高起点做起。习主席讲到智力资源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最宝贵的资源，我们进行治国理政必须善于集中各方面智慧，凝聚最广泛的力量。这里面包含着对智库的激励和要求。智库应该是只争朝夕拿出回报，我的汇报第一点起点要高，智库和智库研究人员起码应该在一个行业或者是多个行业，在行业里面项目里面应该是世界领先级别的，或者在一个过程多个国际组织里面有话语权或者有这方面经验。
这种背景才能提出有深度的建议，以我自己在ICC这些年的体会。前面好多专家说到，智库是用战略来影响政策，直接制定政策。ICC商会就是直接制定政策了，制定国际惯例了，你要不遵循我就吃亏，我就直接制定，通过这个惯例大家没有非常统一情况下，不需要出惯例的时候我就需要做一个政策指引，然后我告诉你这件事这么做。
比如大家现在都在用互联网，我们就搞一个互联网指南，就是根据现在互联网发展的情况，根据全世界做一个最先进的东西，然后做出来风险的五个准则，先把风险准则找出来，然后又根据国际上的最佳惯例再引入了六个解决方案，这样企业用互联网，到这儿有没有风险，符合不符合这五个条件，要怎么做呢？有六个解决方案，要采取什么方案，一目了然，用世界最高的，最顶尖的科学家来做出这些东西。
所以做出来以后，我们去年年底董事会批准这么一个惯例，今年在4月16日召开的第四届全球网络召开就定位指南了。比如现在企业大量投资并购，并购之前中国做了一段时间政府说不行的，或者哪一个地方说不行了，我们就制订了一个企业并购前申报制度的建议。
全世界有这么多的法律体系，有这么多投资规定，我们就做出了一个标准，无论在全球哪一个地方企业进行申购，要按照这个流程走，如果哪一个政府说不接受这个，那不接受大家给你的打分不高了。
还有很多惯例已经几十年了，三四十年的惯例非常多，比如反腐败，海外投资指南，还有海关投资规则，都是30多年了。
过去ICC有20几个委员会，中国申请的是1986年，1994年才允许中国进来，1995年才成立中国ICC国家委员会，现在正好是20年。现在欢迎每个机构，包括现在其他国家都欢迎中国加入，但是咱们在这方面确实很慢，还不太相适应。
第二个观点，我们出的产品要精，智库要出高精尖产品，智库是研究疑难杂症的，要提高解决问题的这些措施，智库文章一定要与文件的解读，新闻宣传，这样的文章有区别。现在智库文章特别多，大家都写同类文章，浪费大家好多时间，有的文章之间本身就是粗制滥造，就有矛盾，大家又不展开批评，又不展开辩论，而且这种文章操作性的建议很差。智库问题不仅要有理论高度，而且要有可操作性建议，智库要有解决问题为本，不能是短平快。
第三，对各类智库发展的关注和引导，及时指出发展方向，避免错位发展。
第一，智库要对研究员以及研究成果负责任。帮助进行提炼和升华，现在文章很多，但是指导实际少，影响力也不足。有些像走穴一样参加论坛，有的智库就是赶时髦，两眼盯着焦点和热点，这是不太严肃的科学研究。
成熟的智库必须有长期的重大课题，重要研究成果的支持。如果只是应付现实问题，而没有长远的重大课题储备，研究成果很难有高度和深度，也必然缺少发展的后劲。
第二，建立智库的评价机制，要建立竞争机制，要建立淘汰机制，要建立监督机制。
第三，要制定研究员的守则，要明确责权利，这就是我对中国智库从操作层面上看的一些问题。
主持人黄仁伟：下面请房宁所长，他在政治体制里面有很深研究，政治体制里面包括智库。
房宁：张行长说观点，我时间有限，只讲主题词。讲两个：第一，观念。第二，人才。根据工作体会谈谈智库建设和发展中的主要问题。
最主要的问题还是观念问题，中国现在进入一个战略时代，进入工业化、现代化的关键时期，所以智库需求很大。但是我们现在在智库的建设当中首先我的体会还是一个观念问题，也就是说普通的哲学社会学研究和智库的研究是有很大的区别的，不能把它混为一谈，不能用我们过去的一些研究对象，研究的方法，包括我们已有的知识来深刻认识到这种区别。
第二，随之而来的是人才问题，就是现在我们成立很多的智库，但是智库当中的研究人员是不是能够适应智库的要求，这实际上是很大的。现在需要培养这些人才，智库学者，我们曾经提出一个概念就是专门化，第一步是专门化。就是前世今生、左邻右舍，从头到顶，行之上下，对这个研究问题都应该了解，这就是专门化。
第二，专业化。好像修汽车，拿一个榔头、扳子，也可以把车轱辘换了，但是到4S店，几秒钟就把这个轱辘换了，有专门的工具，西方有很多是专门工具的。所以这是专业化，真正能成为智库，这是一个标志，你有你的核心技术，这是很重要的。
最后，职业化，永年先生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我很赞同，大锅饭是成不了智库的，大家都涉及到这个问题。所以最终还要走向市场，用实践来检验你行步行，能不能独立生存，这是最高的一个标准。
给大家说一个笑话，领导交办了一个工程队一个特别重要任务，干什么？制造军舰，这个任务非常重视，工程队领导高度重视，就把工程队里面的精兵强将集中起来了，建立一个军舰建造队。但是这个军舰建造始终不行，因为传统的工程队主要是三种人，第一种是铁匠。第二种是木匠。第三种是泥瓦匠。组成这个工程队以后造军舰，铁匠就说了，军舰应该是铁甲舰，木匠说做一个硬木也可以，泥瓦匠说，要是来不及的话，先把泥巴呼一下，所以这个军舰始终没有造起来。也就是说，现有的人才弄智库，那你就叫讲究材料，他会干什么就干什么，他不会干什么他还是不会干什么。所以最后他就是说我这就是智库，新瓶装旧酒，还是终点又回到了起点。
所以现在很多智库在这儿打转，我觉得要超越它。最后，回应一个前边谈到的所谓独立性的问题，其实我倒觉得这不是很大的问题，当然这些可能是我个人的观点，也就是说现在我们还没有到这个地步，或者说现在大家也不必对我们这些，在这些老智库，新智库，准智库、半智库里面工作的人道德风险太担心，这些人其实还是不错的，还是有情怀的，还是有独立性的。虽然身是公家的身子，思想是自由的。
其实现在我是觉得，因为智库主要提供一些政府服务政策服务企业，是内部问题，其实没有太多不可以，现在在中国我的体会没有什么不能说的，但是有一个怎么说的问题，只要你有话好好说，你会说，这个不妨碍你的独立性，至少在目前阶段我觉得还是这样的。
谢谢大家！
马丁·李斯：大家下午好！我看到中国的巨大变化，在过去30年里中国变化巨大。我们已经看到我们可以以中国方式培养最佳智库，我们在中国的做法和在外国做法并没有太多的悖论。在最开始我们可能和西方有一些争论，但是最后可以找到一条符合自己的方式。我非常荣幸能够成为人大重阳外籍高级研究员，那么我和我的朋友王文经常一起工作，首先看一下外部事件，现在很多积极机会，智库现在处于人类历史上的重要时刻和最佳时机，我们现在也面临着巨大变革。
一些哲学家告诉我们，在新的理念能够逐渐扎根发展出来之前，我们要进一步发展壮大我们自己。我们也看到这些智库在过去30年里进一步推动中国世界繁荣发展，但是现在人们又对这些重要理念有所质疑，对中国来说从四点总结一下：
第一，我们需要打造一个新的模型来创造经济增长，转变经济增长模式，过去的模式无法继续。
第二，环境上的失败。我们在很多方面都有所失败，我们需要新的思维模式，我们也要关注GDP的增长，GDP的衡量方式非常重要，但是也进一步忽略了很多切实问题，所以这是中国所面临的切实问题，我们必须根据新的思维方式要找到新增长模式。
我们在20世纪当中找到很多模型，很明显我们必须要以一种跨学科方式，刚才这位同事谈到了非常好的一种专长，我们需要那些非常有资质，有水平的人才，我们要尊重特殊人才，我们也需要看到跨学科的技能，这是全球系统的挑战，我们需要有这种特殊的专长和技能。从地上看必须要知道他们如何做，他们也要进一步告诉别人他们的做法，所以我们要进一步平衡这些点。
在各个领域专长人才和跨学科人才整合到一起，我们需要这种专长，我们要看到各个学科之间的重要关系。这进一步引发了另外一个重要问题，我也感觉到的是系统问题，其实系统问题并不是孤立存在的问题，是非常复杂，相互交织的问题，如果我们不了解系统如何运作，我们就无法阻止失败，因为有时候我们不知道自己在做深，所以系统需要改变，这对中国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现在面临世界更多风险和危机，我们在危机管理上并不是特别强项的，我们要进一步预测风险，管理风险，如果我们不了解整个系统如何运作，我们就不知道风险所在。
其实在气候变化领域尤为如此，我们有一套非常复杂的系统，科学家也是非常惊恐，他们意识到我们可以把这个系统推向边缘，这就是科学上面临的问题，所以风险感觉是智库需要思考的重要问题，这是我们必须要关注的问题，也必须要平衡的问题。
我给大家举一个切实例子，我们要谈可持续发展，这是会议的主题。人们会谈到气候变化，如果出现环境问题时如何确保，气候变化是整个全球和社会存在的问题，我们只有在经济增长基础点上进行调整，我们才能进一步解决环境问题和气候问题。其实发改委应该在整个气候变化问题上担起主要责任。我们看到有些人专注经济，有些人专注环境，这两个要整合在一起，而不是孤立来看。
另外，在沟通、科学家、分析师和政界的沟通问题，因为他们的价值，他们的思维模式和工作模式是完全不一样的，他会在整个政治流程当中进一步融入到整个气候变化风险，要把这三方整合到一起来看。如果我们不了解风险是什么，我们就无法制定政策。
第三，作为智库他们要推出新的思想和理念，来进一步动员政界人士和公众采取行动，其中一个理念就是在美国，在中国都会出现的概念，就是气候变化已经是安全的非传统威胁，因为它会影响到我们维护和平的能力。欧洲还有很多其他国家的难民问题，所以气候不仅仅是环境问题，在整个和平和安全上也造成了威胁。
最后，我不能给大家提太多建议，但是我们想说的是中国面临三个挑战。第一，在东方和西方智库花了很多时间，来制定政府和人应该做什么，他们应该给出建议，谈到没有花同样时间来思考，这是我们希望做的，我们如何做。
如何进一步实施，不仅仅要制定政策，更要思考的是如何来做，我们要知道从整个运作层面上，实施层面上流程如何，而不是只提出建议。
第二，我之前提到的要进一步避免被既得利益的吞并和掠夺。
第三，我们模型的失败并不是技术问题，也是一个道德和价值观的问题。我们看一下在气候变化方面的演讲，其实是在道德伦理的背景之下所产生的问题，也就是说如果你希望在中国有很好的政策，如果进一步把这种环境可持续发展，并不仅仅是技术问题，并不是经济和技术环境，我们也要关注如何解决贫富问题，智库现在太技术性了，他们总是要产生有用的结果和成果，他们并没有专注深层次问题，或者说整个人文发展。
在其他国家人们却是这样做的，他们把研究产业化之后，他们忘了初衷是什么，中国也是犯同样错误，美国也是一样的错误，谢谢！
主持人黄仁伟：刚才我忘了介绍了马丁·李斯的背景，他是前罗马俱乐部的秘书长，正是因为他的背景，他才能够更加深度了解气候变化问题，他才能够更深层次谈智库决策，其实罗马俱乐部是一个非常独特的组织，气候变化方面也有深入研究。接下来是马丁·雅克研究员。
马丁·雅克：很多同事应该不是智库方面的专家，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些智库的建立，我们看一下英国，在90年代时候我是智库，其实当时我们面临很多问题和很多困难，我首先想提一下几点，我们要以一种开放方式思考，而不是以一种机制方式思考智库问题。智库随处都是，重要的思考，战略的思考并不会仅仅局限于智库的范围之内，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因为根据我个人的经验，我觉得在两个最创新的时期是我经历过的，我最开始写过书，首先我的另外一位同事和我一起写的书也是来自剑桥大学，当时有一群人，他们对同样类似的问题非常感兴趣，之后我们有很多原创思想。
在三四年之前是非常具有创新力的时期。第二个时期，就是在英国有一个非常知名的杂志，是非常知名的刊物，当时在90年代时候，当时有非常浓厚的政治文化，所以我们主要是进行很多创业性思维，所有思维都是原创性的，一定要具有开放思维，这一点非常重要。
这一点重要的一点就是智库，其实我们并没有非常简单的描述，关于智库做什么，其实主要是看处于哪一个阶段，智库成员是谁，目标是什么，才能对智库进行更好的定义，我们也必须要能够重要的思考，每一个智库都是有所不同的，我们也必须警惕，不能照抄照搬各种模型，我们所面临的问题也是不一样的，所以这里面核心一点是一定要具有创新性、创造性，政府、学校、机构等等，在整个背景下的智库灵活性思考。
我记得王文之前提到过智库方面的介绍，我知道也有很多非正式智库，有很多同事20来岁，或者说更早一些，重阳的智库大多数都是20多岁，也有30多岁，都是80后的，他们都愿意创新性思维，之后再给出建议。
关于中国所面临的问题，我想快速讲三点。
首先，我们要找到自己的方式，我强烈建议是不要从美国或者从英国，或者从其他国家照搬照抄其他模式，中国非常善于学习，但是我们必须要创造适合中国自己发展方式的一种文化，总整个文化政治角度来说必须要找到自己的模式。
第二，中国有巨大潜力和希望，我2010年秋天的时候在北京，当时在清华大学，之前我在华盛顿，让我觉得非常惊讶的是北京有多么的开放，北京在讨论话题上有多么的多元化，不管在学术界、政府界、智库等等在各个产业当中，人们非常开放性的思维。
那么我对华盛顿的考虑就是，有些时候和北京相比可能还是有一些封闭，并没有像北京这么具有创新性思维，开放思维。
中国正在重新塑造自己，我们正在重塑和改革整个世界，所以在中国确实非常令人振奋人心的场景和西方国家相比，中国是非常开放，非常具有创意性。
我想再介绍一下中国的智库，特别是在整个国际背景之下中国的智库，我们都是比较国际型的智库，而不仅仅是国内的智库，我们经常会面临一些主要问题，中国正在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全球大国，如果我们回顾三到五年前，现在我们进入一个新的时期，中国在很多国际问题中心，不管是国际问题还是经济公众等等，中国都会深度参与，这是中国将来的一种大环境，想提出两点。
第一，中国的智库需要在这些问题上思考自己，而不是说把一个国内的体制来约束自己，我们的目标是国际的受众，所以在我看来我们要有自己的方式，创造自己的模式。对于中国在这个阶段我们的目标是引领世界，不仅仅引领中国，而是引领世界。在一系列问题上都引领世界，我想这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中国将会引领世界。
中国和世界的沟通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正在看到非常棒的提议和战略，我当时去过很多东盟国家和东亚很多国家，在3月份、4月份时候我去过很多东亚国家，人们能够看到中国一带一路政策，但是他们并不是很了解，我们需要更好地向外部传播我们的战略。中国以国际视角智库，不仅仅要引领中国的改革，中国发展，我们也要进一步引领全球发展。
如果我们要看一下G20，其实中国所提供的就是G20应该做什么，如何做，我们会进一步引领整个世界发展。我的最后一点是，如果中国智库在这个领域当中和全球目标保证一致，我们需要进一步在过程中反映这一点。
我们在其他国家待过两三个月，我觉得中国可能要进一步思考一下这类智库应该有非常多元的人组成，他们不仅仅是中国的研究员，而是来自很多其他国家，不同国家的人整合到一起，其实对于智库来说它的概念是要符合中国的利益，同时也要符合全球利益，如果中国可以进行这样大变革，不仅仅是由中国这些人组成，我们就可以进一步加强和巩固中国作为全球领袖的角色，谢谢！
史帝夫·霍华德：非常感谢大家，我也很累了，你们也非常累了，因为我非常了解你们，在这个情况下我对中国智库不是很了解，我只是给大家介绍一下在智库当中的经验，比如说我们可以做一个库，但是不一定是智库。我们在这个库当中要做很多思考，但是也会做很多经验分享，互相学习。我觉得这是一个新的世界，我们的行动和落实是改变我们行为方式的重要一步，特别是要分享信息和促进对话，这是非常重要的，这本身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种交流环境。
我工作的全球基金会是一个很小的基金会，就是一个没有国家的组织，我们在墨尔本有一个工作处，在过去的10年当中我们的一些行动都是把政界、商界和金融界，研究界的领导人都聚集在一起，形成一个智库，比如说来自巴黎、伦敦、巴西、墨尔本、悉尼、华盛顿等等这些地方，我们都有活动，如果你的智库局限于某一个地方，你如何在全世界做这么多事情呢？提供这么多建议呢？所以我建议中国的智库虽然发展得很好，但是要思考更多的不同问题，你在政策研究之后，你要想一想我们还可以把其他的更多人聚集到一起，大家都听说过亚投行吧，我在亚投行刚开始就参与其中，当时在2013年10月份的时候习近平主席提出来这个建议，当时在雅加达开会时候，很多中国的政府官员都感到非常吃惊，因为他们之前不知道习主席会做出这样的宣布。之后，我们开始构建这一新的组织，所以我的组织是没有政府的资金支持，没有国际的资金支持，我们的工作就是给IAB提供更多社会来自公众的观点，之后我们在中国高层跟他们进行很多沟通，这就是我们可以做的一些工作，有些时候我的工作不仅仅局限于一个国家，一个地区。
亚投行是一个世界性的组织，几年前陆克文在参加会议时候，他当时还是澳大利亚的总理，当时我们同意在北京要建立一个组织，在中国和澳大利亚我们会邀请十八个组织的专业人员组成一个智库，讨论环境保护问题。
当时中国有很多非政府组织，比如说我的组织也是一个非政府组织，当然他们当时领导人叫谢振华，在双边会议之后中国政府同意把智库代表送到华盛顿去，在2013年9月份讨论气候变化问题，这是我们的一个讨论内容，在我们的议程当中。我们做这个事情不应该是我们比别人聪明，而是因为有很多人聚集在一起，进行充分沟通，才产生出这样好的观点。
最后给大家举一个例子，然后就结束我的讲话。每一个人都知道世界的经济和政治方面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产品质量。我们有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主席非常好的关系，最近OEC国家俱乐部进行一些研究，这两个组织支持我们进行研究，我们把这两个组织联系到一起，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OECD联系在一起，让他们进行研究，研究一些OEC第一世界银行和梵蒂冈教皇之间应该如何合作，解决国际社会问题。
我的观点是什么？你有多少资源并不重要，有多少人并不重要，重要的要成为一个行动库，而不仅仅是一个思的库，所以我们现在要坐在新的，不断变化发展的环境，世界当中居于前列，你就需要不要被别的国家落在后面。比如说你有一些组织需要，让你们这些智库提供建议，你可以快速做出响应，提出一些解决方案，这就是我的一些建议。
主持人黄仁伟：霍华德秘书长给我们提出了非常有趣的观点，不仅仅是智库，而应该是行动的库，不仅仅是一个思考的库。他讲的行动的库，要立足于行动，而不是思想。下面这一位嘉宾请方晋发言。
方晋：我个人对中国智库发展前景是非常乐观的，从需求面来看，我们知道中国在国内正在经历深刻的经济社会转型，对外在努力实现和平崛起，机遇是很多，另外我们面临挑战也是非常错综复杂的。所以我们政府对于政策研究和政策建议的需求是非常迫切而且巨大的，正因为如此，习近平总书记做了关于新型智库的批示和十八届三中全会做了决定以后，反映这方面需求，催生了过去几年中国智库大发展。很多新型智库正在建立和发展起来，体制内正在改进自己的体制机制，提升自己的研究水平，这个形式是非常好的。
另外，中国搞政策研究应该是不缺人才，从2000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开始，中国知识分子就是基本上把这个修身齐家治国并天下当做我们的抱负，我们也有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攻心的传统。中国文人和官人合二为一，中国知识分子搞研究已经很多年了，现在需要一个机会和平台，一个好的机制，把这种潜力激发展。
现在发展这么快，感觉有一点乱，是一个人就说自己是智库，就对国家的大政方针发表自己的看法。另外和世界先进智库相比，在研究水平和体制机制方面有一定的差距，智库算是一个新兴行业，在一开始这个乱是不可避免的，特别是在思想市场越需要有不同的观点，越需要观点的碰撞，越能接近真理。
从我们和世界经济水平的智库差距来看，研究能力，研究水平应该说通过一定投入是可以迅速的缩小差距的，麦甘讲过，他讲过新加坡例子，建立一系列的公共政策和国际关系研究机构，我有灵活的体制机制就可以迅速发展，这种体制外并不是很难见到，国际上好的做法是比较快的学习，只要给一点投入就可以了。体制内智库发挥优势，两点，一个是接近决策者，我们知道决策者的决策和想法是什么，短期内很难弥补优势上的差距。
第二，过去多年来形成这方面的研究和知识人才积累，我觉得可能一方面要争取国家支持，在体制方面做出一些大胆的创新。另外，要积极的开门开放办智库，加强国内国外的交流与合作，在人员方面，研究内容方面都保持一种开放性的态度。
还有几个需要做的事情，需要政府推动的，一个是加大信息公开力度，不光是数据。研究经济学的人知道，研究经济现象只能从美国研究，如果搞政策研究没有足够的信息和数据，就基本上无从谈起，最后就是观点对观点。
还有，很多国内外专家都讲到了，打破学科领域的界限，要允许跨部门、跨领域研究，这个我觉得在中国还有一个特殊问题，就是原来我们很多智库，特别政府智库属于某一个部委，这个部委智库往往就是垄断了在这个领域的研究。
最后，以一种开放心态，包容心态，聆听不同的意见，这个不同不是说别人否定你，而是说完全一种新的思路，跳出这个框框的思维。
因为中国面临问题是非常复杂的，我们真的是需要一些创新性的思路和解决问题的办法，才能比较有效的解决问题。一个人再有知识，再有经验，也会被自己的知识结构所限制，这一点不管是作为政策的研究需求方，还是我们政策研究提供者，都应该有这样一种包容和开放的心态。
另外，我对刚才澳大利亚的这位先生讲的开放态度，还有世界是平的条件下办智库的启发，我们办智库也要利用互联网+机遇，因为智库最宝贵的资产就是人才，就是研究者。那么智库能提供的东西实际上在互联网时代是比较有限的，实际上起到一个后勤服务和组织的工作。
在互联网时代，这些人才其实可以自由组合，像刚才提到的很多思想并不一定也是在思想库才能产生，可以在任何地方产生，也可以自己组织产生这些思想。所以中国新型智库新在哪里？我们可以向其他行业发挥后发优势，把互联网+的趋势利用好，很有可能在体制机制方面我们走在别人前面。
谢谢大家！
陈国栋：谢谢主持人，在座都是前辈，都是老师，我看了一下，我是来自媒体，香港大公报。所以结合媒体谈一个目前的现象，媒体智库，最近几年如果关注国内智库发展，可能都会注意到这样一个现象，最近几年智库非常火热，其中一些老智库，在转型升级，也有像人大成立研究院，这样依托于高校新型智库，在这两点之外，现在很多媒体都在做智库，所以咱们归纳为一个媒体智库，说媒体智库概念，是一个新的提法，但是实际上是一个老的概念。
说新提法，是刚刚火起来，为什么说是一个老的概念？那是因为我个人理解，比如说大公报做100多年的一份报纸的历史，不管是1949年之前还是1949之后，直到今天大公报都在承担着一种智库的智能，这非常明显。所以今天结合我的工作属性，主要谈谈媒体智库这一块。
我认为媒体智库要承担两个功能，第一个功能媒体智库依托于媒体，比如说依托于大公报、大公网正在筹建的大公研究院。我们在智库的筹建、见证过程当中，媒体是我们的基因，是我们的主体，那么我们这个智库是在媒体主体上来发展的，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在发展智库同时要利用好已有的媒体平台。比如说咱们这一次从昨天到今天第四届全球智库峰会，大公报、大公网从昨天开始进入到一个全程的倒计时，利用媒体承担起一定职能。
第二，媒体升级为智库，衍生成智库，媒体智能是报道今天新闻，但是媒体这种报道和记录智能，在当前中国这种波澜壮阔的震惊格局下，反而成为媒体自身的局限，尤其是对于一些拥有相对深厚的学术积累，以及广泛的政商资源媒体来讲，像大公报这样媒体来讲，如果仅仅做媒体可能局限功能发挥，所以我们提出来更多需求，那就是希望媒体智库发挥更高的智能，成为一个分析师。
作为媒体智库，为了承担起两大智能提两点建议：
第一，媒体在发展智库时候，要大家不要大V，大家都知道很多媒体平台，吸附能力比较强的媒体平台，在这个平台上吸附一大批在网络时代迅速成长起来的网络大V，很多媒体说我要搞一个智库，他自认为是智库了，如果做一个持续跟踪，可能发现这样的活动其实只是一个大V俱乐部，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具有研究功能的智库。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叫路径依赖，因为对媒体来讲，建一个大V俱乐部，远远比必须筹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智库容易得多，这是我们要警惕的。
第二，如果说的宏观一点，我们既要脚踏实地，又要仰望星空，当前我们整个中国正在并将在未来一个很长时期内处于一个重大的格局转换时期，100多年前所呼吁的千年之变局，未来正在快速推进，转型升级优化成为关键词。那么在这样一个大的历史背景之下，要求我们的媒体智库首先要立足当下，媒体智能就是报道今天新闻，所以我们就要立足当下现实，要解决当下的一些迫切需要解决的经济社会中的民生问题，所以这是第一个要立足当下。
举一个例子，因为我本人是中国民主促进会的会员，我的组织关系是北京市东城区，区里每年说报一些选题。报选题时候就特别强调要扎根基层，要立足基层，他提了一个概念是到小区里面搞调研，这就是立足当下的一个最好的案例。
说到立足当下，智库更加要立足长远，需要仰望星空，这在当前不管是社会还是企业来说，我们总面临就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工程，在经济方面和社会民生领域要做一些基于未来五年、十年甚至更长时间的趋势性的研究。给政府，尤其是省市区一级政府提供一些决策层面的智能支持，给社会公众，尤其是社会中产阶层提供一些判断层面的价值指引。给企业尤其是具有成长力的新型企业提供发展层面的趋势分析，促进政府社会和企业三位一体的共生高效的发展。
这是我提的两点建议，我相信在这一波的智库热当中，肯定会诞生一批智库界的大公报，能够在生命力能够横亘百年，这些我对媒体智库的简单分享，谢谢大家！
赵可全：中国智库应该走中国道路。最近这一波智库热潮，应该算是中国历史上第二波智库热潮，第一波是20世纪80年代，当时著名三所议会，这一波浪潮和上一波浪潮是不一样的，上一波浪潮是当时几位领导人权利分工，各有各的智库，各有各的研究机构，不同的主张在争论，这一波智库只有一个中心，所有智库都围绕着一个人，所以这一波智库是某领导权利上升的一种体现。
我们如何看待这一波智库呢？我想讲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我们要看到决定智库未来的关键是制度，而不是热情。我们在中国历史上很多人愿意学而优则仕，就想为国家大事发表一些看法，热情是根深蒂固的，但是并不是所有人都有好的结果，我相信今天我们大家都有热情的人，在未来十年不一定都有好的结果。
如果看西方智库发展，我这儿有三个因素决定西方智库，特别是美国智库繁荣。第一个是政治的知识化，1890年之前，西方知识都是靠思想，靠宗教或者是靠权力创造的，到了1890年之后开始强调科学、实政，科学成为权力问题的来源，当权力不能解决问题的时候需要知识的伪装。20世纪前后有一波美国智库上升的高潮。
第二，政治市场化，如果政治过程不是众多的政治力量在角逐，智库是没有生存空间的，所以西方智库发展和民主化浪潮是民主化前进的，没有政治民主化，政治就是昙花一现。
第三，智库成长与制度变迁有直接关系，西方在20世纪以来的智库成长，往往是以政治和行政分离作为智库前提，如果政治和行政管理没有分离，那么就不需要智库了。所以我认为西方的智库之所以发展是政治知识化、市场化，政治分离三种浪潮的力量，这三股浪潮对中国来讲都没有完全实行。
第二个问题，中国的智库就不能走西方道路。中国智库不存在西方的背景，如果贸然走可能最后就是反感，通过知识，通过科学研究公共政策，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不一样，最终结果你怎么办？只有两种选择，要么就是做权力中心，要不然就是反对权力中心。不能按照美国乐观智库模式来建设中国的智库，所以我们要走中国道路，那么中国道路是什么呢？现在尽管有很多的研究机构都干关于智库名义事，但是本质上不是智库。因为这些智库和中国的制度是有冲突的，比如说体制内的智库没有生命力，所有体制内的智库生存在权力的羽翼下，不可能有自己的研究判断，如果有自己的研究判断，领导到哪里去。
卡耐基的老总从来不干涉政策研究。如果你错了，下一次不聘用你。中国研究机构不可能不听领导的，一定要听领导意见，领导给你改稿子是正常的，体制内是为部委、权力系统提供补充的，可以解决好的问题，可以锦上添花，但是绝不可以雪中送炭，一旦政治系统客观权力系统发生重大战略和政策错误的时候，智库没有权力扭转。
第二，高校智库没有前途，我研究国内北大、清华、人大、复旦，这几个学院20世纪80年代建立的智库，最后都销声匿迹了。今天在高校崛起一系列智库，要么发生分流，要么从高校出来。
我们需要什么智库呢？需要体制外的智库。需要独立智库，但是独立智库在中国生存环境是非常恶劣的，因为牵扯到是否坚持党的领导，要想独立智库，要想能够为国家做出贡献，我认为需要从三个方面努力。
一，立法。所以参加今天论坛的人都是来自于不同的智库，我希望大家能够有一个共识，就是推动中国智库立法。如果没有法律的保障，智库每往前走一步都有可能是深渊，必须要用法律保障智库的基本的生存环境和生存状态。
二，智库发展必须要进行制度创新，建立什么制度呢？两个制度一定要建立，第一，人事制度，现在有很多智库，特别是体外内的智库，人从哪里来呢？不可能走向体制外，所以人事制度上去看美国大学和智库政策专家交流是有明确的制度。
还有筹款制度，所有的智库都要花钱的，所以智库就是要赔钱，不是赚钱的，智库如果赚钱了，那就是流水公司，而不是智库，一定要赔钱，赔钱干什么？他提供公共利益，所以我们必须要有一个筹款制度，有一个社会捐款制度，如果没有这个，智库要么沦为权力附庸，要不然是权力的比拟。
中国智库要走中国道路一定要坚持党的领导，如果不坚持党的领导，智库到最后是昙花一现的，谢谢大家！
郑永年：刚才听了大家讲了很多，我有一点想法，我想讲一个问题，就是说智库的智从哪里来？我觉得智库刚才也说了，对建立中国库我不担心，几百万块钱就可以建一个库，现在可以称之为智库有2500多家，更多的可能是有库没智，所以智很重要。智库的智跟一般学术上的智不一样，我想中国有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法，就是知行合一，中国有非常好的传统。
我们现在想着怎么样创造一个条件，知从哪里来？从这个角度来看，我觉得有一点不是那么乐观，因为好多东西都是主治思考的，主治产生智库智的制度，我观察王院长，上海社科院也做智库排名，中国社科院也搞智库排名，我认为这些东西是限制智的发展，这个智产生是非常重要的，这个智怎么来的呢？我是觉得现在互联网时代，我有一点担心，因为如果要评审评估，这个量很重要，这个非常重要。这些东西怎么弄？中国还早，这些评估体系是限制人的，我是觉得叫思想殖民地的。
刚才赵教授讲美国很多智库，现在中国学术界根据每那一套体系，这是要符合他们的标准，智库也是一样的，如果我们按照智库排名，新加坡有一个智库，一年一篇报告不用写，专门组织活动。
大家都在学美国，其实也不用学美国，美国好的智库有几家，大部分也是乱七八糟的。现在到处都是智库，现在搞群众运动，大家都想分一杯羹，这是搞不出来的。
怎么弄？以前我刚到新加坡，我的一个老板是新加坡退下来的一个副总理，他说你不要坐办公室，坐在家里，整天到外面逛，这更好。我相信老毛的说法，人的正确思想从哪里来，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这样的知识才有用。现在我们是坐在家里，看看互联网这些东西是不可以的。所以中国社会现实，中国的智跟中国的社会现实至少差半个世纪。
90%的人都是中美关系，因为有利可图。中国东盟很重要，韩国人是送钱给中国学者，所以好多东西，中国为什么老是做这样事情呢？如果没有解决生存方式，什么叫智库的智，怎么样用这个方式产生出来，我觉得谈论智库一点问题没有，中国人很聪明，还是可以做的。
刚才赵教授说，美国方式不可以学，中国也并不是产生不了知识，王教授说的也是，没有人可以限制你思考，没有人可以限制你到社会去做观察，知识分子这个独立心态很重要。
从沙俄帝国到斯大林，这个比中国专制程度比中国多得多，为什么俄罗斯产生那么多的文化，那么有独立的心灵，中国是可以独立的，但是中国人不独立，大家要依附于权力，这是自己的选择，并不是体制的。
中国封建专制产生很多思想家，智库就是跟着人的，人的粉丝更多一点，不要有太多的体制反思，人如果不变体制怎么变都没有变，人变了体制变了也是没有用。作为学者应该自我反思多一点。新加坡一党独大，我们也是可以做的，要解决个人问题很重要。谢谢！
主持人黄仁伟：张行长又做了商会的会长，又做的智库，这样三期智库是三期的思想家，行动家，企业家，我们很少见到这样的人才，因为在这个制度下本身是不产生的，但是事在人为，也可以做到。就像永年老师讲的，不好的制度也可以产生很好的思想家，中国现在制度大家一直公认是蓬勃向上的，是前途无量的，为什么不能产生伟大智库呢？这一点我们应该有信心。
所以感谢大家，谢谢！首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