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论坛二：国际金融危机与可持续发展
主持人 曹文炼：
尊敬的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下午好。今天我们在这里举行第四届全球智库峰会的专题论坛，国际金融危机与可持续发展。本次专题论坛将围绕国际金融危机与可持续发展这个主题，从全球范围，特别是中国的视角，请我们的中外专家阐述他们的观点，探索世界和中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之路。首先我代表本届全球智库峰会的主办方和承办方向到位的中外嘉宾表示热烈的欢迎。
现在向大家介绍一下今天的主旨演讲嘉宾和讨论嘉宾。我介绍一位，就请一位上台讲座，耶鲁大学商学院高级研究员摩根斯坦利前首席经济学家史蒂芬·罗奇先生。上海社会科学院院长王战教授。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教授。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学术委员会秘书长张燕生先生。还有四位参加研讨的嘉宾，也请他们一起上台。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总经济师张永军先生，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院国际经济研究部主任葆拉·苏巴基先生，日本佳能全球战略研究所研究主干、原IMF理事小手川大助先生。土耳其国际战略研究组织副总裁赛尔柱克·乔拉克奥卢先生。
谢谢各位嘉宾。
下面我们请前四位祝讲嘉宾演讲10-15分钟，然后我们的其他讨论嘉宾再做评论和补充发言。第一位演讲嘉宾是史蒂芬·罗奇先生。大家欢迎。
史蒂芬·罗奇：
谢谢各位。非常荣幸今天下午在这跟大家开这个会议，来出席这次非常重要的专题会议。专门讨论世界金融危机之后的世界经济的趋势。今天这个主题非常重要，因为中国非常紧密的与世界的经济联系在一起，中国有它独特的问题，但是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经济的一部分。我有几个幻灯片给大家阐述一下我讲的观点。
重申一下我们三个主要的结论，是有关全球的今后几年的经济展望。第一，我们主要的发达经济未来的展望，美国、日本，我的展望是可持续的，但是有一种非常疲软的增长，这是在主要的经济体。对世界的模式，有代表性的是日本，日本现在处于维持长达25年的这种滞长，就是每年只有1%的增长率，而前45年大概是4%的年增长率。美国比日本好不到哪去，但是美国它的增长也是走下坡路。欧洲，如果能够达到日本的增长率的话，已经够幸运的了。从日本这我们学到很多的教训，不要让房地产的泡沫歪曲了你的经济。美国这样，日本这样，欧洲也是如此。这些经济体走了同样一种命运。
第二点，我们的经济政策。在金融危机最严重的时候，就是08-09年的时候，G20发达国家他们采用了非常传统的货币政策，就是量化宽松，主要是它不得不如此这样做，这是传统的一个弹药，把利率调低，这样做大投放量。在我看来，在金融非常严重的时候，注入了大量的流动性，这样的话，我们在恢复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个政策维持下去，量化宽松在缓解危机的时候，起一定的作用，但是在恢复的时候不奏效了，所以我称之为系统性的风险，这对全球经济来讲是系统性的风险。
第三个结论，考虑到上述两点对中国来说至关重要的一点，以及其他出口导向型的经济体来讲，一定要找到新的平衡。从内需这方面找到新平衡，新支撑，中国已经意识到这一点，并且在此取得很大的进展，但是这种进展必须继续下去，至少今后这几年。
最后一点，还是第四个结论，存在一定的风险。在我看来最大的风险在全世界显而易见的就是中美之间的经济关系不断的变化，是全世界最重要的经济关系，这个双面关系的变化，会影响到世界解决的走势，在未来的这几个重要的结论。
再分解一下，仔细阐述一下。这个图表是过去25年来，全世界GDP它的份额，这是从IMF数据库采用的，它通过IMF购买力平价方法，显而易见可以看到全世界的，美国占的GDP的份额，欧洲占的份额，还有日本的份额在缩小。但是中国的份额是翻了两番。我们进一步得到推论，其他的指标也是这样的。但是作为预测者，不想以此作为一个推论想当然。你必须能够可持续的继续下去，这个题目就是说，在过去25年我们这个世界被颠复了，可以看到很短的一段时间内，GDP的份额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尤其是发达经济体这个领域，以及中国非凡的增长，经济增长的份额。
刚才提到了在金融危机最严重的时候，我们采取的政策导致了一些经济的系统性的风险。这是负债与GDP的比例，全世界的主要的经济体是这样一个比例。我们可以看到它类似于在二战的时候水平，这种比例。现在给世界经济带来一些压力，因为全世界的央行，正在给利率，给予补贴，非常的低，这是非传统的一种货币政策，但是总有一天美国迟早，央行将会采取，将利率带回到传统的水平。大家可以看到负债率太高的话，会导致财政赤字以及影响到我们实体经济的增长。全世界的金融市场，获得了很大的流动性，但是同时带来了很多的问题。
刚才提到的中国现在走了一条不同的发展的道路，它从出口导向型宾客内需导向型的再平衡，尽管这两年，增速有放缓，从百分之十几到现在的百分之七，但是对全世界来讲还是比较高的，跟美国的经济体来比较是不错的。从购买力评价来比的话，中国GDP从18几几年到2015年中国，清朝的时候相当高，中间是下跌了很多，现在又恢复了购买力评价的方法来比较。听起来很好的消息，但是考虑到中美关系的密切性，最后导致一系列的问题。历史上充满了这样的先例，主宰的这一方大国，就是美国，以及崛起的大国中国必然产生一些冲突。我们不能假装没看到这么一个现实。现在有一些风险正在形成。
美国属于大选之年了，大家都知道。美国的国内政策正在调整，尽管如此，中国有显而易见的不同的方法。中国正在从内向型的一个经济走向一个外向型的经济趋势。比如说一路一带的战略，今天在这个峰会上讨论了很多这样的问题。还有亚投行新的一些举措。美国对于中国的这些创意感觉到不安，并不是说这些创意不好，而是不了解这些创意战略内涵是什么。对货币也有一些紧张态势，还有一些多边的贸易，还有像PPP，就是跨太平洋合作伙伴，这个PPP没有涵盖中国，双边投资协定，目前像这两个使得中国和美国，本来应该是把两国关系更为密切化，现在更加停滞不前。同时美国还宣称，他们是重返亚洲地区，与亚洲为枢纽和中心，中国在这方面也是非常的激进的。在南海地区如此，所以这方面战略紧张局势已经是显现，尤其是近些年在中美两大国之间显现。
最大的紧张局势，我看来，主要是在经济领域。我们的模式已经在改变了，这个改变不仅仅是中国从出口，向内需的专项，中国过去储蓄过剩到现在吸储，现在有一带一路的创意，要有储蓄，金砖银行和亚投行，这些都是中国的新的特征。这些都需要吸引储蓄。这个意义何在？如果我们储蓄盈余持续下降，那对于以美元为基础的资产的需求就会下降。中国对于美国汇率的下降。美国没有太多的变化，因为美国人首先不愿意存钱，美国喜欢向中国人借钱，但是中国人的储蓄却减少了，这样对于美国的借贷会减少，这样会有一定的变化，那这种变化就会反映在我们的利率上，甚至影响美元的利率。如果中国改变了，美国不改变，那在现在的地缘政治紧张得局势之下，那就会带来一些挑战。这个挑战就是在两大经济体之间，在未来会有越来越多紧张的挑战。
世界经济在增长之中，世界经济在过去是以美国的消费者为导向的，他们到处买向中国生产国购买产品，但是现在规则完成变了。中国目前越来越会成为消费者，而不是简单的生产者。但是美国却相反，美国会从消费者转向生产者，中国储蓄率会减少，那么美国储蓄却必须要增加，那怎么办？其实中国已经在采取措施了，但是美国怎么样，我还太清楚，如果我的判断正确，那我们在未来的数年，对全球的经济，都会有一些困难的事情，也会影响到中美的关系。非常感谢各位。
曹文炼：
谢谢史蒂芬·罗奇先生，从四个分析结论讲起，后来我重点听下来是分析了中美的关系，对世界科持续发展的影响。第二位发言者是上海社会科学院院长王战先手。王战教授是中国全国人大代表，上海市决策委员会的委员，他有很多的重要的经历。下面请王教授演讲。
王战：
各位下午好。我的演讲题目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中国视角。因为考虑时间关系，我就读稿子，如果有什么问题放在后面，我可以乐意回答大家的问题。
第一个视角从全球经济来看，我认为08年以后已经进入了一个相对衰退，世界经济的相对衰退期，这样对讲的联合国第一个千年计划提出了新的挑战。21世纪初的联合国千年宣言提出以发展和消除极度贫困的千年发展目标，优先推动了全球上亿人摆脱贫困，这是艰巨的任务。以08年金融卫计委分界线，千年计划面临不同的发展挑战。08年以后，克服极度贫困为重要目标，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将简评列入国家发展计划，经过努力，基本消除绝对贫困，第一个成为减贫国家，支持了联合国创意。千年目标报告提到，全球极度贫困人口减少了一半，这主要归功于中国。08年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从相对繁荣期转为相对衰退期，经过经济长周期的调整，国际经济回升缺乏动力，国际产业分工格局重新调整，最贫困的和最脆弱的国家，遭受最沉重的打击。脱贫后的世界各国人民如何避免陷入新的魏纪中，对千年计划是一个新挑战。08年以来的七年时间，欧美日等发达国家通过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来减缓危机冲击，但是能否解决危机走向下一个发展周期，尚未可知，中国在这个期间，采取了三项举措。简单来说就是稳适度，稳汇率和促发展。这三项举措区别于国际上发达国家的做法的，同时也可以说对稳定危机以后的复苏起了重要的作用。
于是通过四万一财政刺激方案，采取积极措施，确保中国经济保持平稳较快发展。2014年GDP增长仍保持了7.4%高位水平，有效减缓了世界经济铁落危机的深度，避免世界经济陷入上世纪20年代末的大萧条，为美国等国家，量化宽松政策的实施，创造了有利的国际环境。这个在国内是有争议子，从国内来讲，对四万人来讲，是粗放型经济增长的延续。但是在金融危机的背景来讲，可以说是稳定了世界经济。
二是人民币汇率，在国际金融危机蔓延中基本稳定。08年以来，美国汇率大幅度振动，欧元日元主要货币对美元大幅度变质，日民比兑美元保持了基本稳定。08年7月-09年2月世界金融最困难时期，中国的实际汇率还升值了14.5%，对国际贸易投资稳定，和世界经济复苏起到了稳定作用和促进作用。
三是2013年提出一带一路发展战略，力图沿线60多个国家，40多亿人口实行共同发展。也就是习近平主席讲的希望其他国家搭便车，将为世界金融增长拓展空间和动力，有助于推动资源优化配置，技术转移创新和市场深度合作。
这三项当中，我们可以说第三项一带一路，我认为今后是最有意义的，但是这一项可以说到目前为止，我们仅仅开了一个头。比如说在巴基斯坦准备投460多亿美元的投资。那么另外过两天也就是亚投行将有一个会议，标志亚投行的成立。
第二讲一下一带一路实际上它是共同发展，促进全球复苏。08年金融危机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陆首次直面全球性经济危机，也是中国首次作为最大的新型经济体积极作为，而有所贡献。中国以发展为要以，一带一路为抓手，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从而带动全球经济的共同发展。发达国家尤其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可以参与其中，从而赢得共同发展。可以预期美国引领的科技创新和中国推动的一带一路战略，将是世界走向新一轮繁荣的两大引擎。中国领导人邓小平有一句话名言，说发展是硬道理，引导了中国30多年来改革开放得成功意见，我们认为这句话放在海外也是真理。08年危机后，中国提出一带一路战略，通过加快构建与周边国家合作的新机制，新平台，加强与东南亚南亚中亚欧洲等国家的经济贸易合作，利用中国庞大建设制造能力，扩大国际合作，实现共赢发展，成为桥洞全球经济复苏的中国引领，这将有助于促进欧亚非，大陆腹地，不发达地区的经济增长，改变经济增长的空间布局，为世界均衡发展做出贡献。全世界的经济繁荣与增长，主要是世界沿海地区的繁荣与增长。旷达的内陆地区并未纳入经济体系之中，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内陆地区。在全球性的经济危机下，要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需要从促进内陆地区经济发展中寻找新的增长点。这也给欧亚大陆的内地发展带来发展的机遇。
一带一路建设，将创造牵引内陆地区和世界经济增长的新物流模式，贸易模式和发展平台。通过渐进式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资源能源开发利用，全方位的贸易往来，便利的金融服务等方式，创造中国制造2025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产业发展对接，有利于沿线各国在互利共盈理念下优势互补，增加沿线国家投资贸易合作最终促进沿线各国经济稳步发展。中国创造的一带一路战略以共同发展为目标，不带有政治划限，和门国倾向，是沿线国家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建立平等基础下，共同出资，建立互利共盈的商业协作，欢迎任何国家发展，在出发点内容形式下都有助于二战后的马歇尔计划，赢得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积极参与。亚投行工作的顺利进展，也包括日本队亚洲基础设施建设他们计划投一千一百亿美元，这都是好事，说明我们这个方案推动了更多的国家对亚洲内陆国家的基础设施投资。都印证了应对金融危机中国的做法，它的全球示范性和适用性。
第三个观点，就是联合国第二个迁徙计划，在明年开始实施。我们认为在在第二个迁徙计划当中，应该突出绿色发展中减贫、脱贫。今年9月联合国发展峰会即将提出2015年后发展议程，就全球可持续发展确定未来15年的重点领域和具体目标。我所在的上海社会科学院，我们也在组织团队对此进行了专题研究。我们认为2015年后发展议程不是对前15年发达目标的简单复制，在全球资源日趋紧张，环境问题日益突出的形势下，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面临着绿色发展的问题。习近平主席和奥巴马总统承诺到2030年美国和中国的减排期限，中美两个大国对世界做出的努力。中国的一带一路也富有同样的使命。2015年后，发展议程需要各国结合具体的国情制定本国的可持续发展目标。中国到2030年实现生态文明建设的目标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议程本质是一致的。我们建议可提出联合国2015年后发展议程的中部目标，和国家十三五，十四五规划相结合，提出国家中国优先发展领域和实施保障机制，向各国展示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经验，和绿色低碳技术，通过可持续发展，不仅仅是扶贫的方式带动中国和世界更多地区脱贫和发展。
近年来，在中国爆发的雾霾，以及太阳能风能蜂拥而上的行业性过剩状况，说明中国在生态治理及能源利用开发方面存在很大的改善空间，作为负责任的发展中国家，未来15年最关键的就是在新能源和生态治理方面做出中国自己的贡献。中国需要有更明确的路线图和时间表。我们建议可以结合中国的国情来推进几项工作：
一是对新能源的供给，要加大技术创新扶持力度，进一步大力推进核能、太阳能，风能等发电技术。
二是对于新能源的需求，我们认为中国可以推进新能源公务用车的改革。中国新能源汽车的量产，可以通过政府，我们整个政府采购的公用车，我们的统计大概有500多万辆，这不完全是官员的用车，还包括校车，工程用车，还有出租车，公共汽车等等。如果从这一块切入，将会形成强大的需求拉动，这是结合中国国情的特斯拉模式。
三是推进能源利用的合同管理，始兴县确定年度标准，在此基础上用电，节约部分支出极其重50%应该作为节能节效奖励。当前美国、中国、印度队世界增长贡献最大的几个国家，中国经济升级，美国稳步发展，印度经济持续发展，将是经济增长走除味剂的重要因素，美国英国等国在过程中应该做出更大的贡献。中美在多个领域，如TPP，新能源合作，DIT，中美赢欧亚等国在一带一路上的共同参与，有助于推进世界经济的复苏和可持续发展，有利于联合国2015年后发展议程的实现，谢谢各位。
曹文炼：
作为中国地方政府重要智库的负责人，敢于对四万亿的政策进行了主要的肯定，这是国内有争议的问题。下一位演讲者是新加坡智库的负责人，是著名的郑永年教授。
郑永年：
08年全球金融危机是全球失衡的结果，到今天为止，我想世界经济还是失衡的，没有走出金融危机的阴影，很多的国家生活在金融危机的阴影之下。世界经济的失衡是每个主权经济体内部失衡的结果，我们可以说美国经济内部失衡，日本是失衡的，欧洲的是失衡的，中国也是失衡的。世界经济如果回到再平衡，就要求每一个国家内部的经济的结构的再调整，走到平衡。刚才史蒂芬·罗奇讲到中美两国的观点，我非常同意。到今天为止，为什么还是失衡的？因为发达国家没有有效的工具去平衡他们的经济。假如说我们所说的用财政政策，发达国家都是政府财务巨大，产生债务危机，汇率趋于零是失衡的，这些现在的发达国家所使用的量化宽松，美国只搞量化宽松，欧盟、日本都在搞。量化宽松不会导致世界经济的再平衡，只会使情况越来越坏。量化宽松负面结果，有没有能力转嫁到其他的国家当中，对世界经济没有多大的好处。现在还没有看到，整体的其他还是很糟糕。尤其是欧洲，希腊债务危机，没有几个经济是好的。
第二，大国要负更大的责任。经济危机的产生，经济结构的失衡，尤其是大经济体失衡的结果。上世纪30年代经济危机是失衡的，是大国没有负起责任的结果。经济危机能走出来，因为美国作为一个大国付了很大的责任，承担了很大的责任，使世界走出了经济阴影。那么二战以后，这个世界经济的复苏也是跟美国的大国责任有关系。通过马歇尔计划，各个方面的世界银行也好，各种区域性的经济组织也好，美国扮演了很大的作用，大国扮演了很大的作用，小国家无能为力。今天经济走不出来，是因为大国没有负起应有的责任。美国也是向前搞再工业化，它的效果也是很有限的，经济稍微好一点，美国自己本身还可以。如果美国对世界经济有多大的贡献是非常有限的，日本的（英文）的结果看，也不像早期我们所预期的效果那么好，而且很多负面的问题都出来了。欧盟经济上走哪个方向都不知道，各种制度的制约等等，美国在国际经济上在做PPP，PPTP，但是很多方面政治性太多，排他性因素太多。国际经济再平衡需要国际的合作，不是说国际经济上搞民主主义，经济上表示很大的支持也不行。PPP很好，但是如果把中国排除在外，这个PPP，中国不用担心，也不会有多大有用。现在全球时代，不应该搞冷战式的集团，而应该是开放性的。
第二个强调中国作为新型大国的角色，这个非常重要。刚才王战先生说了，08年金融危机发生以后，中国四万亿，我个人以前说过，对国内的经济造成了很多负面的影响，但是对世界的经济贡献很大。中国实际上没有金融危机，只是为了防御金融危机，把中国卷入进去，就是为了稳定世界区域经济，中国做了很大的贡献。08年之后，美国的经济倒下去，中国对世界经济的贡献率非常大，直到今天。尽管中国的经济已经进入新常态，但是还是为世界经济做出了贡献。昨天我们见李克强总理，中国强调众创，万众创新，我是很支持的。史蒂芬·罗奇说的提高消费，那就是贫富分化的问题，万众创新，就是在这个方面使得更多人支付，更多的人赋予起来，创造一个机会。尽管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但是就业状况一直在改善。以前为什么保8%，就是因为考虑到就业问题，现在经济达到7%甚至7以下，就业率在提高，消费水平在提高，表明中国的经济结构内部在调整。
一路一带个人的体会是为平衡世界解决做出很大的贡献。马歇尔计划当时也是扮演了很大的作用的，复兴欧洲经济，尽管美国经济搞上去了，也帮助欧洲经济复苏了。现在中国搞的一带一路，比马歇尔计划更加长远。西方的市场，尤其对中国来说，光是西方的市场不够，我们太依赖西方的市场，我们应该开发西方的市场。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上去了，我们到一路一带国家看看，廉价劳动力说的是，柬埔寨年轻人很多人无所事事，没事干。他们消费，如果发达国家消费过度，但是不知道消费什么，这些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消费源源不足，很多的地方吃饭穿衣服都有问题，中国要想可持续的发展，必须向这些临近国家，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富裕起来，富裕起来之后，才能购买你的商品，才能去开通你的市场。中国的一带一路做的非常好，我们强调的中国有过剩的资本，中国现在到银行都是（英文），都是资本，怎么把庞大的大量的现金转化为资本，就要走出去。中国有大量过剩的产能，大规模的基础设施产能，还有中国的技术，这三样东西结合起来，正是这些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所需要的。我觉得通过开拓新的市场，通过开拓一路一带的帮助其他国家发展经济，使得中国经济更可持续的发展。
这方面，把一带一路看成是中国主导的一个国际项目。不是光是中国的项目，像ARB，现在搞的非常排放。我们作为学者来看，比美国的TPP要好。不要搞排他，要搞包容开放性的东西，因为全球是一体化的，中国的方向做的非常好。怎么样实施，当然各个方面都在做。随着中国的一带一路的项目，不仅仅是中国可持续，国内可持续的项目，而是世界的一个世界经济再平衡，世界经济可持续的一个项目。
曹文炼：
郑所长讲到一带一路对世界经济的作用，量化宽松不可能实现世界经济的平衡。下一位演讲者是国家发展改革委学术委员会秘书长张燕生。
张燕生：
非常感谢本次论坛的邀请，也感谢我们的朋友，我们曹文炼学长的介绍。我发言的题目，危机后全球经济走势和中国的对策。
我们看危机之后全球的经济走势发生了哪些变化，中国应该怎么办？第一个走势就是可以看到全球化，经济全球化正在从开放多边主义转向区域主义，就是谈的最多的TPP，RCEP等等。就是这些都是一些相互竞争，相互排他的区域性的方案。这些方案就是他最大的问题是没有考虑高标准的经贸规则，它没有考虑发展中国家的适应性，它很可能导致我们高标准的自由贸易区陷井。它很可能把全球化印象四分五裂。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应该怎么办呢？
中国去年克强总理对当前的区域化的趋势，就是克强总理讲，中国对TPP持开放态度。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就是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方面，中国在积极推动，继续推动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另外一个方面，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一个在推动亚太自由贸易区，也就是亚太自由贸易区包括TPP，包括RCEP，是提供合作的平台，而不是竞争对抗冲突。第二个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就是应对全球环境的变化，就是推动了一带一路。推动走出去。
第三个方面，可以看到中国启动了上海、广东、福建和天津的自由贸易试验区，它的关键是试验区，也就是要试验我们新35年高标准的改革。第二个我们可以看到全球经济在危机后发生了什么变化，我们明确的可以看到，现在谈的最多的是用各种术语表述了新科技革命，第二次数据革命，第四次工业革命等等。我们可以看到新的科技革命带来的变化，它是从过去几十年全球工序分工正在专项本地化。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在我们谈的最多的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发达国家的资本正在回归本土。我们看到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对新科技革命的反映是什么？就是中国正在推动从过去35年，我们叫做商品输出+引进来的排放模式，我们正在转向资本输出+走出去的模式。就是可以看到在新科技革命条件下，就是中国企业走出去去满足那些个性化的需求，本地化的需求，碎片化的需求。
第三个变化，从全球趋势来讲，就是今年2015年亚洲正在成为资本的进输出地区。根据预测，2017和2019年欧洲和北美将成为资本的净流入地区。那么在资本的流向和格局的变化，中国在这个过程中，正在发生什么变化，我们可以看到，也就是把自己的对外金融资产的结构，我们现在的结构中间有65%左右，四万亿美金，有65%左右是储备资产。现在正在一步一步把将近四万亿美金的储备资产转化成直接投资，对外的直接投资，对外的证券投资，对外的其他投资。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对外金融资产结构的变化，将为亚太地区和全球带来增长的新动力。
第四个变化，我们可以看到根据现有的数据预测，在2013年到2019年我们东亚的增长速度已经从5.9降低到5.3，而北美和欧洲地区的增速正在从2.1和0.4，预测会上升到2.7和2%。在这种情况下，如何为东亚经济下一步的发展寻找新动力？刚才前面几个已经讲了，就是中国它发生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采取了扩大内需的政策。而我们知道扩大内需将增加进口和增加对外投资。那么我们的研究表明，就是2014年到2020年中国累计的扩大内需所带动的进口需求将达到15万亿美金。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存量将达到1.2万亿美金。中国给世界其他地方所增加的就业机会将达到700多万。也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过去35年，我们说旧常态中国依赖出口，依赖引进来，新35年，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扩大内需将全面增加进口和对外直接投资。
第五个方面，就是刚才郑教授谈的全球失衡。从全球失衡看，从07年开始，全球的发达国家的经济项目的逆差在迅速的缩小。那么发展中国家的经常项目的顺差在迅速的缩小，也就是我们可以看到从全球的货物贸易失衡的状态，得到了非常大程度的改善。但是同意可以看到，发展中国家的服务蚂蚁的逆差，正在迅速的扩大，发达过去的服务贸易的顺差，正在迅速扩大，服务贸易成为全球经济另外一个新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一个方面，就是全面扩大我们服务贸易的开放。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率先进行六大服务领域的开放，另外一个方面也就是中国是采取负面清单管理和存入钱国民待遇。在这个同时，开始提高了自己服务业和服务贸易的国际竞争能力。
第六个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全球的经济，就是大众商品的价格波动，正在引发新一轮的全球经济调整。大宗商品用美元加快，当美国进入首席周期（音），美元进入加息等，这个时期，我们可以看到全球大宗商品价格的大幅度下跌，正在把我们的亚洲分成了两个阵营，一个就是加息的阵营，主要是资源生产国，一个是减息阵营，主要是资源进口国。
第七个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当前全球经济出现的一个新变化，就是我们在危机后所说的双数增长，就是08年4月份，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出现的美日欧陷入经济的困境，而新型经济体保持普遍较快的增长，而这种态势，正在发生新变化。发展中国家正在进入一个长期减速的周期，也就是未来的十年。在这种情况下发展中国家面临新一轮全球经济的调整所形成的对发展中国家的冲击怎么办？刚才几个讲了，中国的一带一路，沿线65个国家主要是发展中国家，中国通过一带一路，通过基础设施的投资，和通过生产贸易产业的投资，和通过金融的注入，正在为世界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走出困境提供新动力。
第八个趋势，就是中国经济正在走向中高端的水平。中高端水平很可能增加中国和美日欧经济之间从互补，走向竞争。我们知道出台了中国制造2025，2025是分三步走，2025年中国制造将进入制造强国的行业，2035年，中国制造将进入制造强国的中等水平，2049年，中国制造将进入世界强国的先进行业。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解决中国转型升级和发达大国之间的从互补走向竞争所带来的贸易的摩擦，贸易的冲突，以及我们之间的关系，就是史蒂芬·罗奇中美相互依存关系发生变化的时候，他认为是非常危险的情况。从这个角度来讲，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对中国来讲，我们可以看到我们需求结构正在发生变化，我们中国的需求，我们的老百姓正在从价格的敏感者转变为长期价值的追求者。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经济正在从过去35年的待工的经济，模仿的经济，低端的经济开始走向创新驱动。在这种情况下，就是如何共同的开放合作，赢得一个好的全球发展环境，对中国，对亚洲，对全球都是至关重要的。谢谢。
曹文炼：
第一位评论嘉宾请葆拉·苏巴基女士。
葆拉·苏巴基：
谢谢。我们今天这个讨论非常的好。非常感谢各位，我当中有几个要点，我就是回应一下我的第一点，是针对经济增长的窘境，我们怎么发展，还不太清晰。我想这应该是宣言的组成部分之一，而且是我们这个智库宣发部的内容之一，开幕式上中国介绍中国相对还有很多人口生活在贫困县以下。同时，中国还有一些人口要加入到复活的的阵营当中，这个可以理解，也是一个非常好的目标。我们正在所要的是可持续发展下去，这是很多的领域，不是单一领域，比如说经济领域，环境领域都要稳定下去。我们要了解，一定要认知到，中国在全球经济当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既有激励的作用，也会有负面的作用。中国的崛起在的过去30年当中，已经完整的改变了全球的规则，同时中国也从改革开放当中，以及世界当中获益匪浅，所以这个当中也有一些变化，这些变化就是世界经济目前正在开放，而中国也从当中获益匪浅。
在同时，中国也一样带来了一些影响。我们一定要理解全球的经济危机，有多种因素所影响，其中之一，就是我们在过去经济发展不平衡，比如说有很多的国家，像中国储蓄性的国家，还有一些消费型的国家是不平衡的。那么这个大问题，部分是因为各个国家的增长模式是不同的，比如说中国为了促进增长，中国自己是有自己的模式，所以现在世界经济重新再平衡，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进程。这个不仅仅有助于中国，对其他的国家也有益。但是怎么做到这一点，怎么确保我们这个经济再平衡，今后能够可持续的，可稳定的，而且不会带来毁灭性的打击，不仅仅影响中国，不影响世界呢？我想我们中国会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我们要承认这一点，另外中国是一个非常积极的一股力量，也可能带来负面的影响，怎么来管理中国的这股力量是非常复杂的，很难的。同时可持续它的意思是有不同的层面。因为它涵盖了很多的领域，刚刚我说过，既有环境的可持续发展，还有经济的稳定性。从中国的角度来讲，有很多的问题，很多的议题，中国有很多的好的想法，比如说政策，而且这些都是非常积极的。比如说中国正在积极的寻求与世界的合作，这都是积极的。而且也应该继续的向前推进。
曹文炼：
谢谢葆拉·苏巴基的评论，他讲到中国对世界的影响有正面也有负面的。下一位评论家是日本佳能全球战略研究所研究主干小手川大助先生。
小手川大助：
非常感谢，我要解释一下，我为什么参加这个论坛。在97年和98年，日本陷入了经济危机当中，当时我们在日本引导了我们几个大的公司。到98年，我们在日本进入了银行工作，02年，我又进了新的公司，这个新的公司是有一个国有企业，这个国有企业，我们发展成一个比较大的集团。07年我又参加了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我所到各个地方去，去的地方都有问题。比如说利马（音）的振荡，那个时候美国要求日本进行一些救助。当时（英文）来对欧盟的债券要求开展工作。97年，我的经验不是那么好，当时我们的经验是有很多的人，他们主要是在日本的银行的董事会，大部分都是被逮捕了，被关进监狱了，而且有些人还被判刑了。另外一半的人被判无罪。当时有朋友在财政部工作，那些人被捕了，或者自杀了，但是我当时从这个困境当中生存了下来，因为我们的家族还是复杂的富有。我们并没有受到那些影响，我们也没有接受银行的贿赂。
中国目前在GMP方面的增长率，占有10%的比例。占全球GDP的25%，所以全球的经济，完全可以依赖于中国的经济持续的增长，中国在未来5-10年的经济是及其重要的，对全球经济非常的重要。而且对全球的政策也是非常重要。另外的角度，我的预测，中国的经济会不错，至少在未来十年不错，但是到2025年会出现一些问题。第一个问题，回报率的问题。在中国我们会持续的下降，我们边际回报率会下降。在独生子当时的政策之下，出生的小孩，到2050年到40岁，50岁左右，进入老龄化。另外一些年轻的劳动力会大幅度的下降。第四个中国出现的问题就是经历过，有过一些经历的人，经历困难时期的人，比如说一些文化大革命的人，哪些人到2025年都会退休了，这样会面临着4大挑战。
最大的挑战，中国必须要解决的，在未来十年要解决的是很难得，也就是改革，这个改革是我们的国企改革。随着中国经济增长的放缓，国有企业是无法获得高的回报，而且竞争力会下降，尤其是与国际的竞争者竞争关系当中它的竞争力会下降。具有利润的企业，它的利润会下降。比如说我们在今后的一些资产，它会引来我们人民币的资产的贬值，而且提升相关的通货通胀，从而带来变化。
我们也去过俄罗斯，去年12月份，我是俄罗斯政府的政策顾问，他们接受了我的建议，就是要稳定卢布，现在卢布是比较稳定了。这个是美国人所犯的一个重大的错误，另外奥巴马在第二任期的时候，他们的人（英文名）不太胜任。对全球的挑战是什么呢？美国的民主的恢复，或者美国必须有称职的人来担任职务。
曹文炼：
他对中国经济很乐观，他说到中国可持续增长，中国到2025年没有问题。下一位发言者是土耳其国际战略研究组织副总裁赛尔柱克·乔拉克奥卢先生。
赛尔柱克·乔拉克奥卢：
谢谢主持人。首先我要新型经济体发展，对在座的各位来说。能够适用所有国家的方法不太可能，南南合作必须满足当地的这些需求。当然，必须通过全球的一些机构。不管怎么说包容性的发展，必须有当地的经济，比如说像土耳其这些国家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今天全世界贫困人口是在中等收入国家。我们的经验向中国或者土耳其这些新型经济体将来可能能够采取一些扶贫的措施，来帮助他们脱贫。在不发达国家，南南合作可以打开贸易投资的机会。能够帮助非洲或者欧洲的基础设施进行融资。土耳其交通运输等等，一些新的经济体方面，通过国家的开发银行，进出口银行对它进行融资。虽然对这些国家能够做出比较重要的贡献，新的一些融资方式，直接融资等等，通过中国的投资合资企业，在非洲已经取得很多的成绩。
不管怎么说，我们在发展中国家有很大的机遇。发展中国家能够在国际的组织，和发达国家之间起到一个中介作用。通过集体的力量，发展中国家能够团结起来，解决它具体的问题，进行帮助性的增长，新兴的社会的政策包括中等收入国家，来提高他们的近来发展，以及帮助其他发展的国家。对全世界的繁荣和发展做出贡献。
曹文炼：
谢谢赛尔柱克·乔拉克奥卢先生。最后请同事，中国国际交流中心副总经济师张永军先生，让他也一块把总结做了。
张永军：
刚才几位专家学者的发言都非常好。我从中很受益。刚才六位专家都提到了，国际金融危机的发生，跟全球经济的不平衡有很大的关系。那么我想，我个人赞同这样的观点，这确实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但是我想在这次金融危机发生之后，有一些学者，特别像美国的学者，把问题的理解可能在更加狭隘的基础说来进行理解，这样可能会形成一些偏差。比如说像刚才张燕生秘书长讲到的，危机前像美国经常账户逆差，最高的时候，超过了6%，危机之后是迅速的收窄。在危机前，欧洲呈现逆差，那么经过最近几天的调整，它已经变成了的经常账户的顺差。最近两三年之前的欧盟它的逆差多的时候，2012年的差不多有600多亿欧元的规模。2013年之后，它调整为300多亿的顺差，现在大体规模有变化，但是总的来讲，在前后从逆差到顺差，大概一千欧元的变化。这种不平衡的状况，在美国，欧洲都得到了校正。但是与此同时我们能看到发达国家它的贸易逆差，像一些新型经济体，巴西，俄罗斯，他们的经济又出现的问题，他们的出现之后，跟美国欧盟等等他们收缩了经常账户逆差之后，改变了他们经常账户状况之后，实际上带来了问题还是有关的。因此，我想讲的，就是对全球经济不平衡的问题，它确实值得重视，但是我觉得不能把它作为全球发生经济危机最主要的原因，也不能把校正，全球经济再平衡作为治理经济危机的最为重要的措施，这个过程不能把它绝对化。
不管什么时候，促进经济的发展，更多的还是要从提高生产的效率，扩大生产的能力，刺激需求，使供给和需求能够在扩大的基础上，相互耦合，相互匹配，这样能更好的促进经济的发展。
刚才几位专家提到了中国的一路一带，从刚才的探讨问题的角度来讲，实际上一路一带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够发挥比较好的作用，从需求的角度来讲，从全球的需求扩张的步伐确实不够快，最主要的原因跟投资的需求不够旺盛有关。我们一带一路的计划实施以后，对激发全球投资需求有比较好的作用。从供给的角度来看，中国实际在铁路运输取得技术进步以后，一带一路规划的实施，中国在这方面取得的技术进步，会产生一个扩散的效应。在全球整体来讲，技术进步对经济的贡献率不像危机前那么大的时候，通过技术扩散的效应，有利于促进全球的经济的增长。从结构上看，我们知道过去全球的贸易，依靠航运，航运对于内陆的国家尤其不利。我们现在中国的一带一路这样一个战略提出来之后，实际上对于建立欧亚大通道，形成更高效的运输的网络，它是会起到明显的作用。这样对于欧亚整个的区域，相关国家生产效率的提高，能够产生比较好的作用。因此，从我们一带一路的战略的提出来讲，从供给也好，从需求也好，从需求它是有利于扩大需求，从供给方面来讲，它有利于提高全球生产效率，有利于提高全球供给的能力。因此，在目前的形势下，全球增长不是特别快，需求不够旺盛的情况下，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的提高，不仅对于促进中国经济自身的发展，对于促进全球的增长，都会起到比较好的作用。谢谢大家。
曹文炼：
前面中外嘉宾做了很好很精彩的演讲。下面的环节进行互动。
提问：
问史蒂芬·罗奇先生。希腊和它的欧盟的成员国谈判没有达到什么协议，最后希腊总理提出看是否满足退出欧元区的问题，您看希腊的前景怎么样，你们认为欧盟会让这么一个成员退出欧元区吗？
史蒂芬·罗奇：
这个问题已经困扰了很长时间，尤其是过去几个月。我个人对此将信将疑，所谓提出全民公决来决定，总统这样提，觉得自己有这种倾向，拒绝欧盟的提议，要求债权国要进行国内的结构改革。债务国认为他们的这种拖延还债是不可接受，就是技术性的违约了下周如果出现技术性违约，这是难以接受的。通过这些事件，猜想往往是不准的，如果有一个技术性的违约会发生什么呢？然后希腊决定退出，货币联盟，我对此也很担心。我期待这个事件有所进展。我听到的很多的解释是多次反复，在互联网泡沫破碎之前，或者次贷危机破碎之前，希腊太小了，只占欧盟的2%，欧盟98%都是健康的。互联网泡沫，美国股市10%的比例，其他都是没问题。但是这种想法是错误的，互联网泡沫之后，市场也会受到影响。次贷危机只占2%的份额，那其他主要的部分没有问题，认为不会影响大局，其实并不是这样。对此，我们不光对希腊，有跨境的影响，对德国、法国这些银行来讲，都构成风险。危机是有传染性的，如果希腊违约或者退出欧元区，会有一种蔓延的效应。
潘卡吉：
问一下王战先生，我听到很多一路一带的倡议，比如说基础设施，你们给它发贷款，不偿还，如果出现违约，你们对这些国家怎么办，怎么处理这些棘手的问题呢？
王战：
你提出了很好的问题。违约的可能是性存在的，作为任何投资里面都会有这样的风险，但是我想亚投行的投资不仅仅是金融组织，所以它的投资会参照亚洲开发银行，世行的经验，避免出现违约的现象，会对项目进行审查。当然也会出现一些问题违约，因为这些风险，我觉得我们要敢于去担当，因为在这样一条线上，六十几个国家，其中有很多是发展中国家，也有一些政局不是很稳定的国家。在做这些考虑以前，我们需要做很多的研究。包括我们现在提出来需要对一带一路整个六十几个国家的投资贸易，风险方面做出一些评估，这些都是预防出现风险的办法。但是这件事情哪怕再有风险，我觉得值得去做，因为对当前世界经济的复苏，对亚洲国家，甚至包括欧洲国家的经济发展，都会起到很好的作用。谢谢。
曹文炼：
时间的关系，这一节的讨论到此结束，感谢提问，感谢嘉宾的发言。
（茶歇）
宋功美：
很高兴邀请到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咨询委员主任，国家发展改革委原常务副主任王春正先生。第一个是城市与区域对外开放指数，国家发改委国际合作中心从2011年开始组织对外区域开放指数研究，至今三年多了，2012年和2013年博鳌会上，我们发布了对外指数研究报告，推出了国内31个省市自治区和32个省会城市及计划单列城市对外开放指数排行榜，今年我们推出2015年中国城市与区域对外开放指数，对地市级开放程度进行分析。下面有请国家发改委国际合作中心副主任刘建兴具体介绍，大家欢迎。
刘建兴：
尊敬的王春正主任，各位嘉宾，非常荣幸由我代表我们国际合作中心的课题组向大家汇报我们的研究成果。在正式汇报我们研究结论之前，先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课题组对对外开放的理解。改革开放是78年以来，我国坚持的基本国策，也是30多年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最主要的动力和秘诀。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开放比改革更为重要。我们概括为四句话，开放是改革的前提，开放是改革的依据，开放是改革的保障，开放是改革的归宿和目的。对外开放指数研究，是国家发改委国际合作中心组织开展的一项长期重大课题研究项目，在2012年和2013年我们先后两次在博鳌亚洲年会上发布了指数，今年我们发布了中国城市与区域对外开放指数是以地级城市为研究对象，这是2012年和2013年两份研究报告的延续和深化。由于数据获取方面的原因，我们选取的地级城市主要是设立了国家级高新技术开发区的城市，并且考虑到了城市建的可比性，把省级城市，计划单列处剔除，这是2012年和2013年在博鳌亚洲论坛上发布的情况。
2012年我们凭出了金牌省市，银牌省市，以及未来之星。2013年评出中部之星，西部之星。今年的城市和区域对外开放指数，在指表体系的构建方面，和以往保持了一个延续性，是一个总指标，再加上三个一级指标，9个二级指标，32个指标。在每一个开放度方面，我们从贸易投资要素，知识获取，创新能力，产业化水平，能源交往，信息流通，文化交融，我们认为最能体现一个城市和一个区域对外开放方面的一个重要的方面。这是我们课题组经过大量的数据运算所得出的结果，也是在大家资料册子上可以看的更清晰。我们截取其中的前20名，作为一个更深入的研究。我们可以看到苏州是在70个城市当中排名第一，接下来珠海、东莞，惠州，无锡等前十名城市。综合考虑不同区域的划分，以及城市发展的不同的维度，我们选取了从标杆城市领先城市和从发展潜力来看，最具潜力的城市，这样给我们表现优秀的城市，我们做了评价。就是我们评出全国的标杆城市三个，苏州珠海东莞。沿海对外开放领先城市，无锡、佛山、南通，泉州。西北东北开放最具潜力城市，咸阳、本溪。西南地区最具开放城市是桂林，内陆地区主要是非沿边地区三个城市，绵阳、株洲和洛阳三个城市。除了从综合排名来看，我们还进行了单向排名，经济开分度上凭出20强，东莞苏州珠海惠州等等。东莞居第一位，苏州经济开放说属的几个子指标之间是最有均衡的，特别是贸易往来和要素流动，都居全国地级城市的前列。技术开放度排名苏州珠海无锡徐州为四强，但是在其中当中，我们发现了一些问题。比如说多数城市，它在知识获取的能力方面，还是比较接近，都比较均衡。但是在产业化和创新能力差距比较大。特别在西南地区产业化水平相对落后。
最后一个单项排放是社会开放度。我们可以看到部分城市，总体评价，总体得分不是特别靠前，单项得分很突出，旅游城市，桂林位列所有城市第二位。遗憾中西部地区开放度普遍落后，前20名没有一个是中西部地区的城市。
我们还利用比较先进的统计方法，做了经济技术社会三个重要的维度，它们之间的协同效应，做了统计方面的研究。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经济技术和社会开放度之间，相互之间促进的作用，还是非常明显的。特别是经济开放和社会开放。社会开放和技术开放，它们之间的正向关联性表现得比较强烈。在区域方面做的分析，城市作为对象，再通过类别的划分，在此基础上进行区域的比较，对每一个区域在九个不同的二级指标上，它的得分情况，我们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对我国城市和区域之间对外开放度内部构成上获得更深入的一些判断和研究工作。总体来讲，我们的指数分布，补充说明一下，我们的方法上还是跟前两年的方法保持了一致，主要采取了主成分分析方法。下一步将深化对外开放指数研究，尤其想在明年的时候，把我们的眼光进一步从国内转移到全球，从全球的视野进行不同城市，特别是可比的城市，它的对外开放度方面进行比较，当然有一定的难度，最主要的难度就是在数据获取方面，有相当大的困难性。
最后，由于时间原因。我的介绍还是比较简答，有关理论剖析，基础数据，研究方法等方面更深入的探讨和分析，可以参阅相关的研究专著。这本书即将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宋功美：
非常感谢刘建兴做非常详细的介绍。第二个指数是中国绿色城镇化指标，2014年3月中国新城镇化规划发布以来，怎么走好中国特色的新城镇化道路，一直是政府和各届人士都十分关注的问题。过去的两年中，以运河都市研究院为主要研究力量，联合日本相关研究机构和国家发改委国际合作中心研究编制了绿色城镇化指标，下面就有请日本东京经济大学周牧之教授做详细的介绍。
周牧之：
我们知道中国有一本奇书叫《史记》这本书实际上是中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价值取向的标杆和参照系。这本书不仅渲染了为政之道的理想，同时对上之君儒豪强，下至侠客的行为准则，通过讲述的手段拿出了一套行为准则。这套行为准则稳定了延续了中华帝国两千年的重要的软实力。中国城镇化以迅猛的事态发展，也是一场巨大的社会变革。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城市化需要一套标杆和参照系。我们这次的国际合作的努力实际上的目标是希望能够形成一套可以供参考的比较有效的参考系。
中国另外一个现代的历史学家叫黄仁宇，他对中国的历史有非常深的造诣的研究，同时对整个世界的历史也有很深的造诣。他最后反复的总结中国在历史上的为政的缺失，最大的问题是不能进行数字的管理，就是数字管理化这一块，从数字化的测算到数字化的管理这一块，是我们中国历史上的一个为政的缺陷。
实际上我们也认为今天中国的城市化，如果需要让这个进程比较健康的发展，更加健康的发展，数字化的管理是一个很重要的必备的手段。我们这次的指标也是希望能够最终形成一套数字化的标杆和参照系。
这个指标有三个特点，第一个是三维视角审视这个城市。我们知道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的出台以后，生态文明这个理念就被社会接纳成为一个城镇化的关键。在这个背景下，中国出现了非常多的关于生态城镇，优美村庄这样的评价体系。但是这些大多是生态小城。中国更需要用全球的，乃至全国的视野，更加现代化的维度分析和分析我们的城镇化，而不是狭隘的环境的概念。我们在绿色城镇化的指标体系中间，是以环境社会和经济三个大的维度来立体的审视中国城镇化的进程和各个城市的表现。
城镇化指标体系的一个特色，是三三三的结构。就是用三个大的项目，每个项目下面又有三个中项来支撑，每个中项又有三个小项来支撑，每个小项后面有几个到十几个数据组来支撑的结构来表达城镇化的指标。
在做城镇化指标的时候，我们碰到了比较大的问题，就是数据的获取的问题。在中国数据的获取有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个就是碎片化，数据的碎片化。部门之间层级之间，年度之间的数据不统一，不规范，不连续的现象比较严重。另外数字失真的问题，尤其是环境方面的数字失真，比如说全国城市环境的几乎是百分之百。这个没法用。对国际分析评价的比较数据在中国还不存在。总的来讲，中国的数据是经济方面的数据相对详实，环境失真现象比较严重，社会数据比较缺乏，这样一个现象比较普遍。在这样的情况下，选举数据选取不失真的数据，第二个用大数据的手法选深层次的数据，最后深层数据变成可用的统计数据。第三个把空间地理数据，甚至用卫星摇杆这种现代化的手段，把空间的数据把它变成可用的统计数据。另外队员中外的专家们，把很多的相关的数据，最后组合成为指数来表达我们的指标。这样我们用了两年的功夫，把中国的所有289个地级以上覆盖的体系完成了。最后一个特征，就是指标体系它是一个价值取向，认知先导的指标体系。其实通过这套指标体系向中国的城镇化，能够提供一套，先进的价值的理念，先导的价值的取向。
下面宣布一下前20位的排名，从第一到第五，深圳厦门海口三亚北京拉萨。而且深圳和厦门的偏差值和后面城市偏差值之间相对比较大。社会排名的前面几位北京、上海、杭州、广州、南京、天津。经济的排名是北京、上海、深圳、广州、苏州、天津。综合下来是北京、上海、深圳、广州、苏州、杭州为前五位。时间的关系，我不多展开来讲。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几个东西，第一个就是这些城市基本上网罗了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这三个大城市群的比较有比较大的城市群。第二个沿海开放搞的早的城市，特别是在环境排名表现非常好。印证前面一位发表讲的开放是关键，开放越早的区域城市，在环境的保险上是比较好的。另外还有特色的城市，还有据点城市的排名比较靠前。几百组数据综合下来，几乎没有调一个数，就是为了某种目的来调过一个数，当然做了一些权重。
花几分钟介绍一下排名不是目的，排名是结果，我们做这一套数据分析，最重要的希望它有分析的能力，所以我给它用两个词来进，强烈的分析指向，超强的分析能力。怎么是北京排第一？我们看一下北京在全球289个城市当中偏差值，27个小项的偏差值的表现。北京普遍的数字小项表现在中国的城市比较中间，它是非常强，非常好的。毕竟它是首都，但是即便是北京的空气不好，它的环境负荷也是在中国城市的偏差值的平均值上，虽然比较低，也是在之上。我们来看一下，这是用我们的数据做出来的中国的城市的今年1-3月份PM2.5偏差值示意图。其实它跟拉萨的照片是高度的吻合，同时看到北京并不是PM2.5最严重的地方，只是它跟PM2.5最严重发源地非常贴近。我们不是不关心北京的，不关注的北京的PM2.5，只是北京的PM2.5不是中国最严重的地方。
另外的战略合作伙伴（英文），做的全球的40个国际化城市的排名。在全球40个城市当中，北京排第14位，在全国来比，北京是值一路偏红，但是从全球来看，对它的平均值以下的小项非常多，其中包括最严重的是环境问题。另外，包括北京在中国来讲，很难的文化研发，这种在北京最强的地方，在整个的全球的值当中都是平均值以下，负面的。看这个数据，一定要从全国的相对来看，和从全球的绝对值方面来看。
第二个看区域分析能力。我们可以很漂亮分析出，比如说长三角城市群各个城市的环境，社会，经济和总体的排名。另外我们可以看类比城市的分析，比如说省会城市和计划单列城市，可以看到环境、社会、经济和综合排名，从这种类比和区域，和城市本身可以从不同的视角能够把城市的问题搞清楚。
另外看广域的辐射，像气候舒适度，看完之后，就会买房子就知道买哪了。再看降雨量，再看国际机场的枢纽能力，然后看国际集装箱港枢纽力，这个可以看到今后的产业布局，交通布局怎么做。最后一张表是广域辐射能力，城市的广域辐射能力绝对这个城市对周边乃至对全国的吸引力。谢谢大家。
宋功美：
接下来是嘉宾讨论和回答问题的环节。有请国家发改委国际合作中心副主任刘建兴来主持，有请刘主任。
刘建兴：
首先有请我们这一环节的五位对话的嘉宾。李晓西，北京师范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潘卡吉·杰哈印度世界事务委员会研究部主任。张仲梁，中国市场信息调查业协会副会长。冀国强，天津市静海县县委书记。王学军，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教授。齐心，天津大学教授。我们专家已经就坐了，我想我们这一环节相对上个环节具有后发优势，人数少，时间承载力更强，所以大家可以更加畅所欲言。第一个话题请各位专家就我们刚才发布的两个指数进行点评，特别是提出一些改进的意见。虽然刚才，我是作为发布人，我现在又作为主持人，但是希望大家不用顾及我的面子，希望大家多拍砖，只有拍砖拍的越凶，我们改进空间越大。第一个问题，每位限时三分钟。
李晓西：
首先感谢咱们国际中心的邀请，还有祝贺我们两个指数的发布，对外开放指数，我第一次听到这个指数的发布。如果对外开放，我们不可能有现在的成果，所以对外开放指数是非常重要的，具有创新性。是不是别人发布过，我不知道，但是我是第一次见到对外开放指数的发布。对绿色城镇化的指数，我印象最深的是含298个地级市，我们也做过一些，我们大概到了一百个，我们根据环保部的114个城市中间，我们用了他们114个，但是其中有14个部分数据有缺失，我们用了一百个。周介绍当中，尤其是图，每一个图做出来都是不容易的，包括交通的枢纽，气候的情况，都是下了很大的工夫做出来。我也表示祝贺。三分钟就是祝贺，同时我们是一个战壕的朋友，我们也在做绿色指数，看了你们的成果，我表示祝贺，也感到非常的祝贺。
刘建兴：
这些指数，从各个方面了解到，不是唯一，也是做的比较少的。这个项目的原创发起人，就是曹主任，得到社会的反响还是很好的。印度是我们的重要的友好邻邦，无论在对外开放方面，还是在可持续发展方面，面临的问题都有相似形，所以请潘卡吉·杰哈先生做一个评论。
潘卡吉·杰哈：
我刚才听到的报告非常的全面，引起了我的一些担忧。无论是社会经济，还是文化等等。有些数据在其他的城市找不到，数据不完全，导致这个排名不完整。对环保方便我有几个问题。首先，我们作为环保的参数，你考虑的是哪些因素，您是如何细化这些参数的组成部分，是大气污染，还是风险管理？还是排放的标准等等。通过什么样的分散的指数获得这样一个指标呢？获得这个结论呢？第二点，印度更重要的是我们经济发展的速度比较慢，但是我们经济的问题通过三个指标参数，第一个是经商环境，第二个开一个公司必须通过的手续，第三成立一个公司需要的时间表等等，这些参量，是不是也在你们的可行变化当中，你们也加以考虑了吗？这是经商这方面。社会方面我想强调一下，我们也有一些指标，我们借用的世行标准，就是人口密度，就业问题，还有家庭的大小，成员多少以及幸福感等等。这些参数可以采用起来，来综合的评估中国的城市在幸福度，满意度，社会经济文化等等的环境，综合来分析来获得这个城市是一个幸福的城市。北京，从这个角度来讲，不可能成为一个排名的城市，因为从环境来讲，人们不太信服。
在印度从事好几项工作，跟这个有点相似，我们有一个计划部以及实施部，我们采取了一些数据来自各个方面。有大量的统计局来采取这个数据，最后形成了一个年报。是由我们计划部出版的年报，这是统计报。那么通过这样，我们对每一个城市的情况，形成一个计划，那么根据当地，形成微观层面的实施计划，谢谢。
刘建兴：
谢谢潘卡吉·杰哈先生给我们介绍的印度的情况，希望我们接下来积极合作，共同开展这方面的研究，把研究的精度继续往前推一步，政策性进一步的提高。谢谢。下面有请中国市场信息调查业协会副会长张仲梁先生。
张仲梁：
首先同意李晓西的研究，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研究，无论是对外开放指数，还是预设指数，在今天无论是城市化开放都要有一个标杆，需要知道往哪个方向走。这个指标提供了前进的方向。第二个在今天的中国做指标体系，无论是开放指标体系，还是预设的指标体系，都是很困难的事情，很有挑战的事情。第一点体现在概念化，什么叫开放，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开放的理解。但是这个理解体现了美国研究者的价值导向，对开放指数理解不多，对预设指数了解比较多，比如说建立紧凑城市，紧凑城市，紧凑度就是预设指标很重要的方向，但是返过来，我们以前的城市化，它是限制紧凑的，我们有很多指标是限制这个城市的紧凑。比如说它的信息化水平越高，获得排名越低。这里面概念化是非常重要的，体现了编制者的价值导向，这种价值导向是各种指标体系的支撑。在印度，我几个方面的指标，比如说环境，比如说行政效率，行政效率怎么样，行政支撑经济和企业，还是不太支撑？这是很重要的指标，比如说办一个公司，它需要耗多陈时间，办多少手续来衡量，这是有标准的。在预设指标体系来面讲经济的支撑里面是提到了这些指标。这里面其实体现了很多的指标体系它共同的一种价值理念，就是属于全世界都认可的价值理念。这是一个困难，就是概念上大家比较难以达成困难地第二个困难，可操作化，一个概念不见得能操作。因为很多的数据比较缺乏，同样一个标准，同样一个尺度产生的数据可比较，可衡量，可持续的数据比较困难。这个对操作是一个挑战。一方面有一个措施，利用现有的指标，另外周牧之在预测指标里面利用大数据的信息，现在不一定依靠本身存在的传统数据，现在很多的数据存在在网络之中，而且这些数据都是非常重要的。在这里面给一个特别欣赏的指标体系。指标体系确实，创新不是有多少科学家工程师，不是有多少资金，而是在于一个环境能支撑创新。比如说美国有一个创新指标，它怎么衡量环境，它的永远一个很简单的指标，同性恋指数，大家知道性关系同性恋都是最开放，考虑青年人的接受开放度。用一些能够类比，能代表的东西来表现。
刘建兴：
张会长讲的非常的洪家，两个困难提出来了，一个概念化的运用，蕴含价值导向的概念化的操作。另外一个可操作的困难。张会长给我们提了很多好的建议，你提的创新的指标。我们做对外开放指数的时候，也参考了卡耐基梅隆（音）的指标。下面有请周牧之教授，您的话，就是主要批评我们。
周牧之：
我再花点时间，我再解释一下我自己做的数据。因为这个数据刚才讲了这个指标体系，是一个价值取向，然后认知先行的一个有强烈的特征的指标体系。为什么这么说，实际上在国内开展这个城市化的调研，从92年就开始，这种大型的国际调研，一直持续到今天。其中我们在2001年拿出了一个很重要的报告，提交给了中国政府。在这个报告中间，我们讲了四个中国的城市化社会的目标。第一个城市化社会是节约化的社会目标，第二个是人才物的流动社会，第三个是可持续的社会。第四个是市民社会。所以今天我们这一套指标体系实际上也是围绕着四个社会来重新用指标怎么界定和评价中国的城镇化和城市。所以关于数据的问题，我们也做了非常多的研究，包括张仲梁先生讲了很多的怎么去把一些相关性的指标把它组合出来，最后表达我们的价值取向。
第二点，我们印度的同仁，刚才讲的很多的东西，我都接受。同时也在开展下一轮中国的城镇化的指标体系，怎么去在亚洲形成一套可以对比的。在北京，在中国比，北京是冠军，但是在全球比，就能看到它的问题所在。它需要两套体系来交叉评价，它就会更加有意思。欧洲它是有一套欧洲城市的评价体系。当然我们觉得它还相对简单了一点。所以我们正在研究，就是明年中日之间还有中国的自己的，还有几个特别行政区，包括台湾的城市，我们怎么把这些东西完善好，在东南亚今后看看能不能跟印度合作，这些区域当中有代表性的城市，形成一个亚洲城市的评价体系，这样我们交流起来，我们在看我们亚洲的城市，会更加立体，更加全面。谢谢。
刘建兴：
我们现在做国内的比较，我们下一步首先在亚洲，对外开放指数也是能进行一个国际的对比，开放还是不开放，标杆在什么地方，只有比一比才知道，这是我们共同努力的方向。有请北京大学的王学军教授。
王学军：
刚才几位专家的意见，我都非常的同意。周教授也说过了，这个指数是一个结果，更重要的是怎么用。将来我们政府看到这个指数之后，可以看到我自己的差距在哪，我的努力方向在哪。企业家看到这个指数，看到到哪投资，这个环境是否适合我。另外我想指数公众也可以看，指数看到我希望在这个地方生活，我希望在这个地方发展，这是非常重要的。同时我还有一些小的问题进行商榷。第一个，我们现在看到的指标是比较多的，有很多的不同的部门都在发布指标，我觉得我们要有一定性的研究，特别是特别相近的指数，他们之间您选举的指标体系，他选取的指标体系不同，最后对平的结果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指数多了之后，受众，听众可能会得到不同的信息，我怎么样去筛选，这是我想谈到的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小的技术问题，其他的指数也有这个问题，我们知道有一个木桶的原理，就是一个木桶，它的水能盛多少，由最短的班子决定。一个地区，绿色也好，情况发展好不好，我们有很多的指标衡量。假设我其他的指标不错，而有一个指标非常糟糕，可能这个时候一票就否决了。或者一个比较技术性的指标，污染物浓度低的时候，它跟指标是线性的关系，当浓度升到一定定生活下，是非线性的关系。那这样的情况下，指标选取的方式是不是合适，这是值得研究的。谢谢。
刘建兴：
谢谢王教授，给我们提出两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第一个是指数如何用，特别是讲到很多的指数，他个指数是最好的。我突发奇想，是不是可以编一个指数之指数。第二个技术性的问题，我们考虑到了，编的时候考虑到这个问题，不同的指数它如果过了一个法值的时候，它的权重是不是要有变化，但是我觉得那是精细化的指数，现在我们在粗放阶段，还达不到，需要共同努力。下面请最后一位嘉宾天津财经大学的教授齐心教授。
齐心：
一个指数的发布，还有一个指标体系的发布。第一次听到，但是给我的感觉地它反映了三个关系，一个就是人与技术，人与机器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环境的关系。处理好这三个关系。您刚才讲了从指数的对外开放度，还有一个社会开放度，还有一个技术开放度，三个度。还有从三个开放度下，又有二级的指标，这九个二级指标，给我的感觉，就是提供的思考，就是根据这样的指数，我们可以进一步去优化我们的贸易方式，投资方式，经济合作方式，甚至把贸易投资经济合作三种，三个方面的方式进行优化比选，所以我觉得这个指数发布，虽然我是第一次听，但是还是有很多的感想。另外，就是指标体系的问题，指标体系其实是我们投资环境当中特别特别重要的依据。前几位专家讲的内容，提的建议，在做指数和指标体系的时候，都有所考虑，比如说双边的，区域的，这个可能对投资人来讲指引性更好一点，依据更好，价值取向先导，这两个发布非常好。谢谢。
刘建兴：
谢谢齐教授，从人与技术，人与人方面，确实把做指数的意图把握的很好，给我们提出很高的要求，希望我们今后跟财大的合作方面，是一个主要的内容，谢谢。
下面回到我们分论坛的二的话题，国际金融危机和可持续发展。在第一个环节的时候，八位嘉宾对国际金融危机以及当前的全球经济的走势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也做出了很多对我们具有启发的研判。我们这一专题更加聚焦在后面一个话题上，可持续发展上，绿色发展或者说可持续发展除绿色之外，其他的社会等等方面的可持续的发展，这是我们这一环节最重要的主题。在座的各位都是在这个领域里面非常有研究，非常有造诣的专家，使我们主办单位会务组专家咨询委员会，从社会各个领域里面遴选出来的，适合在本论坛进行对话的。我想还是给每位专家5分钟的时间，讲讲您对国家金融危机背景下可持续发展的研究，新颖的观点，觉得可操作的政策研究。
李晓西：
我们做了一个后2015年人类绿色发展指数2014年。当时联合国要求全世界的各个部门都来做，那么我们这本书，待会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当时我们得到这个信息之后，我觉得我们应该发出自己的声音，做绿色发展指数。什么是人类的绿色发展，我们想的从两大维度，一个是人类的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一个就是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两个维度。两句话表示，人总要吃饱肚子，要能住，要能够有行走的条件，要受教育，要有基本的卫生。为了便于记忆，概括了吃饱喝净，健康卫生，教育脱贫，这是在我们社会经济的角度，我想提这几点，相应我们有类似的指标。在资源环境持续方面，天蓝气爽，地绿气清，生物共存。从这个方面我们选了12指标。比如说我们在社会经济可持续方面，我们贫困，收入，健康教育卫生水等。贫困我们选了低于食物能量摄取，我们世界来自国际组织的，有世界银行的，还有环保组织的，有国际能源署各个方面。我们这些指标，比如说就一个水质标，它的就要有一个国际方面将有40个方面的指标涉及到水的问题。40个指标，我们都做，不可能做那么多。因为全世界讨论的时候，我们感觉到后2015年这个指标做起来，我们觉得有效，但是要有限，不要搞太多，所以我们选了12个。我们受了UNDP，他们编的人类发展的指数，一个教育程度，一个人的寿命数，还有一个是人均GDP。用三个指标衡量全世界，这个指标出来20年了，虽然进行了调整，但是这个指标简练的，我们在这三个基础上，加上九个，在各个指标当选，我们在国际指标中少则20，多40个，我们选一个。有一些指标，它涵盖，只能涵盖50个国家，我们嫌少，我们希望它涵盖的越多越少。时间跨度最好能达到2010年，2011年的时间，不要2008年，2003年才有。把好的指标取出来。这是我们选的指标，在这本书里面，我们最后专门有每个指标怎么选出来的。
我们计算的时候，通过了这样几个等级，我们选的时候，因为是人类绿色发展，包含了一个含义，就是比较重视既要发展，又要绿色，纯粹绿色是不可以的，我们翻译美国的绿色指标的书，它有225个指标，全是环保，对我们来讲，这个指标太奢侈了，我们做不了。我们讲绿色发展，发展还是必须的，没有发展它绿色也是不行的，因此我们是绿色发展指数。在这个里面，我们在选择中间，就根据这样的一个思路来选这些指标，它既有我们发展的指标，也有一些绿色环境的指标。这些指标选了之后，权重怎么定，一开始考虑用它的相干依存度，依存度度就降低一点，土地跟生灵之间，土地是不是依存度高，依存度我们降低，后来试着算，恰恰是在社会经济发展的很多的指标，卫生和人均GDP这些相关度是更高。最后我们有一个想法，就是不管社会经济也好，资源环境也好，我们干脆认为它们等同同等重要，提了双重持续。用这样的概念，我们在权重方面，我们最后搞了一个等权重，12个指标，算来算去，发现每个指标太重要了，空气和水哪个更重要都重要，吃饱肚子和喝干净水哪个重要，都重要。最后选取的结果，干脆用人文关怀，每个指标选了等权重，不是最科学的，但是是最可以实现。这样使得全球用简单的办法做后2015的规划。
刘建兴：
谢谢李老师，不仅地着智慧，还带着礼物。利用便利向李老师提一个问题，提到绿色发展指数，也提到您对标的地方，就是UNEP的，中国的排名，在您的指数发展的排名，在人类发展指数当中是上升了还是下降了？
刘建兴：
这是做指标体系必须要完成了，选了312个主权国家，中国排名第86。最高的是瑞士和瑞典，他们是排的最前面，美国排名是第61。这个排名，由于我们指标的选择，它有一定的局限性，所以我不能说这个排名是最合理，我们现在探讨一下，能不能把相对排名变成绝对化。GEP算是生态的亮点，我们和哈佛大学交流中间，很多谈到衡量的指数，能不能几有相对，又有绝对。GEP的指数，贵阳会，有中科院专家做出来，贵州的GEP60万亿，北京是负数。这个如果完全这样的数听起来也挺难以难受。我们2010年做绿色发展指数，北京按统计指标算都是第一名。我们在人民大会堂做发布的时候，北京接受不了。海归说从拿回来，北京的空气不行。为此采取的一个办法，一个就是把各个城市的做出来，选来光做省区的，各省区一做，北京下降了，可能排到第五六了。后来还不满意，我们搞了问卷调查，在40、50个城市做问卷调查，我们和国家统计局合作，他们监测中心，问卷调查对北京极为不利，统计分析北京市是高高居第一，问卷调查北京是打数第几。对很高职位的专家来说，你们的问卷调查更客观。为什么问卷调查为什么差距这么大，北京高素质人才比较多，对北京要求比较多。因为我们到青海调查西宁，因为青海排名靠前，西宁靠后，反差很好，我们了解情况的时候，青海包括西宁对自己的环境相对北京，容忍度特别高，没有关系，他们几个开发区的雾霾也是很严重的。把北京展示出来，要辩证的看它，我们算2008年的数字，黄标车40万辆干掉了，奥林匹克花了多少钱绿色投资，那个地方能做到这一点？做不了。我们算正好08年算起。北京这些指标会非常高，但是有这样的影响。
刘建兴：
听一下潘卡吉·杰哈从印度给我们带来的信息和观点。
潘卡吉·杰哈：
印度和中国都是两个不同的经济体，我们现在就一方面减排，一方面养活我们国家的人口。我们考虑协同效应，有两个领域，我们中国和印度开展一致的措施来解决这种减排以及我们的养活人，我们各自国家人口的问题。从这个角度出发，全球的社区不要把眼光局限在2015年，要跨越领域，而且要考虑到我们的发展，这个发展一方面考虑脱贫，脱贫涉及到中国和印度。脱贫也不要牺牲环境，不要以牺牲环境为代价脱贫。中国和印度有几个领域考虑，第一个领域就是我们要考虑到的农村和这个城市人口的差距，我们都是新型经济体，所以我们不应该某些领域领先，某些领域落后。市场在一些不同的领域在发展，另外亚洲的市场也在向外移，而且还有一些地方，有一些劳动力和资本也在不稳定。另外有些市场，甚至移向非洲，在一年当中，而非洲从总体角度来说有非常多的人口，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要把发展不仅仅局限在亚洲，而且要考虑到非洲。我们可以做五大领域，中国和印度应该加强合作。首先我们在发展当中，我们和经济当中存在一些差距，实际上我们可以开展相关的合作。而且对全球的角度来讲，都可以开展合作。我们这几个领域先考虑到人力和投资，人口和投资就是我们中国和印度的人口非常庞大，我们对人力资本进行投资。不投资就会带来一些不稳定，政治的不稳定，而中国和印度如果要是不对人力资本进行投资，就会对政治产生不稳定性。两国的女性都没有发挥重要的作用，因为很多地方对女性的作用没有重视，其实女性的创业精神，应该要重视，这样他们的家庭，他们的小孩都可以纳入到社会，融合到社会当中来。
另外一个是信息技术，中国是硬件生产的国家，印度有一些软件的生产，我们可以把信息技术来进行推广，另外涉及到气候变化等等。印度关于这方面，有两个重要的问题，第一个就是我们要考虑到农村的人口，我们有很多的农村人口，另外有很多的人力资源，我们可以建立呼叫中心。另外我们有一些资金促进全球的技术，中国和印度在发展技术，另外我们发展全球技术的基金，这样可以在金砖银行支持下来促进技术的基金。两国可以通过这个平台提供。
在土地丰富的地方可以利用。在更好的农村发展经济，这是我们要考虑的。最后一点无论中国还是硬度，都是很大的国家，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在今后的十年，提高大家的意识，很多的中国的边缘地区，知道是气候变化的问题，经济和气候变化的关系，他们不知道，他们只关注自己的自己的衣食住行，在这方面希望进行一个对话，在地方层面进行一个对话，在发展中国家如果大众不参与，就无法扶贫，可持续发展就无法实现。
总结一下，我们应该加以解决，大家都知道中印两国，NGO有很多的市场的目标和社会的目标。地理科学以及一些技术，应该向这些NGO提供，实现他们的目标。我们应该将农业经济扶持起来，比如说灌溉，农业科技等等，在这方面中国起一个引导的作用，因为发展中国家你们做的最好，农业的智能政策做的最好，在这方面中国可以起一个示范的作用。
刘建兴：
谢谢潘卡吉·杰哈先生，中印在五大领域的前景和重要性。一人五分钟，到6点准时结束。有请张会长。
张仲梁：
在回答你的命题作业之前，谈一个观点，就是刚才李老师提到，指标体系生产的东西有很多的差别。我想分享若干年前做了一个讲座，若干经济评价的三个世界。客观的世界，到底开放怎么样，预设怎么样，理态世界，模拟，离客观世界有一定的距离，价值导向不一样，决定了你的价值导向的结果不一样。第三个是主观世界。美国对北京，对东莞的开放有不同的理解。这样就有差别，理态世界和客观世界的差别，还有受众或者是各位听讲者的主观世界，跟你的理态世界的差别。说穿了，我们做任何的研究，尽量追求我的理态世界，离客观世界尽可能近。但是很麻烦，因为所有的受众都是以自己的眼光看世界，以它愿意看到的世界的角度去看世界，它看它愿意看到的，所以这个差别，这种误区，这种误会是不可避免的，这是我想李老师给我的一点歧视。
在金融危机之后，我们怎么走向可持续发展，再平衡，或者经济的新常态。时间关系，讲一个题目。我们以火车头动向的牵引走向动车头牵引的增长。寄希望投资进口走向所有调动的需求，现在讲消费，不能都寄托在消费，因为每个人的空间有限。第三个寄托房地产、制造业，到所有利用的产业，某些企业重视外资，国企，对万众创新，所有能够利用支撑的企业，我的意见就是从和车头起岸，到动车走牵引的增长，调动一切能调动的需求，企业、行业、市场等要素。
周牧之：
跟纽约的金融圈打交道非常多，金融危机前一年，我跟小手川大助两个有一个共识，就是美国要出大事了，金融危机肯定要来了。我现在记得金融危机爆发的前一年，我回东京的时候，我下了飞机，没到办公室，没回家，直接就去了东京证券交易所的社长齐藤的办公室，我一下飞机打电话，就跟他讲美国要出事，东京怎么办，金融怎么办，一定要把防火墙建起来，这是一个故事。一年之后，在东京开东京论坛，是中日之间一个最大的交流平台，是我创建的。08年，我带了30多个副部级以上领导开会，就在开会的时候，就是在大家发言的时候，开主题会的时候，报雷曼破产了，中国经济学家上去幸灾乐祸，说美国人终于出事了。日本的财务省的领导跟我讲，我们没有问题，我们刚刚花了十多年的功夫，把金融机构从泡沫经济破灭之后，所有的清干净了，问题不大。半年之后我回到亚洲之后，什么问题不大，一片萧条。再讲在美国奥巴马上台以后，根本就没有对华尔街进行任何本质性的改革和整治，到今天歌声依旧，老戏重来，结论肯定是全球性金融危机会再来，而且会来的更猛烈，而且对我们是绝对的有冲击的，怎么办？这是我讲的第一个事。
第二个事，就是我们一定要把实体经济管住。不要太多的去鼓励或者是过分的去强调依赖虚拟经济。因为全球的虚拟经济肯定要出大问题，肯定要重新洗牌，只是时间的问题。只是一个事件的问题。我们的实体经济要更多的关注，更多的鼓励，更多的激励，这是我们今天中国现在最应该做的事。
刘建兴：
周教授讲故事的高手，时间非常有限，希望有机会能听您更精彩的故事。下面请王教授。
王学军：
我想关注一点绿色，绿色的发展，从这个角度来谈一下我的想法。可持续发展的词，很久了，很老的词，现在说可持续发展，绿色发展的概念，中间产生了很多的新的概念。比如说说两型社会，现在又是生态文明建设。这些概念，无论从哪个角度去谈，它的宗旨基本上都是一样的，我们在发展的同时，这个发展应该是环境友好的，资源是高效的，是低碳的。就是跟我们现在的绿色循环低碳发展是一致的。我从另外一个角度看，我们这么多年论证的必要性没有什么好论证的，就是必要的。现在是怎么做的问题，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我看到就是我们从十八大以来，包括十八大也好，十八大三中四中也好，刚刚生态文明建设推进的意见。开了一个非常好的头，仔细去看，里面有很多的东西，从顶层设计真正想解决这些问题，比如说产权，自然资源产权制度的改革，比如说生态红线的划定这样一些东西，都非常好。但是因为正因为它是顶层的设计，所以它要去落实。比如说简单说，像自然资源产权制度的改革，它其实是体制上大的调整，这个是非常难的要做下去。因为我们涉及到很多的部委，环保的，国土资源的，林业等等，我们就要去详细的设计，这样怎么样去做，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再比如生态红线的制度，生态红线是广义的概念，里面有环保的底线，有自然资源的线，还有生态的线。几个大的线，它有一些详细的设计，必须要考虑，而且这个详细的设计完了之后，我们跟着的比如说我们对领导干部的考核才能落实。因为没有这些东西的支持，你对领导干部的考核就成了一句空话。我们下一步确实应该实实在在的具体的把中央的东西怎么落实一下，这是我们考虑的巨大的问题。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就是政府在这个方面其实是可以做很多很多的事情的。过去老说一句话，就是市场要起决定性的作用。市场起决定性的作用，在我们推进绿色发展的时候，其实政府可以发挥很重要的作用，比如说举一个简单例子，比如绿色发展当中发展环保产业的市场，环保产业没有严格的要求，这个行业肯定发展不起来。资源循环利用产业，我们鼓励老百姓用再生资源的产品，他有疑虑，不知道这个产品是不是合适，这个时候政府制定很多的标准，很多的规则，让产品准入更加的好，废油是练航空油不是练地沟油。政府在绿色发展这一块可以发挥很重要的作用。就谈这两点，谢谢。
刘建兴：
谢谢王教授。最后一位发言嘉宾，有请齐教授。
齐心：
这个话题想了一下，还是有几个方面的认识。一是共识。刚才周牧之教授讲的价值取向先导，我觉得这个公式很重要。我觉得对于绿色环境的经济的发展和对绿色环境的经济的驱动这一块，我们觉得在的目标上应该有共识，全球做平衡发展，可持续发展，绿色发展，还有讲的包容性发展。这几个，这是我们在绿色发展当中使显得这样一个共识。第二个是环境治理的共识。比如说环境治理共识，比如说碳排放，碳排放引起的温室效应问题，全球都在关注，所以单边排放它所形成的外部效应，也是全球特别关注的问题。第三个就是我们讲的国际合作的一个共识。就是所有的环境不是单方面的，是各个国家都要共同参与，共同行动的。
第二个就是达到了共识，认识的共同体，就有行动共同体。这个行动共同体，包括我们政府，企业和我们的学术机构。政府间的合作，政府和企业的合作，政府和企业和学术机构的合作。这三个层面，由于它们这样的一个择权利选不同，利益驱动不同，所以这样的共同体行动起来，他们有各自的价值取向。
第三个就是在共建中进行协同行动。共建中协同行动，就是首先我们要有一个规则合作，这是刚才前头的专家已经讲到，要规则合作，我们要利用联合国的气候变化这样一个大会的平台，我们充分利用CDM机制，还有减排的机制，通过政府企业进行一个方案设计。第二，就是政策合作。比如说我们讲的碳税，碳配额，这方面。我们激励企业进行技术创新，进行技术环境的扩散。第三个就是研究合作。通过我们RGV，通过这样的一个投资方式和合作方式，让我们形成的大众创新，万众创业有这样的一个合作组织，和这样的一个投资的方式来进行。第四个就是我们觉得是区域合作。区域合作上一节专家也讲了，TPP，RCP都讲了。我们中国的一带一路我们把周边的国家带动起来，然后发展区域合作的角色和力量，把绿色经济作为我们新的经济增长的驱动力，包括大力开展的互联网+，还有绿色供应链，还有新能源开发，这些新的商业模式的应用和新技术的推广。这是我们在绿色经济这一块应该有这样一个思考。谢谢。
刘建兴：
谢谢齐教授，谢谢在座的六位发言嘉宾。节约出一分钟时间。
李晓西：
我再补充一个观点，对金融危机和经济再平衡，对这一点，我自己感觉到把金融危机和世界经济的再平衡联系在一起，我自己感觉到不妥。98年的时候我带了一个团，我们去了四个国家，新加坡、泰国、印度尼西亚调查金融危机的问题，根本不是亚飞国家的事，是美国经济有问题了。我当时参加了钓鱼台的中美交锋会议，因为经济失衡是因为中国储蓄太多了，我说反而华尔街的老板的野心太多了，把很多的东西衍生了很多次，不知道衍生到什么地方了。我对我的学生说衍生品衍生两次就可以了，衍生三次四次不能做。据说首都机场，包括上海港口衍生品听他们讲数据公式不知道什么东西了。因此我对上午评论一下，希望大家对金融危机重点还是看国内经济，尤其是大国经济。华尔街有一批落败性占领华尔街，这才真正对了，是华尔街造成抢夺全国的财富。不要说中国的财富多了，是产生了金融危机了，这只是他们想的话。我最后一个调查报告，东亚金融危机调查报告，在1998年底或者99年出的，如果有兴趣查一点本书，东亚经济实体调查。
刘建兴：
谢谢各位，请归座。下面把主持放给我们曹主任做今天下午的分论坛的总结。
曹文炼：
第一讨论了国际金融危机和全球经济走势，第二个讨论了可持续增长与全球绿色发展。同时差了两个指数的发布。下面有请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咨询委员主任，国家发展改革委原常务副主任王春正先生发言。
王春正：
谢谢主持人。最重要的发言，大家已经讲过了。我最后做一个小节。尊敬的各位嘉宾，女士们，先生们，经过今天下午三个多小时的研讨和交流，应该说第四届全球智库峰会专题论坛二，国际金融危机与可持续即将圆满结束。我代表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向所有与会的各位嘉宾表示衷心的感谢。各位与会嘉宾的发言，都非常精彩，大家畅所欲言，分享知识，贡献智慧，对国际金融危机进行了深刻反思，对国际经济形势，新发展，新情况，性趋势做了深入探讨，对促进全球绿色增长和可持续发展提出许多有价值的建议。专题承担单位通过这次论坛发布了一批研究成果。其中包括中国城市与区域对外开放指数研究报告2015和中国绿色城镇化指标体系，这两份报告对于认识中国的开放性经济和可持续发展，对于支持科学决策都有一定的参考记忆和引导作用。下午会议的讨论，我想概括起来，有几个方面使我们得到了深刻的认识：
第一个方面，走出国际金融危机影响需要改革创新。从2008年9月至今，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已经快七年了，其成因复杂之深远超出了我们当初的预计。当前世界经济仍然处在深度调整之中，复苏进程艰难曲折，发达经济体走向分化新型经济体增长放慢，不稳定，不确定，不均衡性依然突出。国际金融微机深层次影响仍未消除，防范和化解国际金融危机仍然是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挑战。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受世界经济深度调整和国内三期叠加因素的影响，经济下行的压力仍然较大，相比过去几年现在面临的任务更艰巨，形势也更为复杂。我们党中央国务院把改革创新作为应对新情况，新形势的重要发表，坚持推进结构改革创新发展，加快形成经济可持续增长新动力。近两年来，通过采取扩大简政放权，完善财政预算制度，加快利率和汇率市场化，强化城乡养老保险制度，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和构建开放性新体制等重大改革措施，让市场力量充分释放，促进转型升级，进而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培育经济稳定增长动力源。特别是着力加强创新能力建立，推动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充分发挥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的作用，有利的促进经济稳定增长。实践经验告诉我们，只有依靠改革，依靠创新才能从根本上走出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
从讨论中深化意识的第二个方面。实现全球可持续发展，需靠生态文明建设。可持续发展是联合国既千年目标之后提出得罪重要的发展目标，得到世界各国人民的广泛认可。可持续发展也是我们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重要内容。我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发展面临的压力更大。近年来我国资源环境瓶颈制约持续加剧，特别是环境承载能力已经达到接近了上线，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资源约束趋紧，重要资源人均占有量，我们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耕地淡水人均占有量只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43%和28%。石油天然气等重要资源对外依存度持续上升。2014年已经分别达到59.5%和31%。特别是发展方向还是比较粗放，单位GDP消耗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二是环境污染比较严重，污染物排放总量远远超过环境容量，大气水土壤污染问题比较突出，雾霾天气频发，空气质量达标的城市还不是很多。三是生态系统退化，森林总量不足，草原退化，水土流失，荒漠化等问题比较严重。生态恶化趋势，当然现在经过努力，生态恶化趋势正在不断得到扭转。总的看到的资源环境问题是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过程当中躲不开绕不过必须解决的紧迫问题。党中央国务院一直非常重视可持续发展问题，党的十八大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十位一体总体布局，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加快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十八届四中全会要求用严格的法律制度保护生态环境。最近党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这既是落实中央精神的重要举措，也是基于我国国情做出的战略部署。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对可持续发展的高度重视。我们相信按照意见的要求，按照意见的顶层设计和总体部署，通过精心实施各项重点任务，重大项目，重要政策，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一定可以取得重大成绩，可持续发展会更有保障。
经过讨论，大家深化意识的第三个方面。建立对外开放和绿色城镇化科学评价体系很有必要。为了适应经济全球化新形势，和我国对外开放新任务，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国家发改委国际合作中心从2012年开始连续多年编制一套，能够较为客观反映不同城市和区域对外开放水平的指数。并多次在博鳌亚洲论坛上发布。今天下午发布的中国城市与区域对外开放指数研究报告，应该说评价方法比过去更加成熟，结论也更加可信，可以为中央宏观决策提供参考，为各地方经济建设提供抓手。中国绿色城镇化指标体系虽然首次发布，分析框架还是比较严谨的，希望大家支持和帮助国际合作中心继续完善这套定量评价体系。刚才各位专家提出很多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对这些意见和建议合作中心将会认真研究。
最后向所有与会的嘉宾，为会议成功召开而辛勤的会务人员，会议的支持单位，表示衷心的感谢。祝大家在工作中取得更大成绩，谢谢大家。
曹文炼：
谢谢王春正做的总结，当中的有很多精辟的观点可以为下一步智库研究中要加以完善和思考。下面我宣布本次论坛，本次专题论坛，国际金融危机与可持续发展到此结束。感谢各位演讲嘉宾，感谢全体听众，特别感谢我们辛勤工作的同声传译的翻译人员。